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内在张力

为探索当代美学家李泽厚一生的美学思想的发展轨迹,对李泽厚不同时期的关学著作做一番鸟瞰式的考察,分析其关学观中感性与理性、偶然与必然、个体与群体这些美学概念之间存在的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分析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李泽厚因其“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关学观被称为“客观社会派”的代表人物;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他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提出了“制造一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论”思想;20世纪90年代的李泽厚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提出了“情本体”的关学观。分析结果表明,李泽厚前、中、后三期的美学观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从机械主义走向神秘主义,从群体抽象的人到个体具体的人,从深层历史学到深层心理学,后期的李泽厚力图摆脱早、中期对理性的过分的崇拜、对必然性的依赖,转向倡导个体的感性自由、张扬人的个性色彩。     

李泽厚晚期美学思想与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

李泽厚的晚期美学思想发生了转向,在美学理论方面,他由早期的“自然人化”和“工具本体”转向了晚期的“人的自然化”和“情本体”;在思想史研究方面,李泽厚则提出了“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与“儒道互补”等充分体现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精髓的重要范畴,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以杨春时为代表的后实践美学阵营依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李泽厚晚期美学思想的矛盾性与缺陷性,从而引发了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间的论争,这便是继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学大讨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美学热”浪潮之后掀起的第三次美学论争.李泽厚的美学思想体系在中国第三次美学论争中趋于成熟与完善,同时,这场美学论争也促进了中国美学学术事业的发展.     

李泽厚美学思想的困惑

前期的李泽厚困其“美是客观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美学观被称为“客观社会派”的代表人物。接着他进一步提出了“制造一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论”思想。后期的李泽厚更加重视人的“主体性”,进一步提出“情本体”的美学观。前、中、后三期的李泽厚哲学美学观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规律,但也不可抗拒地显示了其哲学本身的内在张力,透视了其美学观对经典文献阐释的有限性。从机械主义走向神秘主义,从群体抽象的人到个体具体的人,从深层历史学到深层心理学,李泽厚美学显得力不从心,逻辑混乱,有时难以自圆其说。     

论李泽厚美学思想在变迁转型中存在的问题

1950年代,李泽厚美学思想雏形来源于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他将二者的哲学思想进行了偷梁换柱式的替换和拼接,实现黑格尔“理念”的唯物主义化。实际上,李泽厚一生的哲学美学思想中都有黑格尔“理念”的幽灵存在。1980年代,他为了适应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而将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李泽厚运用这种学术“嫁接”建立了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李泽厚哲学的起点是工具论哲学,晚期试图运用“情本体”思想颠覆其早年的工具论思想,但是,他终究未能实现自己的学术转型。     

李泽厚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历程

李泽厚美学是20世纪后期处于中国美学主流地位的“实践论美学”的杰出代表。考察李泽厚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历程,对把握20世纪中国美学的学术进程和构建21世纪中国美学的现代体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纵观李泽厚实践论美学的发展历程,可以细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在50、60年代美学大讨论时期,李泽厚实践论美学初步创建;80年代,随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论争,李泽厚实践论美学不断深化;90年代,在“后实践美学”的批判中,李泽厚实践论美学步入反思期。     

李泽厚美学体系质疑

1950年代,李泽厚将黑格尔的“理念”和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生活”进行了成功的嫁接,实现黑格尔的唯物主义化。1980年代他把康德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加以唯物化,以适应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需要。这就是李泽厚的“移花接木”法。李泽厚哲学是工具论哲学,它是起点,也是贯穿其整个哲学思想体系的基本线索。中期李泽厚提出建立主体性哲学,后期又提出“情本体”。进一步强调了感性、偶然性和情欲论,但是,“情本体”和“工具论”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张力结构。因此,工具论在学理上桎梏了他学术发展的潜力,使之画地为牢,作茧自缚。为了突破这种理论上的尴尬局面,李泽厚把马克思主义与康德三大批判相互参照,用马克思的实践观和历史观来改造康德的先验主体性。李泽厚试图将“先验”变成“历史”,这历史不是黑格尔所言的“总体历史”,而是具有人类社会实践的具体历史。他同时要推翻两个哲学家,真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由此导致李泽厚的“主体性”变成了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哲学概念。概念语义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相互抵触,貌似严密,实际上逻辑欠缜密。虽然他自己生造的词语很多,但还是掩饰不住内部体系的紊乱。     

李泽厚后期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李泽厚力图在美学上作新的突破,将其后期美学建构的思想基础,从“社会实践本体论”、“工具本体论”转向到“心理本体论”、“情感本体论”,从“自然的人化”转向到“人的自然化”,进而以一种个体性、主观化、感性化的历史观来阐释美学现象和关学问题,这就在根本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论这一思想依据和前提。这不能不说是对其前期所倡导的“实践论美学”思想的一种“理论背离”。深究起来,李泽厚后期的上述“背离”,既有特定的社会历史的动因,也有李泽厚个人的心理动因。鉴于李泽厚之于中国思想界的重要性,我们还应通过李泽厚对实践论美学的“理论背离”来简要地分析中国思想界的整体走向。     

