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化、商业化及二者的兼容——两岸三地电影源流、主流比较

比较两岸三地的电影创作,大陆电影呈现出对时代政治的影像书写的概貌,而香港电影表现为商业化为万变之宗的总特点,台湾电影体现了从时代政治向商业化的艰难转型,汇合成中国电影多元共生的艺术景观。     

世纪末的狂欢--解析 "贺岁片"

"贺岁片"作为特定时期上演的极度张扬大众文化指向的商业电影形态,登上了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舞台,根植于传统文化心理需求的"贺岁片"这个名词也就诞生了.它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文明相交融而衍生的词汇,"贺岁片"的兴起为中国人世纪末的狂欢创造了影像的新天地.     

文化边缘情境的电影稀释——《红气球之旅》的文化解读

本文由影像文本的分析入手,在进行影像文本细读工作的基础上,揭示出《红气球之旅》在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电影制作对于文化外来人的表现及对其身处的文化边缘情境的柔和书写,以及电影本身作为一种文化工具对于这种边缘情境的纾解作用。     

从感官机能到时间晶体:德勒兹影像理论初探

吉尔·德勒兹关于电影的两本巨著:《电影I:运动—影像》和《电影II:时间—影像》,以"游牧"与"解域"的书写方式,开创了前所未有的影像研究新浪潮。他将影像置于运动与时间的维度上,立足于哲学视野试图对电影进行深刻的分类与评述。"运动—影像"与"时间—影像"代表着两套截然不同的影像机制,即"感官机能"和"时间晶体",这种论述方式是电影理论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本体论。德勒兹区分两类影像,反复论证,最终探讨影像变化的过程中关乎时间、生命直至宇宙多样态认知方式的哲学命题。     

新世纪中国主流电影的叙事与国家形象建构

主流电影是国家历史与民族文化的重要表征,主流电影的出现是主流文化发生转型的缩影,电影叙事中意识形态、艺术审美、文化市场之间的不断缝合,使新世纪以来的主流电影有了更为开阔的叙事空间。电影的商业诉求促使其更加注重叙事方法,以戏剧故事的外壳有效地传递主流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并最大限度地刺激与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兼顾文化资本的诉求与升值。电影的叙事话语文本为民族精神和文化观念的书写,提供了特殊的叙事视角与想象方式,并成为建构集体记忆与营造文化认同的语义环境,使其能够在世界多元文化融合中,更好地发挥影像话语的流动性、生成性与对话性。     

空间政治、边缘叙述与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察析农民工题材电影的文化症候

农民工是近年来文学创作中"底层叙事"和影像书写中边缘叙述的重要对象,表征着社会转型时期特定的文化症侯.从空间文化批评视角切入对<泥鳅也是鱼>、<落叶归根>等农民工题材电影的症候式分析,发现:作为流动和边缘群体的农民工在都市空问中居于主体暧昧和被看的位置;乡村/城市、传统/现代等二元对立交织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农民工影像负栽着深刻的空间政治寓意.电影以边缘叙述和"苦难叙事"的手法凸显农民工在都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身份危机;同时,电影借助于精心编码的"大爱"形象和消费主义神话,成功地挪移和遮蔽了农民工的真实位置,也勾连着"现代化的中国想象"对于阶层分化与重组的新的国族叙述.     

诗者与思者--一位在海外漂泊的华裔诗人及其现代汉诗书写

"汉诗"作为"汉语诗歌"的缩略语在海外华文文学中凸显出强烈的民族感和文化寻根意识."诗是记忆的语言编码",这是隐藏在马来西亚华裔诗人林幸谦诗歌文本中的诗学思想.文化身份的缺失是林幸谦诗中最为惆怅的歌唱,他的汉诗写作是马来西亚本土文化、台湾文化、香港文化、西方殖民文化、西方后现代文化、西方后殖民文化与东方中国文化传统的多元互文,所以其诗中的文化含量特别大.在海外汉诗的书写空间中,中国是一个宏观文本,并且这个文本就是一个宏观隐喻,诗的书写则是一种诠释中国的隐喻,这种隐喻是一种微观文本.     

政治·影像——"满映"与电影《迎春花》中的政治隐喻

在东北沦陷时期政治与影像结合以后产生了一个"怪胎",这即是建立了当时号称远东最大电影厂的"满映"."满映"是特殊的国策电影公司,是电影专门的统治机构,是当时日本重要的文化殖民宣传机构.它带着强烈的殖民主义政治色彩.本文就试图以"满映"仅存影片之一的<迎春花>为例来阐述在日本的军事专制和电影垄断的背景下"满映"的真实面貌.     

