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情赋"劝百而讽一"原因试探

自东汉后期至魏晋时期,以闲情为主题的赋都具有"劝百而讽一"的特点.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前人皆认为是由于"发乎情止乎礼仪"的礼教原则的束缚.然而事实上,汉末魏晋时代是一个儒学崩溃的时代,反礼教蔚然成风,士人普遍重情而又以理节情,这说明闲情赋的"劝百而讽一"并非是"以礼节情"的结果,而是个体生命的本能冲动与有利于个体生命存在的欲求内在冲突的表现.     

对魏晋士人同一性危机的探源与思考——兼评郭世轩先生的《魏晋艺术精神研究》

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既是一个时代问题,也是一个世代问题。研究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不仅要着眼于魏晋时期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也要探源逐流,研究两汉时期的历史状况。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在两汉时期就已经埋下了伏笔。两汉时期,尤其是儒学取得至尊地位以后,士人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志行高洁,少有违礼纵情的。但由于两汉政治局势的混乱,儒学一度低迷,士人的思想极端混乱,这为魏晋士人的自我认同埋下了祸根。同时,由于魏晋的政局更加无序,尤其是统治者对名教的破坏,使得魏晋士人的同一性危机更加突出。     

论魏晋正始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乱世杀伐,生命遭受的戕害分外突出,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到了正始时期,玄学思想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面貌,而且也促使士人生命价值观发生改变,士人追求的是一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理想人格模式,向往的是挣脱荣名的束缚,超越礼教,高扬自我,寻求一种超现实的生命价值。     

魏晋玄学与言意之辨

魏晋时期,经学统冶的崩溃,儒学禁锢的破除,给这个时代带来了思想的解放,理论的突进和思潮的迭起。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种以老庄思想为本的玄学思潮。魏晋玄学这种新的哲学思潮对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学以及文学理论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以至中国的文学和文学理论在其以后的发展中始终未离开过具有这种精神内质的线索。玄学     

论魏晋时期教育的自觉

魏晋时期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在这一动荡的岁月里,儒家传统的理想完美人格———名实相符、德才兼备、忠孝双全逐渐解体。面对苦难的现实和理想破灭的精神痛苦,魏晋士人对两汉以来的神学化儒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同时把智慧的触觉伸向了对人的自我存在的价值的探寻。这种探寻赋予了魏晋士人冲决儒家传统伦理道德精神束缚的力量,同时也使他们逐渐走向"自觉"。教育也随之实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转向:由偏重伦理道德教化功能到以实现人的自由发展为基本价值取向,教育走向了"自觉"。     

《世说新语》中樗蒲的文化精神

"樗蒲"这一外来的竞技游戏形式在魏晋时期得到广泛的流行,成为体现魏晋士族文人精神风貌和文化品味的重要媒介.在儒家思想势颓,老庄无为自由精神盛行的魏晋时期,樗蒲活动中原有的体现西域民族冒险精神的内涵与魏晋时期士族文人的人生态度融为一体,充分表现出魏晋士人追求刺激冒险、追求个性自尊、自由和放达任性的人格精神.从而体现出任何具体的文化娱乐形式都要受到时代文化总体精神制约这一文化史、社会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汉晋庄学之复兴及其原因

作为先秦时期一个较有影响力的学派,庄学在汉代一度沉寂,至汉魏之际始又复兴。庄学在汉魏之际重新兴盛,主要是因为庄子思想契合了其时士人的精神需要,士人们用之以缓解运命忧虑和确定独立人格价值,缓解政争、战乱带来的性命之虞,以及化解信仰崩溃、儒学真精神失落带来的文化信仰危机。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

《世说新语》集中摹写了魏晋士人这一鲜活的群体。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魏晋时期,士人所推崇和实践的理想人格,呈现出了迥异于两汉的独特风貌。魏晋士人超越世俗、自由独立的理想人格折射出魏晋时代儒家价值观的式微和道家价值观的兴盛。魏晋时代的人格之美,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富有诗意的人生境界和审美境界,在人格个性长期受到压抑的封建时代树立了一块不可企及的关的丰碑。     

科举、禅宗与中国文化思想史的分期

本世纪以前,中国文化思想史（或中国文化精神史）大约可以分为三个历史时期。第一个历史时期是先秦两汉。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时代课题是对礼乐传统和礼乐文化的思考,其间经历了从“制礼作乐”到“礼坏乐崩”再到“礼乐复兴”这样三个历史过程。这三个历史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儒学的草创、儒学与非儒学（墨、道、法、名等等）的斗争和儒学的独尊,因此无妨称之为“儒学时代”。第二个历史时期是魏晋南北朝。这三百多年,是玄学和玄学化佛学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两晋士人,以谈玄为时尚;南朝皇族,以佞佛相标榜。玄学“本体论”和玄学化的“般若…     

