儋耳的来源和迁徙

儋耳乃是耳挂重环,使耳下坠拉长而得名,因为国名。始于任姓,居于黄河以北,约于商初已南迁于岭南,以后再通过雷州半岛而进入海南岛,又逐步南迁到岛南端的儋县。后来骆越人、黎人迁入,儋耳人融入于越、黎人之中,到汉代时,儋耳已成为郡,逐渐消失其民族特色。到唐代时,已不见儋耳族人的名称了。一、儋耳的来源儋耳之名,最早见于《吕氏春秋·恃君》云:“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又《任数》云:“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儋耳。”高诱注:“北极之国”。即把儋耳列为北方之国。儋耳又被写作(?)耳,毕沅谓:“《大荒西经》作‘(?)耳’。”松皋园谓“儋耳在南海,宜以(?)耳为     

隋朝在海南建置考略

《隋书·地理志》记载隋朝在海南的建置有“珠崖郡”及义伦、感恩、颜卢、毗善、昌化、吉安、延德、宁远、澄迈、武德十县。本文认为 :该志所载有误 ;隋朝二世均在海南建置地方行政机构 ,其中 ,隋文帝开皇年间立崖州及义伦、临振二县 ;隋炀帝大业三年改崖州为珠崖郡 ,至大业六年增至三郡十县。三郡即珠崖、儋耳、临振郡 ;十县即义伦、昌化、感恩、毗善、宁远、延德、澄迈、舍城、临川、陵水县。     

苏东坡在儋耳

1097年,苏东坡被贬儋耳(今海南岛儋县)时,已经62岁了,他自料此去必死,所以安排了后事。他描绘临行时的情景说:“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孰料在遇赦北归时,他却又唱道:“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儋耳竟成了他的老家了,变化不能说不大。促使他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别的因素,而民族友谊的力量,恐怕是主要的了。邓拓同志的《旅途杂诗·蜀山忆东坡》一诗中说:“累年谪宦悯荒     

《全唐诗外编》误收孟浩然诗一例

《江上别流人》一诗,孙望先生的《全唐诗补逸》题作王维诗,并注曰:“见《永乐大典》卷3006。九真。人字(五函四十二册)。按此诗又见于《全府诗》卷159孟浩然集中,题下无注,故不属逸诗。然此诗作者究竟是王维,还是孟浩然呢? 考《孟浩然集》版本,天宝四载(745)宜城王士源所录的本子今已不见,现存最早的版本为黄丕烈题识,藏于北京图书馆的宋蜀刻本,该本卷三收此诗,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孟集卷一亦收此首。此外,如四部丛刊景明刊本、四部备要校刊明刻本均收此诗,异文甚少,亦无注明曾收入他集。     

《志林》管窥

《志林》全称《东坡志林》或《东坡先生志林》,新版《辞海》、《辞源》内“东坡志林”条皆定为“北宋苏轼撰”。按元符三年五月,哲宗大赦天下,苏轼在由儋移廉的北归途中写道:“《志林》竟未成,但草得《书传》十二卷,甚赖公检阅也。”又,后世五卷本,一卷本,十二卷本各种不同版本差异非常大,可说明《志林》并非苏轼亲定。而且把《志林》与《书传》并提,两书性质应该相近。《书传》是东坡自视很高的学术专著,尝言“但抚视易,书,论语之书,即觉自生不虚过,如其他何足道哉！”则《志林》也应该是有计划写作的煌煌大论。通行的五卷本《志     

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

在《佛祖统记》中，发现谢灵运佚文一篇，即谢撰《庐山法师碑》文，此文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漏收。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得《文选》残卷一通，其中谢灵运《述祖德诗》二首，注文用双行小字夹正文中。此注既非李善注，亦非五臣注，为唐人注《文选》的别一种珍贵写本。文章论证了新发现的谢灵运佚文及《述祖德诗》佚注的学术价值。     

《旅游漫草》中的太平军史料

近来,我们辑录到一本解放前湖北通志馆保存下来的《旅游漫草》(诗集)。此诗集系一百多年前留下的手稿,内容多与太平天国战事有关,有整理价值。惟诗集篇幅太大,其中有些诗篇意义也不大,故需别择精选。 《旅游漫草》手稿为竹纸抄本,无边栏行格,每面有诗八行,二十二字,诗中的自注为小字双行;以年系诗,顺序而下。全部诗行和自注约十万字,可分为三个部分:一是自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八月至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二月所写诗篇,共三十八首;二是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三月至年底,收诗二十七首;三是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元月至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四月,收诗五十四首。以上共收诗一百一十九首。内容多与太平军首克武昌及尔后太平军西征武汉战事有关。     

