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胡汉民与蒋介石的合作及"约法之争"

蒋介石和胡汉民的政治理念本质相同,都反对共产主义和西方式的民主主义,借"以党治国"之名,实现国民党党魁的独裁统治,他们的分歧只是由谁来做党魁而已。胡汉民在"清党"反共中充当蒋介石的工具,得以重返政坛,其后又协助蒋介石战胜了其它军阀势力。但蒋介石企图制定一个设置总统制的约法,由"国民会议"选举"他为"总统"。胡汉民为保住既得权力,只同意召开国民会议,坚决反对选举总统和制定约法。蒋遂不惜采取扣押手段来制止胡。蒋胡关系彻底破裂。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     

论“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日绝交宣战计划及其破产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全国人民纷纷谴责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国民党内一些反蒋派系也纷纷亮出抗日招牌，真抗日乎？假抗日乎？一时令人难以分辨，本文试就“九·一八”事变后孙科内阁对口绝交宣战计划及其流产作一剖析。！93年2月，蒋介石与粤派元老、南京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因“约法之争”发生冲突，蒋一怒之下竟将胡汉民软禁于南京汤山，此举立即在国民党内引起轩然大波。4月30日，从南京南下到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发出弹刻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通电，5月25日宣布成立“中国国…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对胡汉民的再认识

胡汉民是中华民国史上的重要人物,近几年来已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有关胡汉民的研究成果日益增多。但笔者认为,有关胡汉民的一些问题有必要再认识。一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同盟会时期胡汉民不赞成“平均地权”,也即不赞成“民生主义”。其实,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同盟会时期胡汉民不仅赞成“平均地权”、“民生主义”,而且也是孙中山“民生主义”学说的阐述者与宣传者。     

《临时约法》及民初共和宪政理想的幻灭

《临时约法》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建立共和宪政国家的理想,其对清末立宪以来"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之争作出了现实决断。然而,"西化"的制度设计并未带来真正的宪政。宪法的首要功能是组织建构,而中央政府的组织建构及实践又具有核心地位。因此,揭开《临时约法》下共和宪政实践的面纱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那段历史真相,也是对当前"西化"宪政理论甚嚣尘上的一种自觉反省。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白崇禧在宁粤对峙中所起的作用(1931年——1932年)

1931年2月28日下午8时,蒋介石柬邀立法院长胡汉民到他的官邸晚餐,当晚就把胡扣留,次日押去汤山监禁。我们从不信因果报应之说,但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回顾1929年蒋介石决定讨”桂“,事前是经由胡汉民运筹决策,把李济深囚禁汤山:而后由古应芬出面拉拢陈济     

我所知道的白崇禧

白崇禧与两广事变 胡汉民逝世引起宁粤关系激变 从1931到1936年,两广当局利用胡汉民作招牌,以西南执行部、西南政务委员会两机关做门面,以攻讦南京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为口实,与蒋介石遥相对峙;南京政府因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的牵制,外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内忧外患,自救不遑,对两广的武装割据局面,只好听之任之。     

国民党桂系见闻录——读《李宗仁回忆录》后记

国民党内部分裂“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随之而来的是国民党内部亦四分五裂。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由来已久。在党政方面,有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三角关系,互争领导权。军事方面,国民革命军发展到长江流域后,由于蒋介石的跋扈,以致原北伐的八个军中,第二     

蒋介石与1927年"迁都"之争

随着北伐的推进,蒋介石较早提出"迁都"武汉,但随后又力图将中央党部与政府留在南昌,从而引发"迁都"之争.蒋介石与武汉国民党左派的争执,乃至最后决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通过研读这一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不难发现蒋自命不凡,而又慷慨悲歌,他的疑忌之心太甚,从而使自己与对手的裂隙不仅难以愈合,而且迅速扩大.     

再认识与新发现:改革开放以来大陆地区胡汉民研究的新趋势

胡汉民是解读中国近代历史的关键性政治人物。然而,由于胡汉民坚持反共、反蒋的政治主张,胡汉民的生平史事在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海峡两岸学界研究的禁区。直至198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才摆脱将胡汉民作为国民党反动右派的政治标签,开始客观研究胡汉民的生平史事与政治思想。进入21世纪后,服务于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需要,曾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立法思想与实践受到学界的关注。随着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出版,胡汉民晚年所从事的反蒋活动的内幕,以及胡汉民晚年的心路历程,开始逐渐为后人所知晓、所了解。     

反蒋“扩大会议”述评

一九三○年八月,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国民党新军阀,互相联合,在北平召开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以下简称“扩大会议”)。后因局势变化,迁往太原。“扩大会议”以“整个之党还之同志,统一之国还之国民”为号召,反对蒋介石“蒋即是党,党即是蒋,蒋外无党”的个人独裁专制主义;组织“国民政府”,成立约法委员会,草成《太原约法》,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相     

