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腐败与寻租博弈的经济分析

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检举腐败活动当成一项个人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把检举成果(打击惩处贪官)看成公众获得公共收益。执法部门侵权的同时也往往存在司法领域中腐败的情况。腐败的检举工作具有外部性,检举腐败的收益与成本是不对称的,公众检举腐败的意愿低,即出现反腐败的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政府可以通过设定合适的举报奖励额度,有效地打击腐败。作者设计了一个存在外部监管机构能提供有效监管的三方博弈模型。在当前立法建设取得成绩的时候更应该提高人大的监督管理地位,这会有效地制止司法领域中的腐败行为,并应采取相应的对策。     

腐败控制的制度机理与因应策略

腐败的形成具有一定的主客观原因。前者包括人的私利本性、职业价值扭曲和针对具体公共事务的腐败动机;后者涉及权力、制度、文化等因素。在主客观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腐败形成的决策机理是行为者进行利弊权衡或成本-收益分析。如果腐败的预期净收益大于零,就有产生腐败的动机。腐败形成的动因决定了制度控腐的机理。一般机理主要有弱势阻转、减利增弊、减小期望值;衍生机理有情感激励、维持公平、双向强化、临界控制等。据此,本文提出了一些控制腐败的策略,即满足公职人员的基本物质需要、改造公共文化环境、加强廉洁教育、奖廉与惩腐并重、完善政府绩效评价制度、加强关键控制、建立附加控制、建立外部反腐机制、完善反腐信息机制等。     

反腐败问题的法经济学分析

腐败是公权力异化的结果,从经济人假设来看,自利、理性的政府公职人员选择腐败行为是一个成本收益的分析、比较过程,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本文运用法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认为通过加重财产刑、设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完善立法以及削减公权力等方式,可以有效提高公职人员的腐败成本并削减其腐败收益,从而达到遏制腐败行为的目的。     

逃税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逃税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纳税人在进行逃税活动时,总是权衡了风险和收益的情况下,选择最优的收入申报量,而使它的预期收入最大化.当逃税被稽查的概率与被查处所受惩罚的力度之积大于和等于1时,纳税人会倾向完全纳税,相反会倾向逃税.同时,逃税人的预期收入还受到收入、税率、稽查概率和惩罚力度等参数的影响.要遏制逃税行为,应采取适当提高稽查概率,加大惩罚力度和提高收入的显性化等措施,才能使它的危害程度降到最小.     

腐败经历与腐败感知:基于调查实验与直接提问的双重检验

本文采用“列举实验法”来解决测量腐败经历时的社会意愿偏差问题,提出两个核心发现：与没有腐败经历的个体相比,有过腐败经历的个体会更倾向于认为政府是腐败的,同时认为政府的反腐败能力更弱,对政府的反腐败满意度也更低;腐败经历对腐败感知的影响在不同层级的政府中有差异,与中央政府相比,腐败经历对地方政府的腐败感知和反腐败评价影响更强烈。民众可以绕过间接因素直接获得对腐败的认知,因此,要改善民众对政府腐败和反腐败的主观态度,提升获得感,仅仅靠舆论和宣传是不够的,只有切实解决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的腐败问题,才能真正赢得反腐败的胜利。     

腐败现象的心理学分析

当今世界，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腐败问题，反腐败已成为全球性的研究课题。目前，我们的反腐败工作虽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腐败现象还是没有得到完全遏止。为此，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特别强调，反腐败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警钟长鸣。立足于此，我们必须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从腐败产生的深层原因进行研究，加强反腐败力度。而对腐败心理的分析和研究，就是一个寻找其根源的切入点。一、腐败的心理现象腐败心理从产生到终止的过程，因…     

标本兼治--反腐败

腐败从表面上看,多表现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从本质上来看腐败乃是一种权力的异化.防止权力的异化--反腐败--从古至今一直是各国执政党和领导者高度重视的问题.通过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探索,认为治理腐败有两条途径正面引导人向善--强化思想道德教育是反腐败的治本之道;反面防止人从恶--加强法制的制约和监督机制是反腐败的治标之道.只有标本兼治才能从根本上杜绝腐败的滋生和蔓延.     

坚持科学发展观必须加大反腐败的力度

反腐败是正确坚持科学发展观的题中之义。当前要注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大反腐败的力度：一是尽快出台党政官员收入与财产申报制度;二是要加大对一把手监督和查处其腐败案件的力度;三是要加大对司法系统等强力部门官员腐败案件的查处力度;四是要加大力度对拉动全国内需的4万亿人民币和对救灾、灾后重建资金的使用进行全程监管以及对“裸官”们的监督。     

试论“稳健性原则”

“稳健性原则”指某些会计事项有不同方法可供选择时，应尽可能选用一种不致虚增帐面盈利、夸大投资者权益的方法为准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要求，企业在处理会计事项时，必须充分估计风险和损失，不高估资产或收益。对于预计会发生的损失或重要的或有负债等事项，都应计算入帐；对于可能发生的收益则不预计列帐。具体指在确定费用和收益时，对于可能发生的损失应记入当期费用，而对于可能发生的收益则不记入本期收入。在资产的估价或净收益的确定方面，如果有多种处理方法，则采用比较保守的方法，即对资产的估价宁低勿高，采用“成本与市价…     

我们党完全能够战胜腐败

党的十四大以来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举反腐败的旗帜 ,不断加大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力度 ,牢牢地掌握着反腐败斗争的主动权 ,反腐败斗争已呈现出从侧重遏制到标本兼治的良好态势。尽管腐败现象作为社会的一大顽症决不会在短时期内完全根除 ,我们必须作好长期艰苦斗争的思想准备 ,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各项改革措施的逐步到位 ,反腐败体制环境和舆论环境的进一步完善 ,党内腐败的蔓延势头一定会得到遏制。首先 ,事关全局、影响深远的反腐败举措已经取得初步成效。党的十五大刚…     

