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黑、四黑

我在“文革”中赢得了“三黑”的称号。一是造反者制造了许多黑帽子给我戴,谁知一个也戴不上,他们气火了,说那么就叫“黑五类”吧。可是又太笼统,究属那一类也说不好。一是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黑帮”,实际我和匡校长平日的关系并不密切,只是他调任去南大时,做了三首诗送他,被人揭发,说是匡的“黑帮”。一是我在吉林大学时,星期天和一些人在一起谈天说地,说的是历史掌故,甚至戏剧词曲,有些人脑袋特别灵敏,说我们是“反党集团”,要不得。于是派人到     

走自己的理论创新之路——杨曾宪研究员访谈

○杨先生 ,您是“文革”初期老三届高中生 ,据说您上高中期间便开始系统自修文科 ,而且“文革”中也坚持下来 ,这肯定是不容易的。请您谈谈这段经历 ,好吗 ?●我上初中时非常迷恋数学 ,立志当数学家。但初三时读了一些伟人传记 ,一上高中便放弃理科、立志文科了。此后 ,我上数理化课时先举手回答问题 ,然后就看文科书。 1 96 8年离校后我也没下乡 ,仍呆在家里按计划自修 (这是我总感到愧对老三届同龄人的地方 ) ,直至1 972年就业。因为一下乡 ,我的计划肯定泡汤了。青岛一位著名朦胧诗人多年后对我说 ,“文革”中他曾到我家查户口 ,看到…     

"仁者"的自得与落拓--论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孙犁的文学创作体现着作者复杂而深刻的文化世界———“仁者”的世界。他的家庭出身、生活和文化经历等 ,造就了他的文化品格 ,也深刻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文革”前的创作是处于“仁者”的常态 ,在创作题材的选择和处理上 ,在艺术风格、审美特色上 ,都体现出这一文化特征。“文革”对孙犁的生活和创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使他的“仁者”特征呈现出变异和扭曲 ,并有所缺失 ,但核心始终未变。孙犁创作的两个世界 ,折射出时代政治文化的嬗变轨迹。     

开拓东亚与中国互动的研究道路——韩昇教授访谈

○韩老师,您是中国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属于“七七级”,又是中国较早公派出国的留学生,有着深厚的海外学术背景,能和我们谈谈您的求学经历吗?●我进入历史学术研究领域的经过比较“奇怪”,从自学到客串。我对历史的兴趣开始于“文革”期间。家庭受到“文革”冲击,父亲被关在厦门大学“牛棚”,九岁的我每天要过海给他送饭。作为“黑帮”子弟,我自身处境艰险,平日不敢出门,躲在家里读书。家里大多是历史书,最初读吴晗主编的历史小丛书,后来又读历史小说等,背诵古文诗词,不知不觉培养起对历史的兴趣。“文革”初期,日本学者堀敏一给我…     

波特莱尔《秋之歌》与鲁迅《死火》之比较

鲁迅的老友许寿棠说：“我觉得他感到孤寂”。不错,鲁迅是孤独的。波特莱尔也是孤独的。他6岁时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波特莱尔觉得父亲被出卖了,母亲对他的爱校出卖了,他对母亲的眷恋被出卖了。他这样写道：“尽管有家,我还是自幼就感到孤独——感到命中注定永远孤独。”①他在给母亲的信中还写着：“如果有一个人年纪轻轻就议得忧郁和消极的滋味,那肯定就是我。”②然而孤独却远远包容不下这两颗敏感、深途的灵魂——在那个充满血与火的年代,鲁迅“冷藏”着他的“清热”。他在《热风·题记》中这样写着：“但如果凡我所写的,的确…     

再谈"抄袭的一代"--答周祥森先生

拙文《我们是“抄袭的一代”？》闪烁登网后，《史学月刊》编辑部周祥森编审就“抄袭的一代”的界定依据发表了很好的意见。的确，这是拙文表述时用词欠推敲造成的一个疏忽，把“皆是”改成“大都”就较妥些，笔者对周先生的严谨表示钦佩。不过仍需说明一下，我真正的意思是“文革”对人所必需的宗教精神和道德精神的破坏实在太大，而我们这个时代严重的抄袭剽窃现象肯定是灾难性后果之一，殃及范围包括“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人们。老一代学者具有过去的“底子”，因而没有“蔚然成风”，“文革”中和“文革”后的一…     

