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浙西史学

中国史学的近代转型 ,始于明清之际。由黄宗羲开创的注重人文价值的浙东史学和由顾炎武开创的注重科学实证的浙西史学 ,分别代表了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种思想进路 ,而浙西史学与同时期兴起的西方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更具有本质上相通的可比性。从顾炎武对“六经皆史”的史事论证 ,到钱大昕论“《尚书》《春秋》实为史学之权舆” ,反映了中国学术从经学独尊向着建立以史学统摄经学的近代历史科学转型的趋向 ;从顾炎武拒斥“《春秋》笔削大义微言” ,到王鸣盛、赵翼、钱大昕对“《春秋》笔法”和“宋儒法戒”的全面批判 ,确立了以求真为史学之最高宗旨和作为近代历史科学之本质特征的价值中立原则。更为重要的是 ,浙西史学三大家继承了顾炎武“引古筹今”的史学思想 ,在为历史上的改革运动翻案、批判文字狱的专制暴政、阐发具有初步民主色彩的政治思想诸方面 ,不仅思想锋芒更为尖锐 ,而且在学理上亦有所发展和深化。20世纪以来流行的贬低乾嘉史学的观点乃是不合乎历史实际的偏见。     

黄宗羲的管理思想探析

黄宗羲 (16 10～ 16 95 )是明末清初一位博学的思想家。一生成就宏富 ,著有《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南雷文定》等。黄宗羲生活的年代 ,正值明清更迭的动荡时期。黄宗羲深遂地看到当时制度的种种弊端 ,提出了一些较为进步的民主思想和对管理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明夷待访录》 (后简称《明》)一书集中体现了黄宗羲的一系列管理思想。顾炎武赞该书“百王之敝可以复起 ,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迄今为至 ,学术界对黄宗羲的关注 ,还少有人从管理思想的角度去透析这位杰出的思想家之于管理的贡献。1 政治管理思想　《明》书共有 13篇 …     

黄宗羲史学初探

迄今为止，学术界比较注重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研究，将其视为批判封建君主专制的斗士，而对其丰富的史学思想却几无论及。其实，黄宗羲还是清代浙东史学派的创始人。本文从史学思想和史料观两方面对其史学进行了初步探讨，认为黄宗羲倡导的经世思想、民族思想及对史料观点的阐发均有独到见解，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大影响，在清代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宗周“慎独之说”浅议

刘宗周是晚明大儒,他上承王阳明,“本良知而发明慎独”,下启黄宗羲,开浙东学派之先河,在明清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研究浙东学术绕不过的思想家。刘宗周自称其学术为“慎独之说”。他说:“千圣相传,只慎独二字为要。”(《刘子全书遗编·阳明传信录》)他的学生黄宗羲也说:“先生之学,以慎独为宗。”(《明儒学案·蕺山学案》以下     

一本必要的书——《黄宗羲诗文选》介绍

明清之际的文化巨匠黄宗羲的第一个诗文选校注本《黄宗羲诗文选》终于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郑重推出。在学术著作出版艰难的情况下,这部书能够出版,是值得庆祝的。 关于黄宗羲的崇高历史地位,我国著名的文化史专家蔡尚思教授在给《黄宗羲文选》的“题辞”中,以“六个第一”作了概括:“黄宗羲在政治思想上,独敢公开反对中国古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他“首先反对传统的“工商皆末”而提出工商“皆本”;“他最先编著中国学术思想史”;“他是明清史学界浙东学派的祖师”;“他编了最大的一部《明文海》”;“他最博学,最多读书,实在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之上,而为古来儒林所未有。”     

天道与经世——黄宗羲《破邪论》与明清之际“天学”嬗变

明清之际“天学”思潮有两个彼此独立的源头,分别是中晚明阳明学宗教化思潮,与外来的天主教思想。黄宗羲《破邪论》主要是针对前者所引发的明清之际“敬天”思潮而撰写的理论辨析著作。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多将黄氏文本放置于天主教思想背景中讨论,造成许多误解。《破邪论》对昊天上帝、魂魄与精神观念进行了批判和清理,展示了黄宗羲“天学”思想的特出之处,即在历史文化（经史）之中展现性命之学的超越性。这种新思想代表了阳明学派的心学发展由此摆脱过度宗教化（伦理化）的限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在真实的社会政治世界中开展自身的可能性。     

史学思想与明清历史小说人物性格塑造疏论

虽然唐代以后在理论上史传与传统小说创作发生分野,但是史学作为“小说之祖”,史学思想仍然是影响后世小说创作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史学中的“直言实录”、“微言大义”、“人物品藻”等思想无不在明清历史小说的人物性格塑造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王霸之辨与天人之际：黄宗羲心学的政治之维

黄宗羲的心学与其政治思想之间的关联,首先体现在其“道德—事功”一体的儒学观,就思想史脉络而言,则体现出作为近世新儒学两大支柱的心性、事功之学的交汇转化。其次,在王霸之辨的问题上,黄宗羲既远资孟、荀之思想资源,亦汲取近世朱子、陈亮王霸义利之辩之精义,进而将王霸义利问题引申到政道公私的层面。最后,心学的政治意义亦集中体现在“天人之道”的维度。一方面,超越的心灵之维乃为政制革新、法度损益提供了重要精神支持;另一方面,黄宗羲认定天意必由民意而见,反对宿命论与灾异说,主张士君子通过自身的实践与修为来积极承当天运,从而展现出一种持循天理、勇于担当的经世精神和更加积极的政治意识。     

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及其心学内涵

作为清代浙东学术的开创者,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尤为突出。黄宗羲诗学中的“性情”论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并富有时代性。黄宗羲提出的一些重要的诗学命题诸如“情至之情”和“不及情之情”、“一时之性情”和“万古之性情”、“各自成家”等以个体的“性情”的优先和真为中心,构成了统一而严密的理论体系。黄宗羲诗学思想的底蕴则在其哲学思想和学术理念之中。     