中国人偏好信访的经济学解释:基于信访者视角的分析

信访作为一种弱程序性的救济途径,在当前社会中有着很大的需求量,而本应作为"主力军"的行政诉讼和行政复议却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信访者的信访行为进行分析。信访诉求处理的需求大于供给,导致信访普遍"价格"上涨,信访者福利下降;除了谋利型信访和信访者主观认为收益大于成本之外,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收益小于成本的;由于机会成本和沉没成本的存在,信访者为了寻求内心的安慰,而选择继续上访。政府应出台相关法律法规来形成普遍的信访"价格",增大信访的机会成本,同时帮助信访者合理评估信访的成本与收益,减少对沉没成本的主观放大,逐渐改掉中国人信"访"不信"法"的偏好。     

反腐败要纳入法制化轨道:学习邓小平廉政思想的体会

在邓小平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理论中，依靠法律和制度遏制腐败的思想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对于当前和今后的反腐败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本文认为，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各项内容中，抓好法制建设至关重要。 一、依法治腐是反腐倡廉的必然要求和 根本途径 （一）反腐败靠“人治”是靠不住的 当今社会，腐败问题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近年来，党和政府一直在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腐败现象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甚至是越来越严重。为什么腐…     

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研究综述

当今世界,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超越了一国边界,呈现出全球化的特征。为了应对跨过腐败犯罪,各国必须开展反腐败的国际合作。目前,政治学界对中国反腐败国际合作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少,国内法学界则从基本文献资料的积累、解读国际反腐败法律文献、完善立法、某一角度的专门研究和个案研究等方面进行了研究。研究的不足之处是目前还缺乏对中国反腐败合作的全景式描述和比较研究的欠缺。文章最后对这种研究现状的成因进行了分析评论。     

德国召开反腐败国际研讨会

德国召开反腐败国际研讨会据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通讯》１９９５年第２期报道，今年２月１６—１７日艾伯特基金会在柏林召开国际学术研讨会，讨论德国产生腐败的原因、腐败的表现形式和反腐败的斗争策略．对此感兴趣的人很多，大约有３００名学者、有关官员、新闻工作者和...     

人与制度悖论：基于反腐的分析视角

制度作为人类行为规范,它的强制性作用不仅仅在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强制力,还在于这种强制力是否为社会的行为主体所普遍接受,而深入到人们的情感、意识和思维之中。反腐败要依靠制度,但制度是人制定,靠人来执行的。基于中国共产党反腐的分析视角,本文力图在人与制度的悖论中,得出一些有价值的判断,使腐败治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有所启迪。     

论反腐败的社会心理环境建设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反腐败工作应重视其社会心理环境建设。调查发现,由公众对反腐败的心理满意度、参与度和预期度构成的社会心理环境,目前难以有力支持反腐败工作的深入持续开展。应采取创新反腐倡廉宣传教育,增强公众反腐败的意识和能力;完善群众反腐机制,维护公众反腐败积极性;拓宽群众反腐渠道,提升公众反腐败的心理参与度;严厉查处腐败案件,改善公众反腐败心理预期度等策略来优化公众反腐败心态,为反腐败工作取得新成效创造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     

闯红灯的成本分析及控制

遵守交通规则,按红绿灯的指示而做,即红灯停,绿灯行。这已经成为一种行为模式规范并制约着每一个社会行动者,要求他们的行动与此相符。否则,他们的安全将得不到很好的保障,经济上也会受到处罚。作为理性的行动者,他们总希望其行动能为自己带来最大的利益,并通过最小的成本付出获取较大的收益;在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行动者总是在成本付出和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和计算,采取一种尽可能扩大自己利益的方法,而这常常又有利地,为他带来收益,使其收益最大化。红绿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在十字路口设立红绿灯,使东西…     

腐败：从文化角度透视

文章主要从文化的角度 ,通过东、西方之间的比较 ,分析了腐败的成因。首先给腐败作出定义 ,并指出腐败的严重性 ;接着 ,依次分析了两个人性假设及信仰与腐败的关系 ;最后 ,指出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     

SPECIAL ISSUE： ANTI-CORRUPTION STRATEGIES IN TRANSITIONAL CHINA --China＇s System of Anti-corruption Charges： The Tightening-up Process and Future Development

伴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反腐败的罪名体系走过了一条逐步精致化、细腻化的发展历程，完成了多次细化和全面转型，形成了严密的反腐败刑事法网和二元制罪名体系。二元制的反腐败罪名体系在过去30年间贡献卓著，它不仅是法律逻辑自然演进的结果，背后也承载着复杂的社会变革因素，更体现了立法者试图在制度层面遏制腐败的主观期待。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和范围的加大，中国反腐败罪名体系的未来走向，必然是坚决废弃二元制罪名体系和彻底恢复一元制罪名体系。     

理性地反腐败

人类进步的辩证法告诉我们,越是使人感到烦恼的东西,越是真实和残酷地存在。正是如此,腐败是令人烦恼的,但它的存在却是真实而残酷的。因此,要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应当具备以下几种基本的理性。第一,万变不离其宗。腐败,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很大的概念,它包括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经济腐败、社会腐败、文化腐败等等等等。而且,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在不同的层次和不同的群体中,腐败的表现形式又各不一样。要具体地罗列它的表现,是难以穷尽的。因此,在认识腐败和出台反腐败措施时,有时好像是进入了一座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