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女权崛起中的男性逻辑

中国女权的崛起离不开男性的倡导和宣传。然而,男性提倡"女权"的初衷不是出于"男女平等",而是基于三点逻辑思路:第一、国富民强逻辑;第二、自身危机逻辑;第三、男性是女权的捍卫者逻辑。由此,男性便采取策略促使女权崛起。首先,他们会给妇女灌输"权利"意识,激起女性争夺权利的欲望。然后,他们将女权与国民革命相联系,强调女性的责任与义务,用"义务平等"代替"权利平等"。知识女性在思想和行动上都回应着男性心中的女权主义,从而忽视了男女之间的性别问题。     

女性中心的空间世界——川端康成小说的叙事分析

川端康成的小说叙事中,男性作为行动元对女性角色有着强烈的催化和显现功能,女性作为行动元对男性角色有着明显的统摄功能;与此同时,人物的心理意绪支配着故事的发展,颠覆着小说情节的有序性,并建立了一个更加真实的意指世界,从而使其小说形成了鲜明的反讽结构。     

男性视阈中的女性观照--读鲁迅的《伤逝》、叶圣陶的《倪焕之》

<伤逝>、<倪焕之>有一种明显的男性视阈,在爱和事业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中,女性与其生理、心理相关联的生活态度与作为,都被男性主人公视作变为粗俗庸俗的表现;在男性视阈中显示出一种男女的不平等,也展现出男主人公自私利己的一面.女性形象从天使向妖妇转变的趋势,多少隐藏着男性父权制社会观念对女性的苛求与歪曲.     

父权阉割下的屈从男性与主体女性——简论《绿化树》中的人物主体性

《绿化树》在发表后引起很大轰动。通过对"才子佳人"模式的再思考,对以往"马缨花不具有主体性"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马缨花是乐观开朗并带有自身主体性的女性。借助西方"菲逻各斯"理论来阐释男性在父权意识形态下的屈从状态,颠覆传统评论认为的男性的权威主体性,在男女形象的裂缝中探寻女性的主体性。     

“在场的缺席”与“缺席的在场”——论丁玲小说中男性形象的符号化存在

丁玲的小说体现了强烈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小说中的男性形象大多是模糊的,被弱化、异化和欲化的。一类是他们的存在受女性形象遮蔽,他们身上缺少能够左右女性的精神力量,其主体在场而主体精神缺乏,成为"在场的缺席"者。另一类是需要通过女性的回忆或日记去找寻的,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女性的行动,成了"缺席的在场"者。这两类人物被批判和消解,成了符号化的存在,他们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     

女性性别意识的发展历程 ——门罗小说《男孩和女孩》的二元对立因素解析

《男孩和女孩》是艾丽丝·门罗最重要的短篇小说之一.从结构主义二元对立的视角来看,小说中的三组对立结构,即空间对立、分工对立和功能对立,展现了叙述者从反叛到妥协的女性性别意识发展历程.叙述者反叛女性身份的失败,反映了男权社会对女性的约束、改造和压迫,揭示了加拿大女性的生存困境,说明女性想要通过依赖男性的方式去改变自身弱势地位是难以成功的.女性只有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重新定义女性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属性,才能摆脱被动、从属的地位.     

从妓女到沂国夫人——从女性学的角度看《李娃传》

唐传奇是立足于儒教伦理观念的男性作者的叙事文学 ,而且以男性为“预想读者” ,所以传奇中叙述的事都是经男性角度矫正过的 ,这必然会遮蔽其中所涉及的女性的观点和欲望。《李娃传》就是这样一部典型的作品。从女性学的视角来看 ,妓女李娃很可能是一位立足于社会性的性意识 (Gender)上的有提高自己身份的欲望的女性 ,而在男性叙事的框架中 ,她不过是一位悔过自新帮助男性、体现儒教意识形态的女性。她本身的欲望被隐藏在男性叙事中不被识别的部分 ,这个部分只能通过“抵抗性读书”才能暴露     

论男性失语

面对女性研究的深入发展，作为一名男性，我痛切地感觉到了男性的失语。女性批评的一个基本思路是，话语霸权为男性所掌握，女性的价值定位是由男性给出的，女性处于失语状态，失落了自身而不自知。因之，女性应该解构男性话语，重新寻找、确立自己的价值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使自己不仅成为人，重要的是成为女人。应该说，这是人深入对自身认识、解放的一个最重大的进展。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原有的女性形象、价值定位是由原有的男性给出的，这是相对应的两方，那么，当女性找到了自身成为新女性并有了自己的话语后，那与之相对应的还…     

记录“另类”女性形象的《漱玉词》——从女性意识的角度解读《漱玉词》

《漱玉词》是女性文学范畴,它是李清照一生的体会,具有自传性质。李清照在词作中大胆刻画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超群,高洁,脱俗,纯净,摆脱了男性妇女观的干扰,塑造出女性眼中的美人。女性文学的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才提出,而宋代李清照的作品就已经演绎了女性文学的实质,从今天女性文学的角度来看《漱玉词》,仍会有新的发现。《漱玉词》,是女性文学中的典范文学。     

王家卫《花样年华》的旗袍叙事和男性凝视

作为一位颇具个人特色的导演,王家卫以独特的美学风格在中国电影界独树一帜。《花样年华》作为一部书写男女情感的电影,显性或隐形地呈现着强大的男性话语。导演站在男性的视角,通过对女主角苏丽珍身体的影像叙事,塑造了一个在男性凝视中艰难生存的女性形象。服饰是身体的外化,旗袍在整部电影中作为女性身体的象征,链接了主人公克制的道德和人性最深处的情欲。不断变换的旗袍,是《花样年华》的精魂。旗袍叙事赋予了电影独特的格调和蕴藉的审美境界。     