“自由之研究精神特盛”——论明末清初的精神状态

明清之际有无启蒙思潮 ,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以为 ,若以在冲破传统桎梏、超越主流成见、倡论前人所未能言、未敢言的意义上来理解“启蒙”一词 ,那么 ,我们以为 ,明清之际是曾出现过这一精神状态的。能直接表现这一点的 ,一是明清之际富有批判意识的大儒辈出。如王夫之、黄宗羲、唐甄、吕留良、顾炎武、傅山、刘献廷、颜元等等 ,就是其间杰出的代表。二是此时精神活跃 ,议论纷陈 ,闻所未闻的石破天惊之论 ,比比皆是。如“为天下之大害者 ,君而已矣”,“凡为帝王皆贼也” ;“世儒不察 ,以工商为末 ,妄议抑之 ,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 ,商又使其…     

从几个命题看三大思想家的鉴史资治观

本文所阐释的三个思想命题：王夫之的“所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黄宗羲的“知古必先通今”、顾炎武的“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展示出三大思想家在时代转折之际,对历史盛衰经验教训的批判总结,对历史前途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史学社会功能的深刻理解     

亦谈所谓“史学危机”

近年来有不少人在谈论所谓“史学危机”,在报刊上撰文者有之,在会上大声疾呼者亦有之,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我国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了一条死胡同。情况果真如此吗?我看是很值得商榷的。 “史学危机”论涉及的     

从“史学危机”想到的

近年来,“史学危机”的说法颇为流行。对于是说,赞成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意见分歧,自不足为奇。而之所以存在分歧,除去对“危机”这个概念的理解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史学研究现状估计的差异。不过,二者之间也还是异中有同。无论主“危机”说或非“危机”说,不少同志认为史学研究存在僵化、单调的现象,影响了史学的发     

论中国古代的经学与史学

经学与史学是中国古代因缘颇深的两大显学。在中国古代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经史关系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六经”亦经亦史的特点,决定了此后经史之间难以割舍的因缘关系;汉代是中国经学兴起的时代,同时也是史学标榜“成一家之言”之时,这一时期经学对史学思潮有重要影响,史家崇经意识非常明显;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呈现出重视人物品评和历史评论,以及南北朝史学风格迥异等现象;隋唐时期经史关系集中表现为统治者对于经史之学的高度重视,由此出现了经史同步大总结的时代学术现象;宋明时期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理学化经学对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清代经史之学从清初提倡穷经经世和以古筹今的实学思潮,到清中期后兴起的今文经学派的援经议政和治史明道,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学术特点。而乾嘉经学为考据而考据,史学也多由经学而入,受汉学藩篱所囿,只有浙东史学继承了清初经世思想。     

“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

陈垣和陈寅恪合称“史学二陈”.这一称谓产生于1950年代初.而“二陈”现象形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陈”在学术上均重视目录学、年代学,善以文字学治史,均在宗教史、蒙元史、明清史方面有重要建树,不仅在史学研究方面有诸多相同点,又相互交流,商榷学术,彼此影响.晚年在政治思想上虽有异趣,但在学术上追求“实事求是”的目标是一致的,殊途同归.“史学二陈”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最具魅力的现象之一,宜用学术眼光解读这一现象.     

蕺山学派的慎独学说

<正> 一提到“慎独”,人们就会想到朱熹对《大学》《中庸》的注解,认为它是一种唯心的自我修养方法。我国明清之际著名启蒙思想先驱、刘宗周的学生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为以刘宗周为代表的蕺山学派立案时说:“先生(刘宗周)之学,以慎独为宗”。“儒者人人言慎独,唯先生始得其真。”在刘宗周以前,确有许多学者注释和论述过慎独,不能否认,他们各有所见。然而在黄宗羲看来,只有刘宗周的慎独学说,才是儒家真传,“圣贤之学”的精髓。作为蕺山学派的主要传人,对其师的学说如此之推崇,是可以理解的。但这却提醒我们注意,有必要去考察研究蕺山学派用以标宗的慎独学说和以往关于慎独的理论观点有何异同。     

《明儒学案·师说》“邓先生”考述

《明儒学案·师说》“罗近溪汝芳”章中有“邓先生”语,而无具体名字,有学者将之误作邓定宇.由“罗近溪汝芳”章可知,“邓先生”具有“好古,治经史学”、“学本邹东廓,以戒惧谨独为宗旨”、“早年本修,晚年服膺罗近溪,并作祭罗先生文”三条特征.以此特征考之邓定宇与邓元锡,则“邓先生”实为邓元锡而非邓定宇.黄宗羲裁篇拼凑刘宗周《皇明道统录》而成文气不顺之“师说”,也是引起后人误解的一大原因.     

论《明夷待访录》的哲学思想

《明夷待访录》是我国明清之际卓越的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所撰的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代表著作。该书自问世以后,一直为人们所重视,在近代民主运动中,曾充当过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思想武器。我国学术界曾经高度而公正地评价了三百年前出现在此书中的先进政治思想,而对于这种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它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即它的理论根源则探讨较少,本文打算从这方面作点尝试。《明夷待访录》完稿于清康熙二年(1663),顾亭林于康熙十五年读到此书后,“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全祖望在引述了顾炎武这一评论后,指出此     

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

将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比较,可加深对黄宗羲“至情”说的理解。黄宗羲“至情”说扎根于性情之辨。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同在于以“真”为内核,以“灵”为外观,以“神”为桥梁。黄宗羲、汤显祖“至情”说之异则体现于时代背景、哲学本体、风格追求三方面。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