对陷井抗辩成立标准的若干思考

在考察陷阱抗辩是否成立时,学界一直存在主客观标准之争。前者主要关注"先前犯罪意图"的有无,而后者的视角在于警察行为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两种标准在程序上和标准本身方面都存在较大争议。而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不仅给主观标准与客观标准提供了一个分析的基础,也有机地将两者相互联系,跳出了传统的标准之争的框架。     

国民党再造派与《再造旬刊》

1928年,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分裂出一个既反蒋反汪又反共的政治派别——再造派。它以《再造旬刊》为喉舌,公开阐明其政治主张:拥护胡汉民为国民党最高领袖;反对蒋介石“以军治党”、“以军治政”,力主提高党权,削弱军权,限制蒋为党领导下的军事领袖;排斥汪精卫“左派”,鼓吹“全民革命”,攻击改组派的“农工小资产阶级同盟”理论;叫嚣“反共救党”;对外主张“拒俄”、“联英”、“反日”。     

孙中山对袁世凯的斗争——兼论护国运动的性质

近年来,有一种“扬袁抑孙”的观点,把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看作“是搞糟了”,认为孙中山制订的《临时约法》和确定的责任内阁制,“是造成民初社会动乱、阁潮迭起、府院之争”的重要原因;把袁世凯从清末到民初施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措施说成是反映了当时社会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对这种观点,我是不敢苟同的.     

"石头法"的嬗变——黔湘桂侗族地区从"款石"、"法岩"到"石碑法"的立法活动

"勒石定规"是侗族款组织最重要的立法活动,这类"款石"属于"上位法",是着重打击"贼盗"的基本法律.侗族村寨为解决纠纷和处理案件,通过栽岩活动竖立"法石",涉反的问题多、内容广,构成较为完整的习惯法规范"岩规"系统,并在以后作为"先例"使用.后来以汉字记录立法内容,既有乡规民约(款约法),又有官府法令,也有村民自发记录的官府法令,这些"石碑法"都是不同渠道的法律的载体.     

从“解释学循环”看解释学真理观的“古今之争”

"解释学循环"有古今两种不同的解释,古典解释学认为解释学循环是可以消解的,人们可以达到对作者作品原意的全面理解;当代解释学认为解释循环是不可以消解的,每个人对同一文本有不同的理解,文本的意义只有在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中方可实现。"解释学循环"的"古今之争"体现了古今两种不同的真理观。     

凶终隙末:蒋介石李济深关系探微

在1920年代,蒋介石与李济深在走过一段较长的密切合作和相互扶持历程后,转而以凶终隙末收场。两人关系始于陈炯明粤军时期,历经东征、讨伐刘、杨、北伐、宁汉分裂、"分共"等重大战事和变故,总体上仍属密切及良好。从1927年"张黄事变"起,蒋李矛盾开始凸显。1928~1929年间,随着北伐成功后国民党集权统一进程加快,中央谋划削弱与收取地方权力及利益,蒋李两人及宁粤双方关系骤然趋紧,复因蒋桂之争的勾连及相互激发,双方矛盾开始激化。到1929年3月,在蒋桂关系实际破裂之际,蒋介石以"通桂谋叛"为名,扣押了李济深,宣告两人关系最后破裂。扣李事件实为蒋李个人恩怨、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争、蒋桂派系之争等多方面因素累积及影响的结果。     

1920年井田制辩论: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

192 0年井田制辩论不仅在经济史上有重要意义 ,更是 2 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它代表着唯物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初次交锋。辩论根源于治史理念上的歧异 :史观派的胡汉民、廖仲恺视史实重建为中心任务 ,史料派的胡适以史料整理为首要工作。针对井田制问题 ,双方的立论角度和研究门径截然异趣 :前者侧重于井田制的经济史分析 ,努力借取西方社会科学的成果和方法 ;后者着眼于井田的史料沿革 ,谨守广搜精考、穷源毕流的清儒成法。作为方法之争的井田制辩论 ,史观派最终占了上风。其后史观、史料两派的命运却大为不同。     

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与李新教授商榷

1985年9月21日,民国史资料协作会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召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南京大学历史系一位民国史硕士研究生陈红民的毕业论文:《论9.18事变后的胡汉民》。会上发言热烈。主要意见有两种,一种认为胡汉民是旧三民主主义者,以后也没有变化,“9.18”以后,他的政治主张仍作是旧三民主义。另一种意见认为胡汉民“9.18”以后的三项政治主张与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不一样,不能把它看成是旧三民主义。当天下午,李新教授作了总结发言。这个发言后来以《关于民国人物研究的若干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