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字义考辨及字形规范——兼谈“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从"壬、■"字形的历史演变过程和当前的应用层面提出字形规范统一的设想,以期为当前的汉字字形规范提供参考。从字源看,"壬"应写为"■",但历代字书中写为"壬",是为与"王"加大区别度;"壬、■"是形音义完全不同的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形很早就混同,字形本身已不具备区别字义的作用;在海峡两岸现行汉字的实际运用中,都出现"壬、■"混同的现象。从文字部件简化优化的角度出发,建议将"壬"确立为标准字形,将字源含有"■"的字分化为两部分,一部分与"壬"同形,一部分与"王"同形。同时,也梳理了"任"与"仼"、"呈"与"■"的字形字义关系。     

说“稱”——上古汉语“稱”的字形和语义演变

本文通过考察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的"爯"和"偁",认为:两个字形在甲骨文中记录了同一个词,其本义为"以手提鱼",常用义为"在祭祀中举献物品";到了西周金文和战国出土文献中,"爯""偁"的词义进一步引申为"称呼""称赞""衡量""称量货币"等。本文同时参考东周十三部典籍中"稱"(爯、偁)的用例,根据词义发展的规律,大致梳理出三字字形的更替和"稱"(爯、偁)的语义演变脉络。这样的梳理工作,不仅对文献解读有一定的帮助,同时对辞书义项的归纳原则也有一定的启示。     

“者”字形义探微

“者”的本义历来众说纷纭,本文认为“者”当表“附著”义,并对“者”的演嬗和用法进行了探讨。     

水书文字“酉、鸡”字形书写特色初探

水族古文字是一种发展不成熟的文字,在从“酉、鸡”字形书写特色,探索水族古文字的一般规律以及与甲骨文的联系。     

石门方言中的“把”、“给”、“让”

从共时角度出发 ,通过与普通话进行比较 ,描写石门话中“把”、“给”、“让”的意义和用法 ,重点突出其与普通话的不同之处     

审美观照之“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中国“出入”说、“虚静、物化”说与西方“移情”、“距离”说之比较

东西方的美学理论,有相同的共性,但其文化的差异,使得它们在具有共同规律的同时,又具有明显的差异。文章试图将中国传统的“虚静、物化”、“出入”说理论与西方具有可比性的“移情”、“距离”说进行比较分析。“出入”说虽然由来已久,但真正从审美观照角度来谈“出入”法的是王国维,而“虚静、物化”理论则从老庄就开始了。西方的“移情”、“距离”说是近代西方美学具有巨大影响的理论,它们产生的时间和观念虽与中国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不谋而合的某种契合,但与中国的美学观念还是有本质的差异的。文章以中国的“出入说”、“虚静、物化”理论为主轴,以“移情”、“距离”做比照,分析其同异。     

试说“任”有“权力”、“力;效力”义——“任”、“权任”、“一剑之任”、“力任”补释

＂任＂有＂权,权力＂义,有＂力;效力＂义。＂任＂和＂权＂构成同义复词＂权任＂,＂权任＂应释为＂权,权力＂;＂任＂和＂力＂构成同义复词＂力任＂,＂力任＂应释为＂力,力量＂;而＂一剑之任＂则应释为＂一把剑的效力＂。文章揭示《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等辞书均缺漏,历代注家皆忽略的＂任＂的上述两组词义,并补正《汉语大词典》...     

《儒林外史》的“天下”、“古今”与“山东”

吴敬梓的儒家情怀与史官思想,使《儒林外史》全书有非常浓重的“天下”、“古今”意识,影响于故事地点与人物隶籍、游历之地的设计等,都有特别的考虑。最突出是从“山东汶上”写起,又写周进、王惠为汶上人和王冕、虞博士等也要来山东等等,都是一种深曲的笔法,有深隐的寓意。     

“都”、“也”、“又”主观化用法的异同

副词＂都＂和＂又＂的主观化用法都表示强调语气,＂也＂则表示委婉语气。在极性表达和程度表达方面,＂都＂和＂也＂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强调表达用＂都＂,委婉表达用＂也＂;在增量表达方面,＂也＂和＂又＂有一些相同的句法分布,委婉表达用＂也＂,强调表达用＂又＂。和强调表达相比,副词的委婉表达要受更多的限制,强调和委婉不是对称的。因此＂也＂和＂都＂、＂也＂和＂又＂的语气表达不是完全平行的。     

试论“母子”、“子母”及“子母～”

在古代汉语中，“母子”与“子母”是一对同素异序词，在表示“母亲和儿子的合称”这一意义，二者存在着同义关系。而当“子母”作语素时，又形成“子母～”的格式，“子母”是以比喻的方式反映客观对象，是喻指的，后一个“～”是直接反映所指的客观对象，是直指的。     

