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明清成都府县志的编纂群体简

自魏晋南北朝至清,成都地方志的发展经历了地记、图经到方志的演变过程。宋代成都的修志活动日趋频繁,六修成都志。及至明清,成都府县志保存下来的有四部：天启《新修成都府志》、康熙《四川成都府志》、嘉庆《成都县志》和同治《重修成都县志》。本文利用四部成都方志所载“纂修姓名”对明清成都府县志修志人员的职责和分工及其修志经费来源进行了分析考证。     

道光《重修金县志》研究

道光《重修金县志》是甘肃榆中县现存第一部纲目体地方志。纂修始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成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纂修者恩福时任金县知县,满洲镶黄旗举人,对康熙《金县志》纂修上的问题,认识深刻、直切要害。为革除《金县志》“因陋就简,粗略残缺殊多”的弊病,纂修出了一部有裨于治理、教化、存文的优质志书。体例方面,《重修金县志》沿袭道光十三年《兰州府志》纲目体,扩充条目,细化类别,增强志书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内容方面,《重修金县志》以《金县志》《兰州府志》“金县”条资料为基底,大量增补新资料,包括实地搜采的一手资料和辑录自他书文献的金县资料。     

清代《神木县志》纂修特征及其历史价值考论

清代神木地区先后纂修了两部方志，即为清雍正《神木县志》与清道光《神木县志》。因现存清雍正《神木县志》的版本内容部分残缺，目前学界对该志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尚存争议，莫衷一是。清道光《神木县志》的成书年代较晚，内容保存完整，是神木旧志的代表之作。经考证，现存版本的清雍正《神木县志》并非为清道光《神木县志》中纂修者所提及的四本抄志，清道光《神木县志》也并非是在现存雍正《神木县志》的基础上纂修的，两部志书在体例及内容书写上存在较大的差异，所载内容相互抵牾，纂修方式并无明显地顺承关系。雍正《神木县志》的体例较道光《神木县志》为优，但内容远不及道光《神木县志》丰富详实，二者互有优劣，各有千秋。两部县志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军事史、文学史、民族史、社会风俗史的重要文献资料。     

明、清及民国广东县志“风俗”门目研究

文章对369部广东县志的风俗门目进行统计分析和研究。首先分析了广东县志风俗门目载述概况;其次对广东县志风俗门目设置进行统计分析。通过统计分析发现广东县志旧志的风俗门目的特征是载述范围广、载述门目众多、门目名称大量存在同义词的现象。     

缪荃孙与地方志

晚清学者缪荃孙（１８４４—１９１９）不仅是著名的藏书家、目录学家、金石考据学家和教育家,同时也是著名的方志学家。他一生曾参与编纂过五部地方志,其中以《［光绪］顺天府志》最为后人称道。作为学者的缪荃孙在纂修方志过程中十分注重材料的收集和文献的考订。他的修志思想与张之洞“通经致用”、“中体西用”思想是一致的。在修志方法上,一改当时因陈相袭之风,根据时代的进步与发展,或因或创,或继承或发展。此外他在辑录旧志及编纂方志目录方面,贡献亦很突出     

戴震与方志及其手稿与胡适跋文

史传戴震纂修了《汾州府志》和《汾阳县志》,因为二志未署戴名,所以引发后人质疑,通过以二志内容及戴震纂修主张,与署名纂修人汾州知府孙和相所修的《中牟县志》内容相比较,参证北京大学收藏的戴震手稿中的修志稿件,证明二志确出戴震之手;并进一步通过戴震的论述和他与章学诚的讨论,归纳了戴震修志的五点主张。戴震手稿共23篇文章,包括有关《汾州府志》文章四篇,有关《汾阳县志》文章四篇,有关修志文章三篇,有关家乡歙县山水文章二篇,有关其他经典文章四篇、杂文六篇。胡适先生曾撰长篇跋文,予以考评。经过重新分析考证,对23篇文章是否戴震作品,及有关的问题和胡适先生的意见,做了新的评议及结论。确定23篇中绝大多数是戴震的作品,少数是戴震改定作品的原稿,只有段玉裁作黄烈妇庙碑一篇,完全与戴震无关。旧说戴震手稿是抄本有误,确实是戴震的稿本。     

山西省临汾市旧志整理述略

山西省临汾市所辖17个市、区、县现存1949年之前编纂的旧志(府、州、县志)有84种。1980年至今的30年间,其中的34种已经得到整理出版。在全市上下重视地方文化研发和努力建设旅游文化大市的当今,旧志的整理研究具有现实必要性,应加强和积极开展该项工作。     

隆庆《潮阳县志》述评

明代潮阳县志书凡六修,各志前后相继。隆庆《潮阳县志》是目前可见的潮阳地方存世完备的第一部方志,具有纪传体特点,史论结合,考辨扎实,保存有完备的修志进程史料,是潮阳地方文献资料渊薮,能够为地方治理、乡土教育、经济发展提供参考或依据,部分记述可以对正史起到补充作用。     

方志学的文学价值

我国地方志源远流长,著述极富,在世界文化史上居于优先地位。 从有关文献及历代地方志书本身考察,早在周代就已有地方志书出现,迄今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了。且在如此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纂修方志之举从未间断。隋唐以降,由于封建社会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以及国防上的需要,更加引起统治者的注意,定期纂修方志,蔚成风气。清代统治者积历史之经验,极其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康熙、雍正皇帝都曾下令全国各省府州县修撰志书,其后并规定各州,县志书六十年一修的制度。当时许多著名史学家,学者积极参与修志,官修私修并举,且出现了如章学诚那样造诣甚     