李善《文选·咏怀诗注》中的旧注问题

南朝学者颜延之和沈约都曾注释过阮籍的《咏怀诗》,《文选》收录《咏怀》十七首,李善为这组诗作注时,即以颜、沈旧注为基础而稍加补充。按照《文选注》对采用旧注的体例规定,《咏怀》十七首每句文下按颜、沈、李的顺序出注,颜注不题注家,沈注题沈曰,李注题善曰,三家注文条序井然,各不相混。宋人合并李善注和五臣注时,误将不署名注当作善注,在这些注文前都补题善曰。这个错误直接导致了后世对《咏怀诗》颜注面貌的认识混乱。     

《吴江岸》非东坡所作

“晓色兼秋色,蝉声杂鸟声。壮怀销铄尽,回首尚心惊。”此首《吴江岸》自明成化刊《东坡七集·续集》以来,皆载入东坡诗集,实际非东坡所作也。因此诗最早见载于《苏学士文集》。而苏舜钦长于东坡29岁,其卒后四年,即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亲自整理编定《苏学士文集》十卷,明载此诗,而此时,东坡亦不过十五岁左右。又南宋吴兴施元之于乾道八年(1171)三衢本《苏学士文集》十五卷,亦明载此诗,而其后与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则不载。又考舜钦行实、诗文,与此诗契合,其遭遇进奏院冤狱革职为民索居吴中,而吴江岸为其经常晓游之地,其诗作中多有描述吴江岸者,与此诗,无论就内容、语言     

太康文学二题

一、《文选》左思《杂诗》注辩误 胡刻李善注《文选》卷二九收左思《杂诗》一首,题下注曰:“冲于时贾充征为记室,不就。因感人年老,故作此诗。”胡氏《考异》卷五谓“此二十字于例不类,非善之旧,必亦并五臣也。今无以考之。” 《文选》注误。唐修《晋书·左思传》不见贾充之征,而谓“齐王同命为记室督,称疾不就。”此亦不确。容略述之。 一、《杂诗》并非作于辞贾充时     

李清照的为人及其文学成就(下)

李清照《语溪中兴颂和张文潜韵二首》,此诗的写作时间,俞理初认为是初嫁数年所作,庞石帚先生《养睛室笔记》则以为李易安“建安辛已嫁于赵氏,年始十八。至崇宁五年,挺之作相,则二十三也。理初论次,不知何所依据。近人或以为作于崇宁三年……或以为作于元符三年前后。……二说亦皆臆测无显据。余以为诸说皆非。易安此诗,虽难定其确在何时,要必作于安渡流离之后。”并认为“审其语意,二诗亦非一时之作。”庞先生之说实当。盖作品产生时间与作者的年事、阅历大有关系,易安此诗郁郁孤怀,煌煌大笔,当非二十几岁时所能作。且必在南渡之后,所感滋多,庚信萧     

杜甫《警急》诸诗作意辨析——兼评《李白与杜甫》中的一个观点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秋末,杜甫在阆州作有《警急》《王命》《征夫》《西山》四诗。早在明代,名儒杨守陈就说《王命》等后三章是为讥高适而作。仇兆鳌《杜诗详注》、杨伦《杜诗镜铨》都采杨守陈说列入《警急》诗注后: 四明杨守陈曰:此下三章,皆为高运作,讥其不能御虏     

陶诗佛音笺六例

自拙著《陶诗佛音辩》问世后 ,笔者便欲对陶渊明之作品所含佛义作一系年笺证。惜其至今未成 ,故谨选其中六例刊出 ,以就教于识者。例一 ,关于《和刘柴桑》之“刘柴桑”与“亲旧故”原诗 :山泽久见招 ,胡事乃踌躇 ?直为亲旧故 ,未忍言索居。良辰入奇怀 ,挈杖还西庐。……栖栖世中事 ,岁月共相疏。耕织称其用 ,过此奚所须 !去去百年外 ,身名同翳如。逯钦立《陶集注》与王瑶《陶集注》 (以下简称逯注、王注 )都将本诗系于晋安帝义熙五年 (40 9) ,本年陶 4 5岁 ,已归田四年了。诗题之“刘柴桑”各家均指“浔阳三隐”之一的庐山著名奉佛隐士刘遗…     

《诗》《易》中的“汔”

