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黄霖先生的学术品格

黄霖先生之所以成果卓著,是因为他始终将学人的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作为学术研究的先决条件。有独立的学术思想,才能道人之所未曾道;有独立的学术人格,才能道人所未敢道。黄霖先生的＂原人论＂、＂《金瓶梅》作者之谜＂,渗透于研究中的人文精神,都是如此。     

元代诗学“主唐”“宗宋”论

唐宋诗之争,贯穿明清诗学史数百年,成为深刻影响中国诗学的一个重要问题.元代紧接宋代,元代诗论家最先面对宗唐宗宋问题,也是最早思考和讨论这一问题的论者.他们时代最接近唐宋,对这一问题有着独特的思考,也有独特价值.元代诗论家对唐宋诗发展历史和流派的梳理,对唐宋诗精神的把握,和“宋出于唐”的文学史判断,都极有价值.有些观点,至今为文学史家所继承,有些则不被今入所了解.元人有宗唐宗宋之论,但他们不把唐宋对立,没有明清人的偏执与极端之论.也可以说,元人有唐宋之分而无唐宋之争.其论是圆融且客观的,因而在诗歌发展史上也更具借鉴意义.     

文艺理论研究者的学术视野与理论的品格

文艺理论研究要处理好与文学创作及社会文学接受实际的关系、个人的价值判断与社会大众审美取向的关系。研究者学术视野的广度,研究者对雅文学与俗文学、本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客观了解,制约着其理论所能达到的深度。理论的实践基础偏窄,阻碍了我们理论的创新性和影响力。     

学术的品格和内驱力

高等学校肩负学术发展的重任。学术发展包括各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和成长以及各种学术成果的不断产生。一所高校能不能推动学术发展就看它能否聚集起人才,形成群体,能不能持续地涌现具有创造性的成果。人才与成果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     

模糊诗学的命题及其学术语境

模糊诗学研究的是文学的模糊现象及其本质与规律,它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来研究诗学,属于诗学的一种。模糊诗学的学术语境一是诗学语境;二是模糊学语境;三是多值逻辑;模糊诗学的哲学基础是唯物辩证法。     

从孟姜女研究看顾颉刚的学术品格

学术品格是由学术成就和治学风格(包括研究方法和精神)组成的。本文意图通过对顾颉刚孟姜女研究的分析,来探讨他的学术品格:对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运用和积极创新、认真求实和坚持不懈的学术精神。希望对当代的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研究者有所启发。     

论元代私家藏书和学术文化的发展

在蒙古入主中原、攻城略地的过程中,中原学术文化受到巨大的破坏,儒生被屠戮、被奴役,文化典籍被损毁。当时的一些藏书家肩负起保护和传承中原学术文化的重任,呈现出有别于前朝的新特点,从中反映了元代统治者对学术文化既压制又利用的态度,亦可窥见元代士人的生存状况和心态变迁。     

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郭沫若的重大影响——谈郭沫若的学术品格与学术风格的转变

郭沫若原来对武训的评价是持论公允的,兼顾了武训其人,把握了历史但又没有全部把握历史的两个侧面。经过文艺上的批判运动,郭沫若的学术品格、学术风格发生了两种转变:由原来的知识分子传统的代表者向主流文化的代表者转变;由人民本位的陈述立场向官本位的陈述立场转变。这是"左倾"政治对文化、学术的挟持和强制性要求的极不正常的产物。因此,我们探讨《武训传》批判对郭沫若学术品格、学术风格转变的影响,不仅有利于我们研究郭沫若,而且有利于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学术发展环境与学术出版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术,一个时代的学术的发展与学术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在去年的发言中曾提到学术发展环境问题,当时没有机会细说。这次会上,我主要谈谈学术发展的环境问题。我以为,学术发展的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国际环境、文化环境。一、学术发展的政治环境讨论学术与政治环境的关系是一个十分敏感和复杂的问题,很难说清楚。学术研究是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要讲理性、讲科学性。学者在研究中要有独立性。学术与政治的不分或者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看“风”使舵,是学术的悲哀,政治的悲哀,时代的悲哀。徐思彦主编讲述1963年…     

论作为知识连续体的社会科学范式及学术品格

社会科学范式是一个由社会科学家共同体信守的环环相扣的知识连续体。在这条知识链上,包含了从非经验世界到经验世界的一组由价值取向、方法论原则、范例与理论硬核、研究视角等形成的结构性要素。这些要素相互关联,为社会科学家群体观察社会经验事实提供基本的元假设。社会科学范式具有公共性与群体性、科学知识积累的连续性、客观性与主观性等学术品格。不同范式之间的论战是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能量源泉。     