浅析清末民初东台县礼俗变迁

民国时期,东台县的礼俗内容产生了诸多变化,这种变化被东台县的地方士人袁承业记述在民国十年所编纂的《东台县志》中。从嘉庆二十二年周右所编纂的《东台县志》到民国十年袁承业撰写的《东台县志》,两部县志相隔百年,国家也从清朝进入民国,“袁志”中礼俗的内容在形式上发生新变化,但却与“旧志”所蕴含的秩序意识一脉相承,而作为参与县志修纂的地方士人,仍然寄希望利用这种传承百年的秩序意识去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而这种“新旧交融”的现象亦是民国初年社会变革的缩影。     

盐城地方志概述

我国编修地方志的工作,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根据朱士嘉先生《中国地方志综录》统计,我国现有方志七千一百四十三种,已成为祖国文化遗产珍贵的一部分。盐城,是个古老的城镇。据史书记载,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以前,盐城这带地方就已建盐渎县,晋安帝时改称盐城县。从汉代建县起直至明朝,约有一千六百多年历史,盐城从未编纂过县志,至明朝万历年间才有过两次纂修。一次是明朝万历七年(1579),南海杨瑞云任知县,因地方人士多次请求编纂地方志,于是设局修志。纂修人为夏应星,分纂人为张三风、成克勋、金重等人,最后由杨瑞云编著,吴敏道校     

续志创新刍议

修志是我国独有的文化传统之一,我们在编修方志时,在批判继承和借鉴优良传统的同时,应据社会发展,时代进步,从实际出发,在篇目设计,主述内容等方面应有所创新,赋予这一古老传统以时代的生命。     

地方志在北京文化传承中的特点和作用

北京现存民国以前的旧志有100种左右、1 000余卷,是古代北京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现在又开始新编地方志,仅《北京志》和北京的18个区县志,总字数超过了1亿字,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留存了大量北京历史上的资料,其内容囊括了北京的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具有资治、存史、教化等特点,对于北京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作用。     

现存古潮州最早的方志——[嘉靖]《潮州府志》

<正> [嘉靖]《潮州府志》八卷,明郭春震纂修。郭春震字以享,万安人,进士出身,修志时任潮州知府。该志是现存最早的一部潮州方志。 [嘉靖]《潮州府志》修定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据志序所言,此前“潮弗志者若干年,     

《（康熙）宛平县志》价值初探

康熙二十二年,宛平知县王养濂主持修纂《宛平县志》,开创了北京地区官方为附郭县修志的先例。在此之前,专门记载宛平县事迹的有沈榜的《宛署杂记》,同时在张吉午的《(康熙)顺天府志》和缪荃孙的《(光绪)顺天府志》中也涉及宛平县情况。与此三书比对,《宛平县志》在"人物"和"艺文"内容上优于沈书;在资料详实上富于张书;在史源和校勘上助益缪书,具有较高的文献、文化价值。     

《兴文县志》纂修源流考略

兴文县建制始至明末 ,县名县治几经更改 ,未见地方志乘流传。清康熙以来 ,由于统治者重视和提倡地方志的修纂 ,兴文县几度修志 ,有诸多传本散留后世。对《兴文县志》的纂修溯本清源 ,由此管窥清代地方志的繁荣。     

民国《西昌县志》的编纂及其学术价值

民国时期的《西昌县志》是凉山地区重要的地方旧志,在体例和内容上对清末的几部志书《西昌县志》既有传承又有创新, 该志在地理、食货、产业、政制、教育等志下均有新类目出现,志书体裁和门类设置更加科学合理,体现实用性。此外,民国《西 昌县志》更设“武备志”“兵寇志”“夷族志”,这与西昌所处地理与政治环境相关,也与修志者对于战争、少数民族的重视程度有 关。由此反映出民国《西昌县志》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真实地展现了清末至民国年间的西昌社会经济 状况和社会历史变迁,是研究西昌以及凉山彝族历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泰安历代地方史志介绍

地方史志记述着各个地区历史与现状的社会文化现象。作者根据多年来搜集、考证,泰安有史以来官修的史志有十部：明万历三十一年《泰安州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县志》;清乾隆二十五年《泰安府志》;清乾隆四十七年《泰安县志》;清道光八年《泰安县志》;清光绪三十三年《泰安县乡土志》;民国十八年《重修泰安县志》;1993年《泰山志》;1996年《泰安市志》;1997年《泰安地区志》。本文对十部泰安文志还一做简要介绍．这些史料的存在,无疑对研究泰山文化以及振兴泰安经济有一定参考价值。     

湖南城步巫山与中国巫文化起源

《山海经》多处提到巫山,并有大量关于巫人部落与巫术活动的记录。全国有长江三峡、山东肥城和湖南城步三处巫山古地名,只有城步巫山才是《山海经》所指的巫山。有证据表明,以城步巫山为地理标志的湘西南地区有着数千年的巫文化根基,是中国神秘巫文化的重要起源之地,巫文化起源和盛行也是城步巫山及相连巫水得名的历史来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