(一) 《诗经》和《周易》中的“汔”字,古注、今注及词书释义分歧很大。《诗经·大雅·民劳》:“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毛传:“汔,危也。”郑笺:“汔,几也。”(《左传·昭公二十年》引此诗,杜预注:“汔,其也。”《后汉书·班梁列传》引此诗,李贤注:“汔,其也。”《孔子家语·正论》引此诗,王肃注:“汔,危也。”朱熹《诗集传》:“汔,几也。”《康熙字典》用此例,引毛传、郑笺、孔疏后曰:“按诸家反复相训,是汔为几也。左传昭二十年引此诗,杜预云,汔,期也。然则期字虽别,亦是近义。”旧《辞源》用此例,释义为“几也,一曰其也。”旧《辞海》用此     

唐诗辑佚正误二则

一、《过龙泉寺精舍》非孟郊佚诗而系孟浩然诗中华书局1981年版《全唐诗外编》据《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汝州部》所载,辑《过龙泉寺精舍》五言七韵为孟郊佚诗,误。此篇显见于宋蜀刻本、明铜活字本《孟浩然集》(杭州大学图书馆藏),文同,仅题别作《疾愈过龙泉寺精舍呈易业二公》,当系孟浩然诗。另有三证:其一,诗中“远公”、“虎溪”二典并出自庐山,前者见于南朝梁释慧皎《高僧传》卷六《晋庐山释慧远》,后者见于《莲社高贤传·百二十三人传》。考孟郊一生并无     

苏轼在琼州的生活及创作

苏东坡自北宋绍圣四年(1097)七月二日再度遭贬,以“琼州别驾”的虚衔,谪居昌化军(亦称儋州、儋耳,即今海南岛儋县),到元符三年(1100)六月二十日遇赦北归,在当年还是瘴海炎荒的儋州度过了三年多的流放生活。苏轼在回顾其一生的思想功业时曾概括地写道:“问尔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简短的诗句,表现的固然是东坡的愤激之情,意谓其平生宝贵的光阴、大好的年华都是在谪居和流放中度过的;然而,从另一方面看,“黄州、惠州、儋州”的生活,也使他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对人生的理解,促成了他在文学方面的“功业”。     

乌江·李渡·夜郎天——李白留别宗璟时地考辨

李白有《窜夜郎于乌江留别宋十六璟》一诗,宋蜀本于题下注云:“疑乌江及宗字误。”为此注者可能是曾巩。他不了解宗璟乃李白妻弟,胡震亨已辨之甚详,兹不赘。曾巩持巫山遇赦之说,李白从流放首途至于巫山,有无乌江其地,确属可疑。而这一问题,从此遂成千古疑案。 王琦云:“按《浔阳记》载九江之名,一曰乌白江,三曰乌江。张须元《缘江图》载九江之名,四曰乌土江,六曰白乌江。《太平寰宇记》引《浔阳记》云‘九江在浔阳,去州五里,名曰乌江,是大禹所疏。’知此诗所谓乌江者,指浔阳江耳,非和州之乌江县也。”此说一出,后之注释者及研究者均翕然从之,似乎这一疑案已彻底澄清。     

《老子》其书作者刍议

老子并非姓李名耳，《老子》其书的作者为春秋末期的老聃，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一书并无干系。郭沂提出的楚简《老子》的作者是老聃，今本《老子》的作者是太史儋的观点是难成立的。     

论《诗林广记》对宋诗宋注的摘引

蔡正孙《诗林广记》大量摘引宋诗宋注,并通过"《诗注》云"、"注者《诗注》云"、"注者云"、"直引不标注"四种不同的摘引方式,表达了对宋诗宋注一分为三的态度:纯粹的诗注、诗注的诗话化以及可以共享的知识。究其原因,宋诗宋注的繁荣与释评兼备的注释特点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而蔡正孙对宋诗、宋注的重视以及《诗林广记》体例上的创新则为这种摘引提供了合理的保证与必要的条件。     

《诗》“采采卷耳”新解——兼论《诗》无动词重迭式

<正> 《周南·卷耳》“采采卷耳”句中“采采”这一复词,历来注释家和语法学者多有解作动词迭用的。 1、毛传:“采采,事采之也。” 2、郑笺无注。 3、孔颖达《毛诗正义》申述传意,解“采采卷耳,不盈顷筐”为“言有人事采此卷耳之菜,不能满此顷筐”。 4、朱熹《诗经集传》:“采采,非一采也。” 5、陈奂《诗毛诗传疏》:“古采事同声。《尔雅》‘采,事也’。云‘采采, 事采之也’者,言勤事采之而不已也。” 6、余冠英同志《诗经选译》根据古注,译“采采卷耳”为“东采西采采卷耳”。注释家既把“采采”训为“捋取”之“采”的造用,语法学者也就把“采采”解作动词的重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