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的文体变迁

韵散相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结构方式.寄生词曲羼入话本小说后,于话本叙述体例、结构模式、语体风格等都产生明显影响.寄生词曲与明代话本小说文体变迁可分为三个时期:明前期话本受商业传播与读者接受等要素影响较少,因此寄生词曲的运用亦大致与宋元话本相似;中期话本入话体制逐渐趋于规范化,寄生词曲的议论功能不断强化;晚期话本中寄生词曲于小说体式的影响呈现出二极化的状态.话本小说中寄生词曲的流变从侧面映证了话本小说从早期的说唱文学之一种发展为成熟文体形态的文人化案头文学的演变轨迹.     

论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之变异

清中后期话本小说文体全面突破了传统文体规范,出现了篇章体制与叙事模式笔记小说化等文体变异现象。这种文体变异与话本小说文体观念的极端片面文人化发展直接相关,实质上是以笔记体的文体宗旨、叙事精神改造话本小说原有文体传统的结果。话本小说文体变异是创作走向衰亡的产物,而文体变异又反过来加速了创作的衰亡。     

"四大奇书"与章回小说文体的形成

"四大奇书"的出现反映了章回小说文体从发生走向定型的全部过程.首先,"四大奇书"在文本上经历了从词话本到文人改定本的渐变,在创作上经历了从"世代累积"到"文人独创"的转型,这个过程可视为章回小说文体产生过程的缩影;其次,"四大奇书"分属不同题材,以不同的叙说方式开创了章回小说四大类型的叙事模式,体现在题材内容的类型化与文体形态的定型化两个方面;复次,"四大奇书"确立了章回小说的评价体系,成为检验后世章回小说艺术水准的标杆,并造成续书与仿作层出不穷.此外,"四大奇书"提升了古代小说的文体地位,改变了人们的小说观念,在从"君子弗为"的"小道"上升到"文学之最上乘"的"说部"的过程中,"四大奇书"起了关键作用.     

演义及其文体生成的佛经渊源

关于演义这一概念及其文体的生成,目前学术界认为是渊源自儒家学者对经典的阐释。本文认为,成为后世章回体小说代称的演义这一概念及其文体的生成,渊源自佛经,是由佛教法师向广大民众宣传佛经经义的俗讲发展而来:俗讲将佛经的文体传导给话本小说,话本小说又将自俗讲传导过来的佛经文体传递给讲史的平话,最后在讲史平话基础上形成演义体章回小说。     

晚清小说期刊译作"译入文体"论略

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诗学准则"的巨大影响,晚清小说期刊译作在体式上异彩纷呈,丰富和发展了当时的汉语文学作品的类型.它们的形成,得自于不同的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具体而言,短篇译作各文体受话本、传奇、笔记之惠颇多,而影响长篇译作体式最有力的则是章回.文章提出"译入文体"概念并以之为切入点,来展示并剖析其中复杂的影响关系.     

明清章回体小说文体探源

章回体小说是我国古代长篇小说主要的文体类型,它的创作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深厚的文学传统.文章将从话本小说、俗讲变文、史传文学三个方面对影响章回小说文体产生的各种因素做共时态分析.对章回体小说文体的渊源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理清我国古代小说发展的脉络和对章回体小说的理性审视,而且对我们准确把握现当代小说具有现实意义.     

晚清新小说的独特文体--作为小说类型的"翻新小说"

翻新小说是在古今小说交汇处与中西文化碰撞中适应晚清小说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文学市场的需要而兴起的一种小说类型,是晚清新小说创作实绩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瓶装新酒"的创作方法,博采众家之长而形成的文体杂交优势,打破传统时空观而带来的叙事结构的创新等,是翻新小说独具的文体特征.作为晚清新小说类型家族中的后起之秀,翻新小说以其独有的文体优长取得了骄人的创作成就.     

从宋人语境看底本与话本的关系

我国宋代弹词讲唱艺术中底本与话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一直是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事实上,宋人语境与今人语境有本质的区别。以今人浓重的文体意识去理解宋人的语汇,是造成持久争论而不能决疑的根源。宋人语境中"话本"一词的泛化色彩以及底本的存在样态本身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后人认识上的混乱。只有通过上溯至宋代以明确宋人语境中"话本"之原初含义,并将其与今人语境中的"话本小说"概念区分开来,底本与话本的关系才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厘清,从而避免以今律古的错误。     

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的文体变迁

词曲寄生于小说后,小说文体不可避免地在叙事结构、语体风格、表达方式等方面发生嬗变。本文将寄生词曲与明代章回小说文体变迁的联系分为三期探讨。早期章回小说中寄生词羼入由少到多,表现内容由简单到复杂,干预功能由单一渐趋多元的流变轨迹彰显了小说文体由讲唱型文学向案头书面型文学过渡的特点。中期寄生词曲在功能上呈现出复杂化与扩大化的明显趋势,尤其是《金瓶梅》中大量以散曲负载诗词等传统韵文体式于小说叙事的建构作用,值得特别留意。晚期随着小说理论的不断成熟,小说文体观念的渐趋明晰,寄生词曲逐渐淡出小说文体,这是小说文体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流向,同时也是小说由早期话本的诉诸于听觉逐渐向诉诸于视觉的案头文学过渡中的重大调整。     