徐訏小说的抒情特征

读徐汗小说,我感到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倾诉”。他的小说叙述话语中始终激荡着一股潜在的情感暗流,读后令人伤感、沉思乃至迷悟。他或借小说中的某个角色倾诉,或直接以“我”的姿态出现在小说中,絮絮叨叨地诉说自己的人生体验,生命历程,玄思冥想,性急的读者也许会厌烦他的这种耐心的罗嘴,这也是他的小说在香港那种快节奏商业社会里不受欢迎的原因之一。《鬼恋》中借“鬼”倾诉对革命的失望,对由“人”变”鬼”的一段人生惨剧痛定思痛后的愤感与悲哀。到了晚年写的《江湖行》、《彼岸》,徐汗直接虚设一个“你”,好让“我”对“你”…     

“文化边缘人”的怨怼与尴尬──论王朔的反传统思想

“文化边缘人”的怨怼与尴尬──论王朔的反传统思想贺仲明一王朔的反传统思想主要通过他笔下的“文化边缘人”的生活和价值观体现出来，这些“文化边缘人”在年龄、经历和身份上与作者王朔都颇为切近。他们都是出生于六十年代前后京城军官子弟，在文革中，他们度过了特殊...     

国民精神与中间人物——邵荃麟美学思想一瞥

当时代将要跨入新的世纪的时候,许多历史人物不可避免地会被人们遗忘,退隐于历史的屏幕之后。邵荃麟大约也应归属于这一类人物。在荃麟的一生中,提出“中间人物论”是他留给世人的一次生命的绝响,却又因文革的匆匆来临而很快归之于沉寂,失去了让人深味的机会。“中间人物”的思想,在我看来,深蕴心曲,在独特的文论背景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因而是值得作一番思想寻踪的。对邵荃麟的美学思想作纵向的考察,我感到对国民精神的反思,始终是引起他理论兴奋的重点,几十年间一直牵引着他的视线。从他最初的文学创作到60年代关于“中间人物”的讲话,贯…     

郭小川:团泊洼的秋天的思索(八)

郭小林曾这样说过 :“父亲有近１０年没有过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也得不到亲人的温暖。可那时母亲不理解他 ,我们也不理解他。”当时同在林县的李保元说 :“郭小川说过 ,‘家人不认识我的价值’。这是他感到要命的地方 ,对家庭生活有很多说不清的苦恼。”（１９９９年８月５日采访）从现存的郭小川家庭通信中 ,可以看出在“文革”前大量炽热般的情书之后 ,最后几年的家信渐渐减少 ,在林县期间更显得稀少。当年杜惠单身从四川来到延安参加革命 ,郭小川为她的勇敢和活泼所深深吸引。杜惠在政治上的热情、开朗、坚强 ,也给郭小川的一生以很大的感…     

奇怪的逻辑──驳彭荆风的文学批评观

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有时逻辑的奇怪常常在于见怪不怪。当彭荆民今天打着道德的旗帜指斥别人时，他是否还记得20多年前的情形？难道他的曾经蹲过十几年监狱的历史反倒成了他今天继续对别人指斥的资本？难道历史的圈套他们那一辈没钻够，还要我们这一辈继续往里钻才符合彭荆风们的逻辑？《“坦言”的“性幻想”——兼评吴励生的“反道理观点“（载（云南当代文学》第41期）一文的指斥之辞让人感到缺乏正常的逻辑。究其根本的文化心理，彭剂民显然是自诩为“当代圣人”的：因为他以为神圣理念在握，神圣真理在手，为了他的所谓“神圣目的”，可…     

与傅庚生先生商榷“情思之本”的问题

一 讀了傅庚生先生解放后出版的“杜甫討論”(以下簡称“詩論”)并参考了先生解放前写的“中国文学欣賞举隅”(以下簡称“举隅”)和“中国文学批評通論”(以下簡称“通論”)等著作,感到这中間存在着一些問題,現在提出来和傅先生商榷。首先傅先生强调“情思之本”是作用着創作的根本性的东西,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如他在“詩論”中說: 杜詩之所以达到那样高的境界,由于他出于情思之真而屏絕了人为之伪(217頁。)     

被放逐的朝圣者——“文革”前老知青的精神炼狱

“文革”以前，中国大陆有将近一百三十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地区参加农业生产。这批老知青当中的大多数成员出身于政治上“有问题”的家庭。由于上个世纪60年代在教育领域实施的以阶级斗争为名的政治歧视，他们在1963—1965年的高考和中考中整体性落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山下乡成为他们“脱胎换骨”的唯一出路。但这些老知青的虔诚和逆来顺受并没有换来合理的报偿。相反，直至“文革”结束，这批出身“黑五类”家庭的青年一直是人民共和国的二等公民，在其生活道路上历尽艰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经历及其历史意义长期被掩盖或抹杀，以致今天他们仍然是中国社会里一个无声的群落，“文革”前的上山下乡也由此成为共和国史上的一桩公案。面对和解决这桩公案的意义不仅在于还这些已经进入垂暮之年的中国公民一个公道，还有助于廓清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并给后代留下一个不能忘记的历史教训。     

