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开“俄罗斯之谜”的钥匙:俄国思想史上的“分裂运动”

"分裂运动"是解开俄罗斯思想史之谜的一把钥匙.罗斯教逐渐取得真正独立地位以后,东正教会逐渐成为国家的组织者和俄罗斯民族的精神象征,教权取得了与世俗权力并重甚至高于皇权的地位.在17世纪发生的尼康宗教改革,一方面进一步扩张教会的势力,企图营造凌架于国家之上的类似教皇一样的权力;一方面又以希腊正教统一俄罗斯所有的宗教活动,否定了原来在俄罗斯民间流传几百年的宗教习俗,把旧礼仪派视为异端,这就导致了宗教分裂运动,坚持旧教的信徒被称为分裂派受到压制.而沙皇一方面借尼康之手确立了"第三罗马"国教思想,另一方面罢黜了尼康,把教权变成了皇权的工具.民间的东正教在此之后,却同国家政权发生分离,把坚守自己的信仰看成是阻挡专制的最后一道防线.旷日持久的"分裂运动"影响极大,很多信徒从教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变成反对沙皇的"持不同政见者",成为前近代俄国最大的反对派.俄国的宗教反对派运动为人文知识分子的抗争呐喊提供了深厚的宗教底蕴和精神营养.     

论俄国社会转型中的大学生与革命运动

1861年大改革后,俄国进入了由传统性封建主义向现代性资本主义过渡的全面社会转型时期。大学生作为知识分子中的“无产阶级”,青年中的先锋队,在这一时期他们以学潮、学生运动、革命的方式表现出强烈的反叛性。本文通过考察这一时期大学生的社会经济及法律地位的变化,探求大学生运动与革命运动的相互关系,给大学生的历史地位以客观评价。     

犹太人与俄国革命运动

俄国犹太人参加俄国革命运动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世纪70年代前,犹太人因权利限制和自我封闭而远离俄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活.第二阶段为19世纪70-80年代,犹太人积极参与民粹派和民意党人的斗争,但数量是极少的.第三阶段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到1917年十月革命,随着社会民主运动和工人运动在俄国的兴起,大批犹太工人和青年学生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并在政党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犹太人在俄国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是出色的.     

“向后看就是向前进”？——索尔仁尼琴与俄国的“分裂教派”传统

不只是“伟大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4日去世了。在20世纪以来的俄国作家,可能还包括20世纪以来的整个俄国知识界,索尔仁尼琴都可以列入影响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无疑是苏联赫鲁晓夫时代“解冻文学”的代表作,当年他也因此成为苏联作家协会成员。他后来获得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跨越论”中“俄国革命”性质之我见

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认为,俄国革命是农村公社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先决条件。关于“俄国革命”的性质,学界有不同理解。基于基本理论、历史实际和相关文本分析,本文认为,它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能是“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人民民主革命”。不能把19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将发生的俄国革命与后来的俄国“十月革命”,混为一谈。     

论人类历史上的留学运动

留学运动是人类不同文化间进行交流的重要形式,在人类文明史上,特别在世界近现代文明史上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由于文化差异、历史背景等原因,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不同历史阶段,留学运动的规模及其所产生的影响也各不相同。在中世纪前后,各国间的留学交流是松散的、小规模的、时断时续的,政府间的留学生派遣还比较少见;文艺复兴以后,欧美诸国的留学运动以意大利为中心,人数有所增加,留学内容则以人文主义科学为主,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其人数、规模仍然比较小。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亚非各国的留学运动,以日本较为成功;特别是中国晚清的留学运动,人数众多,规模宏大,时间集中,地域广泛,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最大的留学运动,不仅给中国,而且给世界历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上的“对立”探讨

西方“马克思学”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预设前提出发将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公社问题研究上的差异扩展为对立,主要围绕着在俄国社会发展道路上恩格斯的“单线论”和马克思的“多线论”的对立,在俄国社会发展前景上恩格斯的“悲观”与马克思的“乐观”的对立,恩格斯扩展“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的应用范围背离了马克思等三个方面.持这种“对立论”观点存在三个认识误区,没有考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辩对象的不同,忽视了在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二版序言里两人已经达成统一的认识的事实,没有看到两人产生不同论述背后的资本主义发展变化这一因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俄国农村公社性质和定位的分析、对公社“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和坚持社会主义革命的立场等重要问题上都有一致的认识.     

俄国民粹主义的资本主义观:一个历史的述评

民粹主义是落后国家普遍出现过的一种反资本主义现象,用恩格斯的话说,它“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俄国民粹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经过了如下的历史逻辑过程:(1)19世纪中叶民粹派先驱和革命民粹派所主张的“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跨越论”;(2)188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前期代表所谓的“资本主义行不通论”;(3)1890年代自由主义民粹派后期所谓的“俄国资本主义没有前途论”.19世纪末,普列汉诺夫与早期列宁主要批判了民粹主义“经济学上错误的”方面;而1905年革命之后,列宁则肯定了民粹派“世界历史上正确的”方面.     