试论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的两次转型

商周是中国早期文明,其政治文化模式的变迁对后世影响深远。殷周之际礼制下妇女角色的规制,向来被学者解读成后世妇女地位衰落的源头。然出土文献表明,周礼构建的妇女角色并不与西周历史实际进程相同步。商周时期贵族妇女地位转型实有两次,即殷亡鉴戒意识下西周妇女无与政事制度的构建阶段和东周以来由制度深入包括妇女在内的各阶层群体心灵的阶段。这一时期妇女地位演变的总体趋向,并不能以简单的"衰落"概之,尤其是后一次转型中妇女破除功利意识,对道德的真诚追求,彰显出对道德诉求的精神自觉。     

中国哲学“体知”的意义——从西方诠释学的观点看

"体知"是中国哲学所特有的面对和把握世界的方式。它不同于一般的认识方法,与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知识论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儒家的"体知"观念则更重在个体生命的修身成德和道德实践性的充分扩展,凸显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旨趣。作为认识社会、体悟人生的实践型智慧,"体知"重视内在的省察,反观自我之心灵,而非一味地逐于外物;强调个体生命的亲历性和在场感,将知识的获得和生命的直接体验融合为一体,视求知为一个知识内在化的过程。同时,"体知"又包含了身、心、灵、神等不同的层面,在社会实践的场域中,不断地反思和重构已有的历史意识。就个体生命而言,"体知"是一个接受教化、融入群体的过程,又是见证人类普遍精神、存续文明脉流的不息活动。     

试论儒家德育过程论思想

德育过程论是德育理论中的基础理论。研究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对于发展德育过程论具有重大的理论参考价值。本文主要梳理了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有关品德的形成发展阶段、品德形成的环境、教育影响因素、品德形成的个人修养及方法等内容,简要论述了中国古代儒家德育思想中有关德育过程论的思想。     

自然的玄化、情化、空灵化与中国诗歌意境的生成

中国古代美学中的自然观大致上经历了老庄对自然的玄化、玄学对自然的情化和佛禅对自然的空灵化这样三个大的阶段。每个阶段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导致了对美学和艺术的影响不同。其中,老庄对自然的玄化所带来的有无虚实的辩证法为中国艺术意境的诞生提供了精神框架,玄学对自然的热爱形成了意境诗歌情景交融的血肉之躯,而佛禅对自然的空灵化处理使中国古代意境诗歌在情景交融的形态和有无虚实的辩证结构中充满了生命的灵机。中国古典诗歌意境的产生和发展是这三种不同的自然观共同作用的结果。     

柏拉图语言哲学探析

柏拉图被公认为西方语言哲学的思想先驱。他在多篇对话中深入探讨了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如名称的指称问题、陈述的真假问题、语言和实在的关系问题等等。这些探讨对于后世语言哲学家的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规范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时间与存在

人类生活实践的深化导致精神对实践的反思日益深入,影响到中国古代思想对世界的存在与时间性的理解。在殷人的意义世界中,时间是神话时间和历法时间的交织;时间与存在混然同一,是唯一普遍的存在关联。在周初思想中,实践的深化强化了人们对事物因果性的意识,导致时间开始被去神话化和伦理化,蜕变为一种普遍的宇宙和伦理时间。在春秋以降的思想中,对实践的内在反思最后使事物的存在呈现为完全由自身因果性决定且在时间中自身持续的,即具有自身必然性的、现实的存在,与之相应的是儒、墨等家思想中的现实的时间,而后期道家则企图解构这一时间。这些思考决定了中国古代哲学对时间与存在的基本理解。     

电视媒体话语机制的构建——以凤凰卫视为个案

凤凰由华语传媒走向世界的成功之道,为我们构建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提供了诸多启示.信息时代电视媒体的话语机制构建面临许多新的课题,及时性、多元性、多样性、差异性、活力性、创新性是电视话语构建的基本元素.电视媒体话语权的构建确切讲要把制作和营销内容话题作为生产的最终目的,把原创节目及其社会影响力和市场占有率作为核心竞争力.通过信息报道的及时性、信源出处的多元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内容资源的差异性"形成媒体话语的权威性和独特性,通过汲取网络等新媒体的活力不断改造电视媒体话语惰性.     

解释的递进: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实践”的几种模式

在社会理论意义上,以“劳动”作为“实践”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的历史选择和基本看法。生活世界理论和生存—实践论开始意识到其中的矛盾张力,但仍致力于弥合。而认识论意义上把“实践”解释为反教条的经验累积论在中国也根深蒂固。着重强调人与人关系(而非原来的人与自然关系)并凸现自由、伦理、人文、审美等价值维度的“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但从人人关系维度看,“实践”内含的各种张力、矛盾、复杂、多元、异质等都凸现出来,使实践智慧论和实践自悖谬论成为日益受关注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统一、知—信—行的统一开始受到反思,而实践和生存的内在反讽性或许更凸现了哲学实践观的复杂内涵,以及区分不同层次的必要性。     

论如何提高产品的价值

产品价值的提高有赖于产品的功能与实现产品功能的成本之间关系的变化,在价值分析的实践中,人们已不局限于对实现某一特定功能的成本降低的追求,而是寻求一切可以提高价值的途径.根据价值的概念,提出五种提高产品价值的途径.     

法律的人道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关于我国死刑存废的思考

死刑的存废问题一直是法学家们争论的热点,其核心问题是法律的人道化与利益的最大化的关系问题。死刑的废除所体现的是法律的人道化,但这一人道化在我国现阶段并不具有实际的积极意义。法律的人道化是法治文明的必然要求,但利益的最大化才是法律的首要的价值目标。法律的人道化和利益的最大化应当有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而这个结合点只能靠我们在实践中去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