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

通过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分析,得出外来人口出生婴儿性别比偏高是引起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主要原因的结论。在分析外来人口对上海市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的基础上,提出控制上海市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对策建议。     

对大城市区域内人口综合管理体制与措施的探索——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大量外来人口开始涌入城市。城市的人口大幅增长,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不断涌现。发展到本世纪初,甚至部分城市人口已经达到千万。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城市内部处于中心城区的边缘拓展地区的城郊联结地带人口变动异常活跃。这一变动对现代化城市的人口综合管理政策与措施提出了新的挑战。现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建议实施适度从紧的人口总量的综合措施、建立完善的外来人口管理服务体制、加大对人的发展的投资、探索和完善人口综合管理机制,如此才能创造一个和谐发展的良好城市环境。     

广州市外来人口的空间分布分析

论文描述了广州市外来人口在空间上的集聚与扩散,指出新老城区和郊区的外来人口在职业、家庭和住房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别,外来人口的职业结构对其分布有直接的影响.虽然形成大量外来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深层次原因是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但是本地人口的职业流动和城市内部空间流动是城市社会空间结构重构的最直接因素.随着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和旧城改造,可能对今后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产生新的影响.     

中国大都市外来人口的居住隔离分析：以上海为例

在城市研究中,居住隔离一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在当今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不同群体的聚居现象日益明显,如城市中的外来人口,往往倾向于在特定类型的居住地中聚居,与城市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居住隔离。上海作为中国的特大城市,外来人口占全市常住总人口的40%,本文聚焦于不同省份的外来人口在上海市的居住隔离模式。首先,外来人口沿着城市中心以环状分布,呈现出点状和簇状的聚集形态,并且近郊区的外来人口比远郊区要更加密集。其次,不同地区的外来人口也存在明显的聚居现象,如中原地区、东北地区、华南地区的外来人口更容易居住在一起。最后,尝试进行相关机制的解释,并且希望为提高城市治理水平提供证据与建议。     

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

近年来,随着大城市外来人口的增长,我国部分学者特别是政府决策管理人员对控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呼声日高,甚至已把控制人口规模增长作为实现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我国大城市人口规模增长是否已成为影响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本文以我国最大城市上海为例,多角度地系统考察和分析了改革开放以来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的关系,发现上海人口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总体上是相互促进、互动发展的.而且相对受到严格控制的户籍人口规模增长,受控较弱、相对强势的常住人口的规模增长与城市发展持续性具有更密切的正向互动作用关系.也就是说,本文研究证明:到目前为止,人口规模增长仍是促进我国大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积极因素,或至少没有明显的证据说明人口规模增长已制约我国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结构性制约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外来人口的实证研究

外来人口已成为城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的生活、就业以及社会保障正受到广泛的关注.本研究首次较全面地研究了外来人口的压力,精神健康情况.本研究从结构化理论视角审视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并对两者关系进行了解读.本研究通过抽样调查,发现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外来人口精神健康间关系乃是负相关关系,表明现存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与行动者(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有着关联.而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外来人口的影响并未导致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程度的降低,乃归结于城市社会制度对外来人口的使动性作用,它促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进行再生产行动.外来人口对城市社会制度再生产行动,也是对城市社会制度制约性的一种社会回应,他们以赋予自身移民行动内在意义来弱化城市社会制度结构性制约对其所造成的影响程度,和重构社会网络以重新配置城市社会制度所赋予他们的各种资源.     

我国特大城市外来人口调控政策的发展

北京市自20世纪50年代起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限制人口过快增长的人口调控政策,并从90年代中期以来,以外来人口作为人口调控措施的主要管控对象。对北京市不同时期的人口调控政策进行系统地梳理,认为人口调控政策可以分为严格控制期、调整控制期、多策并举期和管理与服务并行期四个阶段。且在不同时期的调控目标、手段等依据国家政策变动、城市功能定位、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特点而转变。从人口调控政策变迁的历程来看,北京市的人口调控逐步从早期的行政性限制措施转变为人口服务与管理并举的服务性思路,调控手段与区域协调发展的措施一致,且日益多元化。     

论移民文化与当代电视受众变迁——基于对“外地人”身份焦虑的思考

人口的"流动性"是当代社会的一种人文景观。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条件和融入现代性社会的身份凭证,当前人口流动和社会迁徙的频度几乎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从而生产出新的城市文化形态——移民文化。电视受众的当代分析,无法回避这一文化形态。受众迁徙所带来的文化融合与对峙,不得不说是一种尴尬的媒介境遇。一方面,外来人口在迁徙后"遗失身份",地方电视正是这一身份焦虑的始作俑者,在电视镜像里,外来人口被普遍的"悲情化"和"妖魔化",另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外来人口的数量累积、阶层上升、话语权也相应增加,电视转而又开始迎合外来人口的文化取向,为其"重拾身份"。两个既相悖又相依的社会过程,共存于我国现代都市与媒介文化之中。     

上海市贫困女性老年人口特征分析

利用2003年"上海市老年人口状况与意愿跟踪调查"数据对上海市贫困女性老年人的人口学特征、经济支持和医疗保障等特征进行分析.分析发现:上海市老年女性人口中,农村的贫困女性老人在绝对数和比重两方面都高于城市;女性老年人的贫困比重高龄者高于低龄者;受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老年人遭受贫困的风险明显高于受教育程度高者;丧偶老年妇女更容易陷入贫困;随着子女及孙辈经济支持水平的提高,女性老年人口陷入贫困的比重逐渐下降;医疗"完全自费"的老年妇女贫困比重高于能够享受医疗保障的老年妇女.     

丹东江海经济带规划人口支撑问题

我国一些城市扩张出现的所谓“鬼城”现象,说明人口要素是城市扩张的一个重要和决定性的支撑点,而且我国一些城市扩张的人口大多是靠外来人口实现的。本文分析丹东地区近十年的人口增长的数据,发现本地人口供给不足,人口数量难以支撑江海经济带的五个组团规划人口的需求;从近十年外来人口机械增长的情况看,迁移人口规模小且发展缓慢。基于丹东独特的国际地缘政治环境、辽宁省内区域环境、地区周边人口迁移环境的分析,短时期内不会产生人口快速集聚的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