在史传与小说之间——传奇小说的文体与观念

从文体形式上说,传奇小说蹈袭了史传的叙事传统,它把史传的叙事体式和方法运用到传奇文的写作中,并始终与史传保持着紧密联系。从文学观念上说,传奇小说无论是唐人小说,还是宋元话本体传奇,或者清代笔记体传奇,严格地说,都是传统笔记小说之外的文体,代表的是非正统的小说观念。史传文体与非正统的小说观念的融合,不仅创造了传奇小说文体,而且也带动了中国小说观念的拓展和更新。     

明代话本小说中书信刍论

明代话本小说"文备众体",书信是其中一种重要文体。小说叙及的书信有家书、情书、友人书信、密信、特殊书信,这些书信蕴涵丰富文化信息,具有鲜明时代性。小说中的书信多数是作者精心为人物所设计,长于叙事与抒情,弥补了中国书信文学的缺憾。书信的格式、文体、风格,灵活多样。书信是重要的情节单元,承担着推动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强化作品主题的叙事功能。     

强势主题下拟话本小说的故事建构——以《滕大尹鬼断家私》为例

强势主题原则是话本、拟话本小说普遍存在的现象,冯梦龙拟话本小说《滕大尹鬼断家私》从改编、叙述声音以及视角转换三个方面集中体现了主题对文本的结构,这种建构作为一个个案体现了话本、拟话本小说故事建构的一般特性。文本＂细读＂,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从文本的细微之处见出艺术性的构成与运作机制。     

论宋代话本小说与诗词的互动关系

在宋代,诗词与小说尤其是话本小说的关系比较密切,这是有宋一代的时代文化风尚,话本小说娱乐功能的选择,诗词本身的怡情娱乐功能等原因共同合力的结果。诗词与话本小说相结合的文学功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小说通过引用诗词,提高了其文体的表现力,使小说更好地适应着社会实用的目的;另一方面,诗词因为小说的表现需要而突破了其功能与题材的限制,使诗词的取材视野深入到广袤的社会生活中去,吸收了世俗文化的营养,而变得内容丰富,风格多样。     

试论话本小说中因果模式的盛行、局限与消退

因果模式在话本小说中盛行的主要原因是:它符合了编者与读者欲在作品中寻求“天理”的审美要求;其次它能让话本小说的结构更趋完整。而因果模式的负面效应则表现为:忙于交待前因后果的笔法有时使作品显得支离破碎;庸俗的报应思想也削弱了作品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深度与力度;此外因果模式的固化使得唐传奇的改写完全失败。当然,随着话本创作面向现实的趋势的加强,作者的创作热情与读者的审美焦点,不再为因果模式所局限。因果模式这才逐渐被突破,而因果模式的瓦解,其实也意味着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历史性的文体,逐渐淡出了文学舞台。     

明代反理学思潮与小说戏曲的兴盛

（一）明代小说最突出的成就是长篇小说的崛起，其中最著名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后被人并称为“四大奇书”（李渔《三国志序》）。固然，这四部小说的故事素材来源甚早，除《三国演义》是纯粹的历史故事演绎之外，《水浒传》和《西游记》源自宋、元话本，《金瓶梅》则是以《水浒传》中西门庆、潘金莲故事为引子并移植、借用其他话本故事而成。然而，作为具有完整结构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明代中晚期的产物，而长篇小说突然在其时大量出现这一小说史乃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现象的形成，则显然与文学思潮的…     

《青琐高议》《绿窗新话》等标题形式并非“仿话本”——略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

文章通过对宋元“说话”及话本标目形式和《青琐高议》《绿窗新话》文体性质的考辨,指出宋代文言小说七言标目形式的发生并非源于“说话”伎艺或话本的影响,而是部分文言小说集通俗化的产物,是文言小说自身发展演变的结果。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寻找与突破：论阎连科《受活》的“絮言体”

<受活>摆脱了阎连科对文体选择、寻找的巨大焦虑,创造性地运用了"絮言体"并把它发展到极致."絮言体"形成了支撑文本的主干结构,对作品内容是一种有效的补充、阐释和延伸,很大部分能够独立构成情节,维系了作品的现实主义本色."絮言体"的运用,标志性地意味着阎连科的创作进入一个全新的境界,是阎连科小说创作流程中带有突破性的大胆尝试和有益探索,也是当代小说创作横空出世的一种新的文体形式.     

道德评判之外的性别思考——“三言”中两篇同母题小说的文献比勘及其意味

在"三言"中,由于作者性别观念的差异,同母题宋代话本小说<万秀娘仇报山亭儿>与明代话本小说<蔡瑞虹忍辱复仇>表现出不同的性别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