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社会效果及其实现路径——以全国人民检察院2151份不起诉决定书为样本

受“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之统一论的影响，社会效果已经成为检察机关决定不起诉时的常态化考量因素，该因素的介入具有助益检察机关处理疑难法律问题和应对特殊社会矛盾的实践价值。不起诉制度的社会效果是指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通过行使不起诉权的方式终结案件后，社会公众等非案件办理人员对不起诉决定是否适当作出的一种主观评价。通过观察全国人民检察院2151份不起诉决定书发现，社会效果在不起诉案件中的运行略显失范，表现为实践表达笼统化和判断标准模糊化这两种形态，滋生了同类案件审查起诉处理结果分歧化的不正常现象。这肇因于检察人员在追求不起诉案件社会效果时对法律方法的忽视。检察人员应当跳出统一论的形式藩篱而回归法律方法，运用法律思维逻辑、法律解释方法和法律修辞模式办理不起诉案件。     

关于相对不起诉中引进特别程序的法律思考——以被不起诉人的权利救济为视角

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存在对被不起诉人权利保护不充分的重大缺陷,严重影响被不起诉人的人权保障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被不起诉人的权利救济为视角,引进民事诉讼法中的特别程序,赋予被不起诉人向法院申请撤销检察机关错误的相对不起诉决定并被确认无罪的权利,具有多重必要性。该特别程序应当从申请主体、管辖法院、程序提出的"禁申请期"、证据的提出和审查、审理组织与期限以及特别程序的法律效力等方面进行相应的建构。     

相对不起诉制度的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相对不起诉，又称酌定不起诉，该制度的确立对于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社会矛盾化解、社会关系修复以及检察机关认罪认罚轻微刑事案件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均起到促进作用。该制度赋予了检察机关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但对其监督制约仍然存在监督标准不易把握、监督制约不全面、监督制约机制得不到充分发挥的困境。面对该困境，应当从强化事前监督意识、事中监督制约、事后正负激励三个方面，通过对检察人员岗位廉政教育、查找廉政风险点，形成相对不起诉风险防控措施，以严明相对不起诉认定标准、严格相对不起诉办理、公开、报备、衔接、救济等程序方面，加强相对不起诉裁量权运行中的监督管理，并按照案件评查、监督巡查、能力考察“三查”方式，着力提升敢用、善用不起诉裁量权的能力，以期不断完善相对不起诉监督制约机制，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      

相对不起诉：逻辑、经验与理性试析

现今，相对不起诉仍然面临着石“罪”认定的立法逻辑质疑与不“罚”处理的司法经验困惑。当起诉便宜主义所蕴含的价值追求已日益成为势所必然，仅仅明确、细化相关法规很难成为理想走向。相对不起诉既是一种演绎体系，更是一种实践活动，检察主体对其“罪”“罚”矛盾的理性平衡才是关键。     

不起诉制度的解构与重构——以价值权衡为视角的考察

正义与效率构成了现代诉讼制度的正当根据。正义包括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实体正义使刑事诉讼法表现出对刑法的一种工具性价值．程序正义却是源自刑事诉讼法独有的品行,两者都不可或缺。而效率则是诉讼资源稀缺性的要求,也是实现正义的保障。不起诉制度应该体现正义与效率的基本要求。检察机关应该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对犯罪嫌疑人的行为作出判断和处理。对罪疑的案件应当作出不起诉决定。在不起诉决定形成过程中,一个公正的程序要求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赋予当事人要求听证的权利是一个理性的选择。而基于效率的考虑,不起诉决定应该具有确定的法律效力,以形成对检察机关和当事人诉讼行为的有效约束。     

检察机关参与加强与创新社会管理问题研究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是适应我国新时期经济社会的结构转化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是检察机关履行检察职能的重要举措.     

论附条件不起诉之监督机制——以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原则是贯穿于整个刑事诉讼的指导思想,在附条件不起诉的监督制度中,互相制约、严格遵守法定程序等基本原则都所有体现。但因现行附条件不起诉监督制度存在不足,导致了部分刑事诉讼法原则在附条件不起诉监督制度适用还存在很大的空间。诸如,在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程序,完善互相制约原则的适用,构建法院司法审查权提前介入制度;完善严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则的适用,确立程序违法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撤销制度;在附条件不起诉救济程序中,完善检察权专属于检察机关行使原则,赋予检察机关对不法的附条件不起诉决定的撤销权。此外,严格的惩戒制度也是遏制不起诉裁量权滥用的重要力量。     

通过试点与实践推进制度创新——以L县检察院附条件不起诉的试点为样本

中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发生深刻的变迁,现代性制度正在实践中艰难形成。L县检察院关于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探索与实践,便体现了这种制度变迁的方式与实践创新。地方性司法机构的"试点性改革"与"试错性试验",无疑推动了中国刑事诉讼制度的发展。应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与开放的心态,通过实践中的不断试点改革来确认与完善新的制度设置,以走出一条推进中国式法治建设有效、成功的道路。     

论澳门检察机关的司法机关地位及其自由裁量权——以“诉讼程序暂时中止”制度改革为例

澳门的检察机关具有独立的司法机关的地位,与法官共同行使司法职权,检察官的任职资格与法官相同,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职权行使保障。但是。检察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严格限制,不享有诉讼程序暂时中止（附条件不起诉）的决定权,只享有向预审法官建议的权利。应当审慎考虑检察机关强大的司法机关定位与严格受限的自由裁量权之间的矛盾．通过对诉讼程序暂时中止制度改革的探讨,探寻强化澳门检察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可能路径,以相称于其司法机关的地位。     