俄国形式主义“陌生化”理论评析

20世纪初兴起的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流派率先从形式的角度来规定文艺的本质 ,把批评的重心由创作移向了文本的形式和结构 ,提出了“陌生化”理论。这是现代西方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 ,以后的英美新批评、法国结构主义都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论中国历史上的“二世现象”

中国数千年王朝更迭史中存在十分突出的“二世现象”。该现象引人注目之处在于：绝大多数新王朝建立后,国家政权不是“二世而亡”,便有“二世之乱”。这种或亡或乱的“二世现象”,不仅反映了王朝更迭过程中的矛盾冲突,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专制社会权力传承的一种独特类型,折射了中国政治规范的两难状态和约束乏力。此外,“二世现象”还通过史籍、谏诤作为史鉴参与中国历史演进,成为中国政治活动内在的一个因素。因此,从“二世现象”入手,探讨中国数千年政治权力传承的特点和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18世纪俄国汉学家的中国历史文化观

18世纪是俄国汉学诞生和俄国中国观演变的重要时期。俄国早期汉学家以东正教驻北京传教团为基地,长期在中国生活,学习汉满语言,翻译中国典籍,研究中国历史文化。他们对中国文献中关于上古史的记载深信不疑,对儒家思想和伦理道德充满敬意,对贤明帝王的统御之术和历代名臣的治国思想表现出浓厚兴趣。在早期俄国的中国知识建构和中国历史文化观的形成过程中,俄国汉学家发挥了独特作用。     

论俄国象征派的批评思想

介于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向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转变之间的象征派，其批评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贬低现实生活，夸大艺术的作用，信守“美将拯救世界”的箴言。这种“纯艺术论”的美学现，表现为以索洛维约夫为代表的“艺术拯救世界”的宗教化主张，和以勃留索夫为代表的象征主义诗歌的使命在于传导出“心灵的运动”的两种类型。他们把象征主义说成迄今文学史发展的最高阶段和最佳状态，过分夸大象征主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是，俄国象征派在创新艺术形式和磨厉与完善诗歌语言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关于“荤段子”的社会学话语分裂

现实社会中有关“荤段子”的“争论”体现了社会学的价值取向,而争论本身已经构成了事件的组成部分,社会学在这场争论中话语实践过程则体现出社会学价值取向与学科实践之间的悖论。     

再论俄国城市化缓慢的间接原因——以19世纪下半期俄国工业村地位变迁的个案为例

俄国工业村的形成过程是其城市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期俄国享有城市地位的工业村甚少,而未享有城市地位的工业村众多。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村子升格为城市的程序非常繁琐;其次,取决于土地所有者和其他不动产所有者的态度;第三,工业村人口成分复杂,利益不一,难以形成一个声音;此外,农奴制残余的掣肘因素也不容忽视。工业村升格为城市的过程受阻迟滞了俄国城市化进程。     

合作社思想在俄国的传播——兼论俄国发展道路问题

合作社思想在俄国的传播经历了从空想走向现实的过程,并与国家发展道路问题紧密相连。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绕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以农村公社和合作社作为俄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的基石,由于脱离实际,其想法未能实现。就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为国家发展道路献力献策之时,俄国的现状也令贵族—知识分子深感不安。与前者不同,后者反对革命和社会主义,他们将合作社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民主改革的有效工具,认为合作社可以减轻农奴公民化进程中的赤贫现象,防止农村无产阶级化。在其指导下,俄国的合作社运动逐步开展起来,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至此,合作社思想在俄国的传播从空想中脱离出来,迈向了一条可以实现的道路。     

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改革与革命——并答杨震、吕新雨

尽管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个“中间派”，但我的许多观点在赢得或左或右的许多朋友共鸣的同时，也往往招致来自“左”“右”两个极端的高调指责。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铅笔社”和“乌有之乡”这两个网站分别开设的“批秦专栏”。我甚至建议有好事的网友不妨将它们按所议论的话题链接在一起，欣赏一下两边极其相似的语言风格并分析一下他们的角色互补。     

十月革命前俄国政治锡安主义运动的产生与实践

19世纪中叶以前,因为宗教的封闭性和政府排斥政策的影响,大多数俄国犹太人基本上不参与俄国的政治生活。19世纪下半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改善了犹太人的社会法律地位,随着犹太人在俄国经济和文化领域中影响的不断扩大,犹太人对政治的诉求开始逐渐显露出来,其主要表现之一就是政治锡安主义的产生和实践。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失败后,锡安主义运动转入低潮。1917年二月革命后,锡安主义运动重新高涨。十月革命后,俄国的锡安主义运动转入地下。     

“三反五反”运动再考察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党发动的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目前对这一运动的研究多从中共反腐败这一角度进行的,认为这一运动惩治了干部中的贪污腐败行为.其实,以党对资产阶级政策为切入点,就不难看出,通过该运动,改变了中共对资产阶级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开始把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看作是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也为即将到来的对资改造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工业垄断

1861年改革以后,俄国迎来了工业化发展的高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促进了俄国工业生产的高度集中和资本的高度积累,为俄国工业实现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转变提供了必要条件.这一时期俄国工业垄断的发展过程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19世纪70至90年代工业上升时期早期垄断组织的出现;1900-1903年危机至1909年工业高涨前夕卡特尔和辛迪加的广泛发展;1910-1914年工业高涨时期托拉斯的出现与发展.垄断所形成的经济条件对俄国工业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即有促进作用也有抑制作用,两者同时存在、相互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