浅谈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定位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选择的政治定位，概言之，即中和以求自稳，自稳以为国稳，国稳以致民安。所谓“中和”者，即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始终站在稳定大局，减少“文革”冲击，不与毛泽东主席进行正面对抗，又不过份遏制“文革”发展的位置。每遇大的风暴甚至即将暴发恶劣势态的关头，周恩来往往是以毛泽东、中央文革小组等名义，巧妙地加以遏制、调整，尽可能制止恶劣势态的发生与泛滥。这样的位置，在“文革”中起到了平衡各方力量的猛烈撞击，维护国家大局稳定，保护国家财产和人民生命安全，安定民心的作用。邓小平同志在谈及周恩…     

神话思想的消解:从"伤痕小说"到"意识流小说"

作为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 ,“伤痕小说”和“意识流小说”共同表达了当代文学批判“文革”历史、消解神话思想的集体诉求。但受制于“文革”神话思想的语言禁锢 ,“伤痕小说”的这一叙事努力却始终未能摆脱“文革”文学的影响。相反 ,“意识流小说”在实践创作方法革新的同时 ,却凭借自身的“语言之流” ,试图解放业已被“文革”神话思想异化了的文学语言 ,进而实践消解“文革”神话思想的启蒙诉求。     

略論狂人形象的美学特征

鲁迅的《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的真假问题,迄今为止,大致可归纳为:“战士说”,“狂人说”,“寄寓说”。笔者以为对这一特殊而复杂的艺术典型,三说似乎都失之偏颇,本文试图对狂人形象的美学特征,作一点粗浅的辨析。读《狂人日记》,我们都会感到,几乎在每一处看到一个真正病狂者的地方,都会同时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清醒的战士的身影。狂人怕赵家的狗、怕路人、怕小孩,感到“他们似乎想害“他”,晓得他们布置,都已妥当了”。这是一个病狂者多疑、过敏的病态心理反映,但我们似乎也同时看到,一个被封建势力迫害的战士敏锐清醒的目光和警觉的     

天涯飞鸿 肝胆照人——评林焕平编《作家学者书信集》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林焕平编《作家学者书信集》,是一本具有较高社会价值的好书,它向我们洞开了文坛论坛的一面窗户,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作家学者们的心声,窥视到他们精神文化生活的某一侧面。林焕平先生是广西师范大学教授、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作家。这本书信集收录了全国一百五十四位著名作家、学者与他来往的书信五百一十多封,大都是文革后的产物,因为文革前的书信都作为“封资修”文艺黑线”的“黑材料”被查抄后遗失殆尽。书信集的社会价值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要敢于“实事求是”——省委宣传部副部长胡福明同志的讲话

《邓小平文选》出版后,我已读了两遍。读了以后,对照自己的思想,确实很受启发,回想在“文革”期间,我们受了“左”的错误影响,也讲了错话。现在回过来学习《邓小平文选》,感到要好好地按照小平同志《文选》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的思想,来提高自己的认识,我今天讲一点体会。我感到坚持实事求是是最困难的,最主要的。实事求是是包括这样一个完整意思的概念,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我们走过的道路来看,这个是最难的。领会马列主     

再谈唯物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对庞长富同志答复的答复

读到庞长富同志在去年《社会科学研究》第6期上发表的答复我的文章,感到有必要再谈谈我的看法,以就教于庞长富同志。一我同庞长富同志的根本分歧庞长富同志说我对他的文章作了“曲解”。这个问题是围绕着恩格斯把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归结为三个而引起的。究竟是我曲解了庞文的原意呢?这应该根据事实来断定。庞文设问:“对于恩格斯把辩证法的主要规律表述为三个如何解释呢?”他接着就分析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他说:“我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主要的迫切任务,是改造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全面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而关于对立统一规律和量变质变、肯定否定之间的内在联系,他们还未能进行详细的考察。这样,马克思、恩格斯在     

学术争论需要好的论坛

我既是《学术月刊》的一位忠实的“老”读者,也是《学术月刊》的一位新作者。说我是“老”读者,是因我1974年在西安工作时,因为特殊的工作关系,竟然读到了《学术月刊》“文革”前的所有经济类的文章。当时我还只是一个经济学的业余爱好者,并不可能完全读懂那些文章,但《学术月刊》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而“文革”后《学术月刊》一恢复,我就成了忠实的读者。后来我又成了《学术月刊》的作者。正是因为与《学术月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