试论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思想

在承继20世纪50-60年代“实践派”美学思想的基础上,李泽厚于20世纪70-80年代对其“实践论美学”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提出了一种“主体性实践哲学”的美学思想.这种美学思想的主要观点,可以被概括为如下三个方面:用“外在自然的人化”和“美是自由的形式”来考察“美的本质”;用“美感的矛盾二重性”和“积淀说”来论述“美感”;用“从形象出发”和“三层面”来分析艺术.走向“充实和完善”的李泽厚的“主体性实践哲学”美学,不仅表征了20世纪中国美学“从介绍转向理论建设迈出的一大步”,而且也使得李泽厚本人成为了实践论美学在中国的首要代表.     

以“情”论“性”——孟子人性论思想新探

孟子人性论一方面对孔子人性论进行继承和重构式地拓展,使儒家人性论思想获得系统性发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其独特性,即孟子从“情”出发对人的本质属性进行规定,而且其人性论思想体现为情理精神的特色。也正因为孟子以“情”论“性”,“情”在儒家道德哲学体系中的本体地位也随之确立。可以说,孟子以“情”论“性”的人性论思想显示出其独特的道德哲学意义,即孟子在人性论中对“情”的本体地位的确立,为儒家情理主义道德哲学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道德形而上的根据。     

论李泽厚的情本体哲学

文章从仁学本体论立场出发,对李泽厚的《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与《中国哲学如何登场?》及其情本体论进行了分析评述。一方面,作者所持的仁本体论与李泽厚的情本体论都坚持儒学立足生生不息的日用常行之传统来谈论本体,从而两者有内在的共通性,但另一方面,李泽厚的情本体论往往还未能摆脱从心理学、人类学等角度来考察本体的倾向,因而未能从审美层面的情本体进入道德层面的仁本体。仁本体论是对情本体论"下一转语",使仁学的形而上学意义得到充分展开。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夙敌"与"世友"——德、法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探源

德国或法国在某个历史时间段会更加现代一点,但从整体上讲,正是这种相互交替发展的进步才使得两国相互学习互补,使两国间没有一边倒的倾斜现象.这就形成了德法两国巨大优势和两国关系紧密的秘密所在.     

“特”训“匹”解

自宋代朱熹以来,许多人把"百夫之特"的"特"解释为"杰出的".本文从本诗、他诗和方言等三个方面提供证据,证明"特"应训为"匹",并分析错误训释的来源和流变.     

“海量”与“大量”之别

本文对“海量”与“大量”这组同义词进行了考察,指出二者可以互相替换的情况,从句法、语义、语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二者之间的差异。     

“苹果”和“桔子”——《周渔的喊叫》和《周渔的火车》对比解读

从小说《周渔的喊叫》到电影《周渔的火车》,我们应从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化的不同受众,以及文字和图象媒介产生的不同艺术形式来阐释两者的区别。     

浅论“你”与“您”

社会语言学将理想的语言模式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表现作为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本文以R.Brown和A.Gilman的著名理论为出发点,以话剧对白及调查问卷为依据,对现代汉语中第二人称单数的使用规律作了初步的探讨。     

异史氏与太史公

蒲松龄自称异史氏,是在著述目的、思想情感、艺术手法诸方面与《史记》高度认同的一个标识。《聊斋志异》对于《史记》从体裁、题材、创作思想、价值观、艺术观到表现手法甚至作品编排形式的追寻是全方位的,都是以社会教化为己任追求立一家之言,都为后世留下了一道多采的人物画廊,都在文章取材与体式上具有鲜明的独创性特点,都具有通过编排形式传达创作主旨的良苦用心。而最为本质的特征是都通过艺术形象表达了内心深广的忧愤。     

关于“存在”和“是”

西方哲学的核心范畴 ｂｅｉｎｇ（希腊文 ｅｓｔｉｎ, ｔｏ ｏｎ）,原来没有统一的译法,五十年代起形成一个统一的译词“存在”,近来有学者主张改译为“是”。这个西方的词原有“有”、“在”、“是”的在合一的意义,但在中文中,“存在”和“是”的意义是不同的。只有用“是”和“不是”构成的肯定和否定命题,可用以辨别“真”和“假”。巴门尼德正是由此提出认识的两条路线,亚里十多德由此制定逻辑学,牛一再分析“是”和“真”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为只有将它译为“是”,才可以正确理解西方哲学重视逻辑和科学的传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