“启示”、“启事”和“公告”辨

“启事”和“公告”在使用上常会用错,情况有二：一是将“启事”误写为“启示”;二是将“启事”,“公告”混同。其实,“启示”并不等于“启事”;“公告”也并非公开告知之意,启事的内容切不可冠以“公告”之名。     

关于“目”、“眼”、“眼睛”相关问题的商榷

关于“眼”、“眼睛”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眼”与“目”不复区别始于何时、“眼”取代“目”始于何时,学者们见仁见智,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眼”表示眼睛义位的始见年代应为战国时期,“眼睛”表示眼睛义位首见于汉代,“眼”与“目”的分别不复存在的时间应当推迟至宋元以后,“眼”在口语中取代“目”应当始于隋唐。     

“阶层固化”、“渐进式”改革与现代化发展

在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固化"态势,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大潜在威胁。究其根源,我国社会的"阶层固化"现象是由取得阶段性成功的"渐进式"改革所产生的"负效应"造成的。在当前发展阶段和"渐进式"转型路径的约束下,面对日趋"固化"的社会阶层,只有协调、有序、配套地深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的改革,消除"渐进式"改革的"负效应",才能从根本上将社会"阶层固化"消除在萌芽状态。     

介词“自”、“从”、“打”的语法化

介词"自"、"从"、"打"在形式和意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共时平面的不同需要通过历时层面的考察来探究原因。这三个词的使用反映了汉语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表现,三者有其各自的语法化路径。语法化动因主要是认知和语用因素。     

浅析20世纪汉字字形与字义发展演变

20世纪,是一个世界文化相互冲击的时代,汉字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其字形与字义的发展演变同样受到了其他文化的冲击。而且在整个20世纪中,现代设计在全球迅速崛起和发展。而作为中华文明精神载体的汉字,其现代设计理念是建立在我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现今,在这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要建立完善的现代汉字设计字体体系,就要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去认识汉字的发展演变历史,以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去进行汉字字形、字义的设计。     

朱熹论“义”、“利”及其现代意义

为探讨朱熹“义”、“利”思想的现代意义,运用文献研究法等方法对朱熹相关理论进行研究。分析认为,朱熹在总结前人观点的基础上对“义”和“利”进行了阐释,指出“义”是“天理之所宜”,是“心之制”,“利者,人情之所欲”;朱熹不仅继承了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而且进一步把“重义轻利”思想与“理”联系起来,对其作了本体论的论证;其意义就在于告诫人们在现代社会既要重视“利”,也要重视“义”,当“利”和“义”冲突时首先要取“义”。     

“真”、“善”、“美”的哲学意蕴——以马克思哲学为视角

到底什么是真、善、美？这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课题,就是对“真”、“善”、“美”的诠释,揭示它们的理论意蕴和现实指向。马克思在对基督教思想、唯心主义、传统唯物主义的批判中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就“真”而言,实践是真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真”是人们在实践中所形成的认识内容;就“善”而言,“善”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生产关系中,“善”的内涵各不相同,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善”指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美”来说,实践是“美”的源泉,只有劳动之“美”才是真正的“美”。     

“近”、“进”、“尽”──音乐欣赏过程中的三个心理阶段

“近”为欣赏心理的第一状态，即“接近”、“靠近”，在美学理论中称之为“审美直觉”，欣赏者只是从外在感受到的美感特征，是笼统和模糊的。“进”即“进入”之意，在“进”的心理状态下，欣赏者在了解了诸如曲式结构等与作品相关的知识后，便会大致掌握乐曲行进的脉搏；“尽”是通过多种多样的手段使欣赏者的思想感情“全部用出”，这在美学理论中称为“审美知觉”。     

张载的“一”“两”说与“仇”“和”论

张载是北宋“气”学的代表人物。张载为规定和诠释“气”范畴,运用了“太和”“太虚”“太极”“神”“化”“道”“易”诸范畴,张载对这些范畴的理解和说明,又离不开对“一”“两”范畴的理解和应用。通过对张载哲学中的“一”“两”范畴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与辨析,可以真实地论定张载哲学的基本架构与理论价值。     

“河湟”与“陇右”“河陇”“西羌”关系之考辩

今天的"河湟",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即今青海与甘肃交界的黄河和湟水交汇地带,但历史上的"河湟",其内涵却相当复杂:一方面,在某些情况下,"河湟"所代指的地域范围存在着与"陇右""河陇"等地域名词互通的现象,这主要反映了唐人对"河湟"在唐蕃交战中军事战略价值的一种认知;另一方面,"河湟"也常常被用来代指西羌种属(包括羌人、吐蕃、西夏等民族)活动区域,这主要建立在汉晋以来对羌戎、吐蕃主要活动区域地理认知的基础上,强调的是"河湟"所属地域的民族内涵。文章最后还对中华书局在标点《两唐书》和《宋史》中的"河湟"一词时所存在的问题,给予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