玄学背景下魏晋士人的放浪形骸

在玄学的发展影响下，以嵇康为典型代表的魏晋风流人物，用一种简傲任诞的态度对待生活，“放浪形骸之外”。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生活习惯的简单反映，更是当时儒学式微、士人发现自我、个性情感得到解放的结果。这之中有对传统礼教的反叛，也有对建立新的人格美学的要求，是真与善的统一，亦是受玄学影响的魏晋士人“形骸观”的体现。     

琴与魏晋士人的儒道情怀和生命体验

魏晋时期，士人尊琴爱琴蔚然成风，琴不仅在魏晋士人的日常生活和诗赋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而且成为士人生命境界的一种表征，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琴作为魏晋士人怡情养性、寄情抒怀的生命活动方式之一，承载了士人的思想情怀和审美情趣，由此而形成的琴文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魏晋风度之下士人的精神矛盾

魏晋时期玄风盛行 ,士人们清谈 ,饮酒 ,服药 ,显得通脱潇洒 ,后人称之为魏晋风度。但是在魏晋风度之下 ,士人们却处于一种极度的精神痛苦之中 ,这种痛苦到了极点才呈现为一种表面上的快乐。本文试从这种精神矛盾中揭示士人的精神状态     

葛洪《抱朴子内篇》与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论析

魏晋士人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此时,修仙成为他们探索生命的一种方式。葛洪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道教学家,他所著的《抱朴子内篇》是道教的重要著作。它反映了神仙信仰,体现了魏晋士人追求生命永恒与精神自由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崛起原因初探

魏晋时期,琅邪王氏凭借其深厚的儒学根基和重孝悌的门风而博得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以多玄学清谈名士而为时人所宗,再加上他们善于趋福避祸,在乱世中保全家族利益,这一切使得琅邪王氏家族在士族形成的关键时刻迅速崛起,成功地晋身于高门士族的行列,为琅邪王氏日后数百年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魏晋隐逸思潮和陶渊明——从嵇康到陶渊明

一、嵇康的《绝交书》之意义后汉帝国的崩溃到魏晋时代的一场历史巨大动荡,使文化、思想领域上也引起了新变动,而隐逸思潮的兴隆则可作为这个变动的突出例子.从后汉直到曹魏政权成立这个时期,诞生子清义派士人之间的清谈俱乐部,标榜超俗和高蹈的玄学,清谈之风广泛流行起来,和这种倾向互相结合的向往隐逸生活,敬慕隐士的风潮开始渗透到整个士人阶层中.由于这个风潮的影响,仅曹魏、西晋两朝就留下了各种各样     

论魏晋士人的"觉醒"

在中国古代士人生活史上,魏晋士人的生活方式、精神风貌都有独特之处,也备受人们关注,本文从当时政治环境、时代风尚等方面探讨了魏晋士人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而揭示了士人社会风貌的深层原因.     

试析魏晋士人重情之历史背景与社会基础

相对于汉代士人通经致用、立功名于天下的"尚志"情怀,魏晋士风的特点可以用谈玄论道、"称情而直往"的"重情"来概括。汉魏之间何以有此巨大变化?过去学人们大多演绎的是"乱世多感伤"的调子。体认一个时代士人的价值观与生存意识等应该更多地从时代性、社会性等方面加以考虑。基于此,对魏晋士风产生的历史背景(即"因")与社会基础(即"缘")两个主要方面作了综合考察。     

个体意识与文艺的自觉——论魏晋风度兴衰的伦理动因

文艺在汉代已有了丰富的形式和技巧,但一般认为到了魏晋文艺才真正走向自觉.这和汉代文艺在观念上受到伦理政治的控制有关,士人在其时大多服膺于群体理想,尚无意于艺术的自觉问题.汉末以后,随着时局动荡,大一统的伦理政治趋于崩溃,群体意识衰微,个体精神得以凸显.对于士人,艺术也就从治国安邦的工具变为精神安顿的途径.当个体追求由精神逍遥转为世俗享乐时,文艺也就由魏晋的高蹈转为齐梁的靡丽.     

晋人之美：品藻中的六朝士人形象?

有关六朝士人形象的研究,理论界多以“魏晋风度”或“清谈雅士”来定位,而对这一时期随时代思潮而嬗变的人物形态风尚则较少涉及。六朝早期的士人容止随审美风尚的变迁分为两种主要形态,其一为提倡精致柔美的士人形象;其二为崇尚放达的不羁形态。而南朝以降,人们则崇尚兼具两者特征的端庄、洒脱的神人风貌。     

论魏晋建安时期士人的生命意识

魏晋时期，频繁的战争，残酷的政治角逐，饥荒灾难的冲击和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造成了极度混乱、黑暗的社会现实，这一切都激发了魏晋士人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如何实现人生的目标，在短暂的生命瞬间，追求个体生命价值的永恒，成为魏晋士人生命意识的主题。建安时期，这种生命意识更加得到彰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