好莱坞电影与张爱玲的"横空出世"

张爱玲在上海沦陷区文坛的异军突起被人们誉为"横空出世",这"横空出世"与好莱坞电影有密切关系.至1930年代,观看好莱坞电影已成为上海市民难以或缺的文化生活方式.张爱玲的出现及时填补了抗战爆发后好莱坞电影退出上海后市民文化的空白;抗战胜利后好莱坞电影的卷土重来也使张氏失却原有的辉煌.张氏的创作之所以能替代好莱坞电影缺席后的位置,是因为其文本与好莱坞电影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也是张氏创作不同于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表现.     

台湾现代文学(1923-1949):"边缘"、"转换"缠绕流动下的中华文化持守

“转换生成”、“边缘书写”与“文化隐喻”是台湾现代文学史时段内(1923-1949)最为突出,而又具普遍代表性的美学现象。离岛写作、边缘题材、边缘文体等构成了多种边缘书写样态;语言的转换、身份的转换、文学内部与文学外围文化及外围书写之间的相互影响与转化等形成了不同的转换模型。这些“边缘”与“转换”现象是处于不断地流动缠绕、纠葛共生之中的。而通过隐喻机制来持守、传达的中华文化则是台湾现代文学始终不变的本质特征。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试析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地理空间移动是人类基本的空间行为之一.本文分析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基本类型,重点探讨了回族地理空间移动的特点及其对回族的影响,对深入研究大分散状态下回族族群认同及其文化一体形成有积极的理论意义.     

党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和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中国共产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了巨大历史贡献,一是实现了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二是实现了从贫穷落后的人口大国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三是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四是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党在未来仍然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我们必须坚持和加强党...     

文体学视野中散文诗的文体生成

文体革命不仅直接导致了文体的生成 ,还间接影响着文体的形态甚至文体的价值。文体革命通常不是纯粹的文体内部的变革 ,总是与人和社会休戚相关。散文诗是诗与散文异质同构的新的抒情性文体。散文诗文体从无到有 ,从自发到自觉的发展过程和人类追求自由的发展进程大约同步 ,是人类社会和艺术世界自由发展的结果 ,具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散文诗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与人追求自由的天性和社会追求自由的本性有关 ,还与艺术自身具有的革命潜能引发的文体革命相关。因此与诗 ,特别是与抒情诗相比 ,散文诗具有更自由的文体形态和更偏向于社会价值的文体特征。研究散文诗的文体起源与价值 ,有助于理解文体革命的真正原因和意义     

论执政组织文化的内涵建设与价值提升

执政组织文化是政党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与国家机关以及社会组织互动关系中形成的一种体系文化.执政组织文化鲜明的政治性和使命性的文化特质,是构成执政组织文化价值的核心要素,而文化内涵是文化价值的重要变量,发展文化内涵,保持文化的先进性,是提升文化价值的关键.执政环境和执政使命变化后,需要进一步加强执政文化内涵建设,增加新的文化元素.当前中国共产党执政组织文化建设中,急需再造学习文化、发展创新文化、重塑服务文化,以进一步提升组织文化价值.增强组织文化功能.     

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与邓小平

共产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起源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形成于苏共,对社会主义国家影响极大。邓小平身体力行地作出了表率,废除了党的领袖职务终身制。这是对毛泽东干部路线的直接承存和发展,不仅在中共历史上,而且在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史上也属首创,具有不可估量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地方政府公信力探析

地方政府在中国政治系统中充当着中央政府行使职权的代理者和具体执行者的角色,在社会转型期,更多地承担着直面各种社会矛盾的重任,其公信力建设对于提高国家整体治理能力有着重大意义。地方政府公信力的弱化不但增加了政府运作的实际成本,而且威胁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现有央地权力配置模式,是当前央地关系运作逻辑下的必然结果。地方政府公信力建设是与央地规范分权同行并交织在一起的,要实现地方政府公信力的重塑就应着眼于央地规范分权,力求在共同战略目标之下构建两者的和谐支撑机制。     

从精神分析看“周公梦”和“蝴蝶梦”及其影响

"周公梦"和"蝴蝶梦"既是孔子和庄子曾经实际做过的梦,也是他们梦想的体现。前者渴望某种成就,后者渴望某种自由。借助精神分析的释梦理论可以挖掘出两者深层次的共通之处,都反映了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对命运的抉择。深受其影响的后世学者也常常借助梦境展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既要为国为民奉献自己的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又追求充分的自由,张扬个人的特性。这种融"周公梦"和"蝴蝶梦"为一体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丰富深化,并已渗入到中国人的文化无意识层面,成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因之一。     

贪污罪主体疑难问题探讨

文章从理论到实践探讨了贪污罪主体的演变过程,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居委会、村委会等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村民小组长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人民团体委派到非国有企业的人员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受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人员是否构成贪污罪主体问题,贪污罪主体共同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