社区矫正制度实施与完善机制研究——以社区矫正主体为视角

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受阻于体制转型迟缓且前景不明.与传统体制相比,贴近基层法律服务的司法行政部门更易树立以人为本的矫正观;以假释人员为主的矫正对象结构决定了司法行政部门接手社区矫正的必要性;持续扩大社区处遇对象更须充分利用其管理优势.因此社区矫正主体应以司法行政机构为主导,形成公安、检察、法院联动体制;该体制还须尽量吸纳社会力量,最终以"小政府、大市场"的政府购买模式完成对特殊类群的观护及督导.     

以社区建设为抓手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自1994年设立街道以来，短短20年，经历了从农村社区到外来人口密集的城市社区的变化。今天，新安街道各社区呈现以下特点：人口众多、生人社会、流动频繁、经济繁荣。社区快速发展的历程并没有阻挡新安街道创新社会管理的脚步，近几年，     

社区警务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杭州上城区为例

随着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及单位制的解体,传统警务已不能满足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加强社区警务,是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必然选择。作为率先在全国推行社区警务战略的城市,杭州市上城区近年来在社区警务方面进行一系列创新,实现了社区警务的社会化、信息化、网格化和特色化,对当前社区警务管理具有启示意义。     

社区小商贩社会管理创新机制及对策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治理社区小商贩一直是困扰城市发展的难题。对社区小商贩进行社会管理创新,既是促进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促进社区治理的客观要求,也是保障充分就业、解决民生问题的客观要求。武汉市开展社区"一照式"备案管理开创了小商贩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新局面,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武汉模式"。在新形势下,创新小商贩社会管理机制应遵循"以人为本、宽严相济、精简程序、提高效能"的指导思想,不断创新管理理念、管理手段和管理方式,充分发挥社区的基层管理职能,切实保障弱势群体的就业权益。     

试论刑事诉讼中被害人权利及其保护——以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关系为视角

无论是立案、侦查、审查起诉阶段，还是审判阶段，被害人都享有广泛的诉讼权利。被害人刑事诉讼权利又不断扩张的趋势。被害人的权利有的需要检察机关依职权行为加以保护，有的对检察权形成制约。检察机关与被害人关系的变化是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     

创新检察环节社会管理机制研究——以检察实践为中心展开

以检察机关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及内涵为分析原点,立足本省检察资源,指出检察环节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的问题、阻却因素及原因;并以安徽省检察机关创新社会管理的运行现状展开,进而研读创新检察环节社会管理优化的规律性特质与制约性因素;最终研判创新检察环节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着力点与生长点,以期对检察环节社会管理创新有所裨益。     

论检察机关组织结构改革——以检察机关领导体制与内设机构为视角

随着法治中国建设的深入开展和司法改革的纵深推进,作为司法机关之一的检察机关也需着力展开新一轮的改革与自身完善,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改革和完善检察机关的内部组织体系、组织机构和组织结构。从检察机关内部组织结构来看,改革涉及到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与检察长的选任、检察机关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与革新两个问题。进一步完善检察机关的负责人选任制度改革,理顺检察机关上下级领导体制,统一检察机关内设机构称谓、设置,完善派出检察机关,是保障检察权有效运行的组织载体和实体基础。结合我国现行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并考察检察实践,上述两个方面存在的问题需要引起重视并继续着力加以改进,从而使检察改革更具实效并助推司法改革和法治中国建设向更高水平发展。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从社区抓起

“社区是基层社会管理的基础，创新社会管理的重心在社区，改善民生的依托在社区，维护稳定的根基在社区。”当前，正值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时期，各级党政部门的施政频繁见诸各个领域，重点涵盖“思想解放”以及对“现行体制进行全方位的改革创新”。不管以何种形式出现，针对社会管理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新问题，党政部门要把加强社区社会管理作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切入点，将创新理念转化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增长基础，让居民群众切身享受到社会管理创新带来的实惠，确保居民群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与居民收入不平等：影响与机制分析——基于个体相对剥夺视角

具有再分配功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居民收入不平等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个体收入相对剥夺视角,计算居民个体不平等程度,通过构建两期世代交叠模型,分析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有利于缓解居民收入不平等,其净效应在0.4%-0.8%之间,但存在不同群组的异质性。男性、城镇、东部地区居民养老保险对收入不平等的平均处理效应较之女性、农村、中西部地区居民要高。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影响居民收入不平等的主要作用机制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促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积累,进一步缓解收入不平等。基于此,构建更加公平、可持续、全覆盖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推动社会从“陌生人社会”向融洽的“熟人社会”转变,人口从“低人力资本”向“人口质量红利”转变,进一步缓解居民收入差距和不平等,推动社会经济稳定发展。     

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以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为视角

两高三部于2010年9月13日联合签发的《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在中国确立了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并对相关机关的职责、量刑程序、当事人的权利保障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规定。但该意见存在不能有效保障被告人不认罪案件中被告人的量刑参与权和辩护权的缺陷,从而可能对司法公正与人权保障造成负面影响。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是在坚持相对独立的量刑模式的前提下,确立"先定罪、后量刑"的两步式庭审程序,并进行被告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