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中国社会学学科在理论发展方面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目前中国社会学学科的理论发展正处于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的时期.中国社会学学科在对具体社会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进一步在理论上发展的有利条件.社会学再也不能满足于描述和材料的收集,开始走向以社会学问题意识和理论讨论来促进其发展的阶段.     

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分期以及理论贡献

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诞生是二十世纪初以来几十年间美国社会科学研究发展中的一件大事,这一学派大致经历了早期孕育、全盛时期以及衰败时期等几个重要发展阶段。在早期孕育阶段杜威、米德、库利等人为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思想,并开创了一些社会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斯莫尔等人在介绍欧洲社会学理论等方面贡献甚多,托马斯等人则通过对波兰移民等问题的研究开启了社会学研究的美国化及应用化,使美国社会学研究脱离了欧洲社会学研究的学院式抽象思辨传统。在其发展的全盛时期,帕克、伯吉斯等人介入到都市生态结构以及都市行为研究,进一步强化了美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和应用化特征,并丰富了社会学研究的实证研究方法。芝加哥社会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说是对美国二十世纪初以来社会变化与发展的一种反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后,诸如都市问题、移民问题、种族文化问题开始淡化并淡出,美国社会学研究的关注点也发生转移,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也随之而衰落。同时,芝加哥学派不但对美国社会科学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也催生了美国传播学这样一个新兴研究领域,社会学芝加哥学派的一些重要成员还直接参与了美国新闻传播学的研究。     

中国特色社会学建设的历史机遇与时代想象力

社会学在欧洲的诞生和发展以及中国社会学的起源和建设都表明,社会学学科的开创和发展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紧密相联;社会巨变往往也是孕育社会思潮和社会理论的机会。综观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历程,20世纪之交的旧制度解体与国族救亡开启了学科的发端,介绍引进了社会学理论与方法,并将其应用于社会改造与国家发展的道路探索之中;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社会学学科重建,学习和借鉴了当前发达社会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学科体制,积累了大量研究成果与经验材料,也培养了大量研究人才。如今,数字时代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社会学带来了学科发展的历史机遇,社会学学人应当发挥时代想象力,植根于中国大地,由学习和借鉴转变为引领与创造,积极参与学术规则的制定与社会实践的建构,建立起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知识体系。     

人的现代化研究方法论

自本世纪70年代至今,人学研究已经进入对人类个性发挥、潜能发掘的综合研究阶段。在这个阶段,社会学虽然不能包打天下,但凭藉它那整体性实证性的学科特色在人学之林中具有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推动着人的研究的深入发展;同时,在人的发展研究中,大量新的理论、观点、方法不断涌现,又给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增添了新鲜活力,开拓了社会学研究的新视野、新思维。可以说,在现阶段社会学参与人的发展研究有着双重价值。     

费孝通社会学学科体系初探

本文以编辑《费孝通社会学初探》讲义为例,简要介绍了费孝通先生对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文章认为,费孝通社会学是中国社会学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开创,是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个体系博大、内涵丰富、内容精深的开放体系。这个问题值得社会学界乃至社会科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回顾与反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学发展的体制条件和政策环境都得到了极大改善,社会学的学科地位获得提升,该学科的体制化建设也有了重大成就。这使得中国社会学沿着“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发展轨迹前进,不断在科学研究与理论创新上取得成绩。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在宏观环境、理论滞后、学者的主体意识等方面进行反思,以利于中国社会学的长期发展。     

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

自社会学创立之初,中国也随后积极地加入了社会学的学科研究行列中,并在当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效.由于新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曲折性,国内的社会学研究始终与世界的主流研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国内三代社会学家努力提倡的"社会学本土化"愿望中,社会学真正的本土化标志应该在于理论的本土化.但目前中国的理论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历史发展的境遇和学科理论发展的逻辑中寻找突破口,应是新时期我们社会学理论本土化的反思新路径.     

中国政治社会学:学科传统、确立和发展困局

东西方自有不同特征的学术和学科形态,如果只是简单地坚持学科的"西方中心论"立场,则必然不能深入了解中国学术发展和学科演变之真相。中国政治社会学研究的历史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学术传统中以阐释和研究儒家经典为内容的经学构成中国政治社会学的早期形态。随着"西学"的输入,后经中国学者长期的本土化努力,政治社会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成为显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直面艰难的学术环境和条件,不断推进中国政治社会学的发展,在此基础上逐渐确立了学科地位,但在学科性质、学科定位、研究的深度和持续性等方面面临着发展的困局,中国政治社会学仍处于学科发展的不成熟阶段。     

中国科学社会学的研究现状及其问题分析

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分支 ,中国科学社会学在短短近 2 0年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无论是整体的理论体系建设 ,还是具体的学科范式初建等都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研究传统。而且中国科学社会学还不断吸纳国际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 ,密切关注国际科学社会学的最新动态 ,并在其他相关学科的推动、渗透下 ,成功地完成了从纯粹的“狭义科学社会学”向相对宽泛的“广义科学社会学”的转向。中国科学社会学的长足发展得益于中国的科技现代化的战略目标的现实推动 ,同时 ,它在推动中国科教兴国战略方面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中国科学社会学是一个年轻的学科 ,在学科范式建设上还不够规范 ,在理论建设方面也显稚嫩 ,在满足中国高速发展的科技的实践需求方面略显滞后 ,它的成熟还需要一段很长的路程。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借鉴与反思

中国环境社会学的理论建设应当在客观合理地汲取国外已有的理论成就的基础上,以我国环境问题的现实作为切入点,以环境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与环境问题的事实逻辑的同一为理论要求,积极地借鉴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努力寻求各学科间协作的理论结合点.同时也要注意把握好学科间的理论边界,避免泛化环境社会学的研究主题,并注重建构主义、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三者的内在统一性,不断强化学术研究的社会价值.     

