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公共理性观念的溯源——康德的公共理性观念及意义

公共理性是当代英美政治哲学一个核心观念,它关涉着现代西方社会多元化导致的冲突之解决。西方近代哲学史上,公共理性概念可以追溯到康德哲学。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主张给予人们以不同方式运用理性的自由,通过理性的批判产生公意,"批判"就象"公共意志",根据全体有理性的人的同意来进行裁决。在《历史理性批判》和《法的形而上学原理》中,康德明确了"公共理性"是法治社会所给予个人的自由权利,以及解决冲突的基本态度。康德对"公共理性"的这种理解,深刻地影响了现代政治哲学,特别是其与罗尔斯的"公共理性"观念之间的有意义的联系和意味深长的区别。     

来稿集萃

经济学的和哲学的理性之不同含义     

休谟的人性哲学和斯密的人性经济学

休谟的自然主义人性论哲学构成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直接哲学前提。他的人性研究启发斯密从人性中寻求人类经济活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他对自然的诉求和对人类理性能力的怀疑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认识论基础,而他的同情学说则为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奠定了道德心理学基础。休谟哲学的影响使斯密的经济学具有浓厚的人文色彩,使其置于深厚的人性论、知识论和道德论基础之上,使其与后来的纯经济分析相比,更能满足寻根究底的智力要求。     

试论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学说

康德关于道德权利与法律权利关系的理论对西方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的重大影响是众所周知的。本文试就此问题的内在逻辑作初步探讨。法律权利和道德权利结合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康德的法哲学建立在他的伦理学的基础上。权利（这里指法律权利,即法权。下同）体现和保障先验理性（以道德自由为核心）。它最终来自先验理性所颁布的“法律”,是为了在先验原则的基础上使每个人的自由能够协调起来。这就是说,“权利是把每一个人的自由限制在个人自由与他人自由之间达到调和境界的条件上的,只要每一个人的自由能依照一个普遍法则,则这境界便可以达到…     

试论马克思关于“生产力”的理论

最早使用“生产力”一词的要数亚当·斯密等古典经济学派,他们以当时经济学的发展水平与角度出发、定义“生产力”’为经济能力的一种量度。马克思由此出发,但并没有囿于此,而赋予“生产力”以哲学的意义,从而使之在质上得到一个规定。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形成和发展相一致,它大概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巴黎笔记》到《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这是生产力理论的萌芽阶段,其含义在不同的场合不尽相同,但基本上延用了古典经济学派的“生产力”概念。第二阶段约从1845年2月的《神圣…     

马克思主义利益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主要是经济学意义上量的规定,即劳动生产率,同时,"正是它的哲学社会意义上的质的规定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上的具体表现,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和历史地位"。这就是说,经济学意义上的生产力基本上是量的分析,而哲学社会意义上的生产力只是对经济学意义上生产力的质的规定。利益范畴则包含了生产力的经济学含义和社会历史观的含义。利益是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而生产力是实现利益的手段和途径。     

经济哲学对“经济人”诘难的德性辨识

关照德性价值、关照德性的本体存在意义,应当成为当代经济学和哲学联盟的主流意识。经济哲学的再度崛起,与20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经济人”假定所遭遇到的困境有直接关联。西方主流经济学背离古典经济学“经济人 道德人”的理论传统,它把“个人”的社会性本质、制约个人的制度因素、法律因素、文化因素、道德因素等抛置不顾,而以单纯抽象的理想“经济人”———即最大化地追求和实现个人利益的人来代替生活世界中“现实的个人”,并依此为基础来从事经济的运作和研究,其后果就是:对经济学的考究愈来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术理性”层面…     

儒家的道德谱系——以《人谱》和《人谱杂记》为例

《人谱》和《人谱杂记》构建了一整套儒家的道德谱系。《人谱》中的人学形上学和工夫论,是理解《人谱杂记》中所记载的儒家圣贤的道德理性和道德生命的基础。在儒家道德谱系的构建中,道德生命、道德理性与道德叙事彼此密切相关。首先,儒家道德生命的养成离不开其道德理性的指引。其次,儒家道德理性也需要在"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修养中,使自己的道德理性不至于被私欲所扭曲。最后,道德叙事在其道德理性和道德生命养成中,也具有重要的作用。儒者需要在儒家经典的叙事中,把握自我的存在,即在天人之际认识自我,确立儒者自己的道德理性。个体儒者需要在儒家的传统叙事中,透过儒家的群体叙事来发现自己,并形成自我的道德生命。     

交往与人的社会力量

<正> 社会力量,是人类社会生活和历史运行中客观存在的一种力量,它是交往——人与人相互作用的产物。本文将从交往的角度,对人的社会力量加以探讨。一、作为交往的产物的社会力量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社会力量一直是一个颇受重视的范畴,并对其含义作了界定。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曾以肯定的语气概括了斯卡尔贝克把人的生产的本质力量分为两部分的看法:“(1)个人的、他所固有的力量,即他的智力和从事一定劳动的特殊素质或能力;(2)来源于社会而不是来源于现实个人的力量,即分工和交换。”     

对苏联的集体主义原则评析

对集体主义原则的认识和评价,是理论界有争论的问题。有人认为,中苏马克思主义伦理学都宣扬整体至上、压制个人的集体主义．笔者认为,这个论断不符合历史事实。不仅中国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没有宣扬压制个人的思想,就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也没有宣扬整体至上、贬低或压制个人的思想。最早把集体主义作为道德原则来论述的是苏联伦理学家施什金。他在《共产主义道德概论》一书中第一次论述了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含义。他说,集体主义,同志互助,大家为一人、一人为大家,都是相同含义的道德原则,其基本含义是：社会利益是个人的主要利…     