华夷一体与元代文学的真情俗趣

元王朝由北方游牧民族蒙古族肇建,文学接受主体出现了新变：在蒙元统治者喜好倡导之下,俗文化、俗文学有了广泛的市场。从文学创作主体看,蒙古、色目等少数民族文士大量涌现。贯云石、兰楚芳等异族曲家不避俚俗,以真挚的情感描写爱情闺怨,且常常注重对于女性身体的感官描写。少数民族士人操笔之杂剧,以及表现少数民族生活的杂剧,多婚恋题材。诗歌这种传统意义上的雅文学,民族作家也将崇真贵俗的审美理想融入其中;华夷一体的文化环境影响下,元代香艳题材的诗歌创作繁盛一时。“真情俗趣”或可称之为横摄于诸文体间,元代文学整体的精神样貌。这一现象蕴含元代作家以“民族气质”为中介的多元文化交融,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现实与理想：古希腊悲剧与元代悲剧人物似同实异的人性追求

古希腊悲剧与元代悲剧产生的不同文化背景,决定了悲剧人物尽管都表现出在灾难面前渴望生活,在悲,痛中追求享受等的本能需要和人性中的基本取向,但两个民族作品中的人物在面对灾难时的悲剧意识、悲剧精神等悲剧的人性力量之不同,说明了两个民族悲剧人性品格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源于两个民族不同的人性内涵。     

近代学堂乐歌的文化与诗学阐释

学堂乐歌要比白话新诗早二十多年实现现代性的转换。它以民主、科学的思想代替了专制、愚昧的思想,以现代的情调代替了陈腐的审美趣味,以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主旋律代替了古典词曲所依存的道德观念,题材、内容、境界也都得到扩大与超越;从音乐形式和歌词的语言等方面,建立了一种走向民众、走向现代的音乐文化模式。这种新的音乐文化代表了一种思想,反映了当时共同的文化态度和觉醒意识。但它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质疑与反抗并不像后来的白话新诗那样彻底。因此,它只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导,而不可能成为新文学发展的主导。     

"文化诗学"的两个轮子--论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

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形成于世纪之交社会转型、文论转向的现实语境之中,其基本内涵是要使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既具有"现实性品格"又具有"审美性品格",从而对纯粹的"内部研究"和彻底的"外部研究"进行一种超越.通过对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阐释和对当下文学/文化现实的发言,"文化诗学"的理论主张已经明晰,操作方案已经基本成形,实践效果也已经得到学界的赞誉.     

近现代之交的中国诗学转型与王国维的学术使命

王国维是中国现代诗学的先驱.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现代之交诗学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如何在中国传统诗学与西方诗学的碰撞与融合之中再造中国现代诗学是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学的一个核心主题.19世纪中后叶的文学革命已经开启了中国近现代之交的诗学转型,而深厚的中西学术素养,毕生以学术为己任的执着追求,使王国维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近现代之交包括诗学在内的现代学术转型的开路先锋.     

科举兴废与元代后期诗学思想的转变

对科举与诗消长关系的讨论在元初已经开始,但在实际经历过元代科举的元后期文人那里对这一问题有更为深切的感受,也因特定的时代环境,他们以更为主动的姿态抉择于仕进与作诗之间。诗社、文会也是有元一代极具特色的文坛活动,这种考诗较艺的活动与元代科举有密切关联,至元代后期,随着科举制度的禁锢,诗社、文会则更为兴盛,也呈现出与元初不同的内涵与意义。     

学术环境的风气、传承与改造

学术环境按其结构可以分出许多层次。首先是学术和学术自身的关系,核心是学者的人格心理,构成一定的学术气象。其次是学术与学术的外部层次,同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的各种盘结。学术环境如果用风气来标志,在进入现代文明历史阶段之后,大致可分作三种:一是为学问而学问的书卷气、学者气,二是与现实斗争紧密结合的问政、致用的风气,三是为个人名声和物质利益,视学术为敲门砖的商业气息。三气的不同搭配,相互的渗透,此消彼长,便造成现代学术环境的不同气象。返观五四学术与今日之学术,会发现这两个学术环境已经存在巨大的反差,它们之间的演变轨迹也可划出迂回曲折的学术路径。由五四学术上溯至离我们最近的古代,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述》对于今日的学术有着不可小视的借鉴作用。     

中西诗学互鉴：基于民俗志诗学的理论建构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诗学理论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也有着可以对话并且兼容的成分。在明细化的现代学科建设与平等学术对话的社会背景之下,中西诗学互鉴为重新认识和研究某种文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以这一视域为起点,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民俗志的本土化与多元化特征,进而探索民俗诗概念的生成,是中西诗学互鉴的实验性探索之一,也成为建构民俗志诗学理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添新的理论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