论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

以往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都把尧舜禹时代的社会组织称作部落联盟。近年来，早期国家问题逐步成为热门话题，一些学者又称之为部族国家，还有的学者借鉴海外学者的研究成果，称之为部落联合体或酋邦。其实，部落联合体（酋邦）与部落联盟这两个概念并没有根本的区别，而部族国家这一概念又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国的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社会的发展早已超越了部落联盟。我认为这个时期的社会组织既不是部落联盟，也不是部族国家，而是部族联合体。氏族社会后期的部族是由若干部落联盟聚合而成的…     

论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

当前,分析任何中国现实经济运行问题,都离不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腾飞阶段并即将基本实现这一大的历史时代背景。中国实现工业化的目的就是要让大多数的中国人富裕起来,享受到现代高品质的生活,享受到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但在中国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前期,必然会出现市场价格普遍上涨趋势。经济学研究必须准确地认识到,中国工业化腾飞时期的价格调整不是通货膨胀。中国在由基本实现工业化走向全面实现工业化的过渡期间,不仅需要大步迈开农业现代化的步伐,也需要进一步加快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速度。     

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定位与当代意义—— 兼论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论述的当代价值

全球变革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要求都在客观上提出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西方经典社会学和“马克思学”都未给予生活方式以应有的理论地位 ,但正是马克思为我们正确阐释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在今天尤有必要揭示生活方式作为人的生成及需要满足与实现基本形式的内涵 ,确立其在社会理论乃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范畴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生活方式将成为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生活方式问题也为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创新提出新课题。     

理解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

本文集中讨论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议题以及中国社会变迁对于社会学发展的意义.我们认为,可持续性是指人类社会整体的可持续性,而不是个体或小群体的可持续性;是一种动态的而非静止的可持续性;是兼顾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性;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可持续性.认识中国社会的可持续性需要用辨证的观点、动态的观点,应当避免结构主义倾向,不能把中国与世界割裂开来.当前中国社会中同时并存着不可持续因素与可持续性因素,科学发展观则是中国政府追求可持续性的新战略.中国社会的巨变要求中国社会学深入反思其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位置,反思社会学者与其所研究的对象--社会之间的关系,拓展对于其研究对象的理解,同时要求中国社会学者保持理论自觉,致力于发展出整合的社会学,不断创新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儿童社会学研究范式——兼论中国经验与反思

上世纪80年代末,随着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颁布,许多国家的社会学研究者开始关注儿童社会学研究.在一段不算长的时期内,儿童社会学已经形成了三种研究范式:社会化研究范式、社会建构论研究范式及权利论研究范式.就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来看,虽然学科呼声较早,但后天发育不足.通过反思儿童社会学的中国经验,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还是国内层面的儿童社会学都没有摆脱分支学科丛中的边缘地位;同时,对儿童社会学中国经验的反思,也引发了有关中国社会学自主性问题的思考.无论如何,儿童社会学到了以行动社会学和解放社会学的姿态、实现自我解放和儿童解放的时候了.     

《社会学史稿》将出版

即将由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史稿》,是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扬雅彬几年来致力于此项研究所取得的一项科研成果。全书共五章。作者按时问顺序,从戊戍维新派代表人物学习西学,与社会学结下不解之缘写起,载至1949年。作者将这段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进行研究,即:社会学的传入时期,社会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社会学在中国成长时期,社会学的中国化时期。系统地描绘出建国前中国社会学发展史的概貌。在写法上也有自己的特     

学科史视野下的方法异化、计算想象与大数据社会学

在社会学学科历史的不同阶段，社会学危机的理论话语围绕方法问题形成了不同的阐释。从20世纪中后期方法的异化到数理社会学和计算想象的发展，以及21世纪数据洪流带来的新挑战，对方法的理解和阐释伴随着社会变迁而变化。大数据分析在学术领域之外的高速发展，为当代学者拉响了学科危机的警报。在对数据和方法的工具主义阐释之外，形成了新的认识论和本体论，亦通过纳入历史与理论的视野，拓展和延伸了大数据社会学的讨论。不仅触及了学科的历史、当前境况与发展前景，也为在理论上重新思考方法和数据在当代社会以及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提出了要求。     

环境社会学的特殊性与环境史

正环境社会学:面对的问题与学养要求任何一个学科可能都有其特殊性,也即相对于其他学科的独自的研究对象和把握方式。虽然没有了特殊性就意味着失去了存在的理由,但本文强调环境社会学的特殊性,并不是为了说明其存在的理由,而是要突出这门学科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决定的它所需要的知识的宽度和厚度。这涉及它与传统社会学的关系,以及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的不同。环境社会学固然属于社会学的分支学科,但是它的研究对象与传统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有着很大     

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都有其存在形式和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也是如此。探讨它的发展过程及其在不同时期的存在形式,可以为当今的历史理论研究提供参考。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经历了先秦、秦汉时期的形成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发展阶段,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1840年以前)的繁荣和嬗变阶段。本文旨在阐述这一发展大势,以就教于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