试论恩格斯的“真正人的道德”——《反杜林论·哲学篇》中的恩格斯创见

本文通过分析《反杜林论·哲学篇》中恩格斯之创见＂真正人的道德＂,主要批判了杜林在＂道德与法＂问题上所宣扬的＂抽象永恒道德论＂,同时阐明了马克思主义道德论的基本观点。     

罗尔斯“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论析——兼论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与康德实践哲学的关系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所论及的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理性的和合理的,是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建构的基础。理性的和合理的两个概念来自于康德的实践哲学,通过对罗尔斯关于公民的两种道德能力的论析,可以看出康德的道德哲学在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中的呈现。     

从“类本质”的“人”到“现实的个人”——马克思思想转变时期的两部重要著作中对“人”的规定之比较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对人进行了重新规定,"现实的个人"代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类本质"的"人"成为对人的理解中最为重要的概念。这一概念体现了马克思逻辑思维的根本转变,即他不再给人设定一个既定的本质,而是以现实的个人代替理想的"人",认为人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不断生成的人。这种转变体现了马克思对人的考察上的新思路——"物象化",相较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逻辑,马克思的思想开始逐渐走向成熟。     

论先秦时期哲学理性观念的分型确立

中国哲学传统中存在与西方哲学经典概念理性相对应和意义趋同的概念，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理性”，也存在哲学理性观的历史演变。《易传·说卦》提出“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理与性对举，意蕴主要涵括自然事物的本性与内在规律，属于认识论范围。《后汉书·党锢传序》谓：“天刻意则行不肆，李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这里“理性”概念指个人品性修养，属于修养论范围。南北朝《刘子新论》的《辩乐篇》谓：“淫、怆、愤厉、哀思之声，非理性、和情、德音之乐也”；其《和性篇》则谓；“理性者使刚而不…     

理性选择的争议与经济学的未来

饱受批评的"理性选择"假设目前不仅仍是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之一,也正在为法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所接受.因此,如何看待这一倍受争议的假设,仍需要深入思考.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看,在认知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同样在起作用,而且是相辅相成的.因此,仅考虑理性、建立于"理性选择"假设之上的经济学在对人的行为的研究上存在某些先天不足.     

文化哲学：一种新的哲学范式

中国的哲学理性在经历了过去 2 0年间从思想解放的主战场到社会文化的“边缘化”境遇的潮起潮落 ,逐步走向成熟 ,并且在世纪之交孕育着一场根本性的理性变革。很多敏锐的哲学研究者已经注意到哲学的这一演化趋向 ,并从不同的视角推动着哲学理性的突破与变革。在中国哲学正在经历的和将要发生的变化中 ,最深刻的变革将是哲学范式的根本性转换。因此 ,我们应当从这一核心问题入手 ,来切入世纪之交的哲学演进和发展问题。1 哲学的范式和范式转换的含义。从本性上讲 ,哲学代表着人的生存的超越性和批判性维度 ,因此 ,它主要的不是给定的理论形态…     

经济学的哲学传统论略

一　　所谓经济学的哲学传统,意指哲学对于经济学理论的发生、发展以及范式革命的影响,表现为空间上的渗透和时间上的绵延。主要内容有：哲学对经济学主要概念、范畴的演变所给予的智力支持;古典经济学范式构建与西方哲学传统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与现代西方科学哲学、道德哲学的发展的关系;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影响;近现代实证经济学方法与实证哲学方法的关系;静态均衡分析与动态均衡分析的哲学根据;实证经济分析与规范经济分析在价值判断、经济理论与道德方面分歧的哲学本质;理性主义方法在古典、新古…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的影响——基于亚里士多德与康德的理性观

西方理性主义对马克思实践理性产生重要影响.亚里士多德确立了古希腊的本体论理性观,他从个人与城邦的关系维度,强调个人实践中理论理性的重要性.康德则把理性区分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提出要从形而上学的角度给人的实践行为提供一套道德法则,延续了古希腊以来以实践为范畴探讨人的道德问题的西方哲学传统.马克思发现由人的物质生产及其矛盾运动规定的历史的理性,批判了理性的道德功能,在社会历史哲学的框架下对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实践理性进行革命性的转换,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理性概念.     

在制度框架下研究经济人假设——从完全理性到适应性理性

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设,与稀缺性假设一起,构成经济学,主要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两块基石。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莫基人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表露出“经济人”的含义,但自从经济人假设提出后它便不断受到各种各样的挑战,人们不断对其进行批判和修正。虽然各派的观点各不相同,但大多数的观点都试图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完善,使其更具合理性。我们试图从制度约束的角度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初步的修正,并论证了一个建立在制度框架下的,具有适应性理性的经济人假设所具有的合理性。     

法律经济学逻辑起点研究——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反证及其补充

作为法律经济学的逻辑起点,理性选择理论的内涵至少可以具有四种,即解释性含义、预期效用含义、自利含义和财富最大化含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认知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理性选择理论提出了诸多反证,如有限理性的反证、有限自利的反证等,并由此对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正因为存在诸多反证,使得建立在理性选择理论基础上的传统法律经济学分析显的并不那么可靠,社会规范理论由此产生并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补充而日益为人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