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基础研究

文章主要提出并探讨了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一是基础研究的类型问题。基
础研究是一个随着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范畴,通过对现代科学从“学院科学”向“后
学院科学”转变的历史考析,得出基础研究的范畴已从只是“纯基础研究”的一种类型拓展为
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两种类型的结论,结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
基础研究的实际案例,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范畴做出了新的阐释。二是诺贝尔自然
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研究的比重究竟有多大。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
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与“定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获奖工作的人数与比例的统计分
析,发现高达９０％左右的科学家是由于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被授予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彰显了权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基础研究的“偏爱”,从而显示出基
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三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如何从事基础研究的。依据真实、丰富
而鲜活的思想资料,运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分析和揭示了他们作为科学精英在基础科学领域
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奥秘”。
     

论朱熹《中庸章句》的“人-物”平等思想

朱熹《中庸章句》对“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与天地参”的诠释,强调人与物有着共同的“天命之性”,同时又有各自不同的“道”,要求依据各自不同的“道”对人与物作出不同品级的节制和约束,以实现人与天地自然万物的和谐,蕴含着人与自然万物相互平等的。这种“人-物”平等思想,实际上是今天所倡导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所必需的思想基础。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论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佛教的生态伦理思想主要是“缘起性空”的生命观、“依正不二、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泛爱万物”的博爱观、“众生平等”的平等观。认真学习、研究、总结这些宝贵的思想,对我们解决生态危机有重要的启示。     

当前中国环境保护社会运动析论

摘要： 中国“本土化”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可称作是中国语境下“公众参与最广阔的战场”,其不仅受到世界绿色政治和生态运动社会思潮的影响,而且也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和环境污染恶化背景下,由中产精英人士与生态环境保护组织积极推动和发展起来的社会运动。近年来,在怒江反坝运动、金沙江环境公益维权运动等一系列环保社会运动中,民间环保社会组织无论在资源动员还是组织联盟方面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该运动的兴起,反映了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关键性因素。然在现有体制背景下,中国式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虽能积极寻求与政府的互动机会和“合作伙伴”关系,通过制度渠道获取合法性以及国际资源等,但是仍缺少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系统的支持力,同发达国家公民社会运动在社会资源动员、组织结构网络、人力资源、专业技术、行动能力等方面相比较还存在许多不足与问题。尤其是在“管制”、“控制”社会秩序刚性稳定观的思维方式下,中国国情下的环境保护社会运动还面临着传统发展模式强大惯性、“特殊利益集团”阻挠、公民社会欠成熟以及不同话语分歧等困境,是政府与社会在制度化与非制度化之间互动关系的一种重要变量。   　
　
 Resources, Institution and Capacity:
on Chines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ovements of Today)     

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基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唯物史观和实践观为基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唯物史观深刻揭示了以人为主体的社会关系体系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它要求人类充分认识自然规律,把握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办事,实现人——自然——社会三者之间关系的协调发展。实践观强调人的主体作用,人的发展有利于对自然的保护,而人与自然的和谐反过来又有助于人类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践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要求在遵循客观规律原则、以人为本原则的同时,又要体现注重实践的原则,更要处理好三者之间的关系。     

中国早期电影人的“美国经验”与“中国梦”———洪深、孙瑜、张骏祥的跨文化电影创作实践论

由新式知识分子组成的“海归”队伍是中国早期电影界现代性最强的一股力量,这
其中,洪深、孙瑜、张骏祥在不同时期积极吸收西方现代艺术理念,不约而同且各有侧重地将
戏剧电影作为“中国梦”的文化想象与建构方式,在中国电影发展历程的不同转折点上扮演
重要角色。通过回顾洪深、孙瑜、张骏祥的电影创作实践是如何跨越“美国经验”,而朝着电
影的“中国梦”探索前行,可探析这种跨文化实践对中国电影现代性的发生所产生的影响,借
此可为今天中国电影的跨文化生产提供历史经验。
     

论老庄自然审美人格

在老庄道家思想体系中,“自然”一词的基本意义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自己如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是宇宙世界的根本规律,更是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在老庄道家人生哲学和美学中,“道法自然”落实为“人法自然”,就是人按照事物的本来样子和人自己的本来样子来理解人性,规范人生,造就一种自然审美人格。这种自然审美人格,从消极方面言,是“莫之命”,“不敢为”,“莫之为”;从积极方面言,是“常自然”,“辅万物之自然”,“常因自然”,“顺物自然”。这样一种非同凡响的自然审美人格,其立足点,不在现实社会,而在幻想的“广漠之野”,“无何有之乡”。     

我国油企与乌兹别克油气市场的合作策略选择

  乌兹别克斯坦油气资源较为丰富,是其独立之后依靠自身资源搞建设的重要依托。随着中国能源战略的变
化,近年来我国部分油企先后进入该国市场,随着我国“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发
展战略的提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的能源利益联系必然更加紧密。但是,由于乌兹别克斯坦的油气储量较为丰富
但开发不足,同时政治相对保守,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我国油企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市场遇到诸多困难,因此,从政
治、社会安全及宏观经济运行等方面研究乌兹别克斯坦的市场特点,探索与该国的油气合作策略十分必要。我国油企
与乌兹别克斯坦油气市场合作应该从利用政府间友好关系开辟油气合作市场、合理规避法律陷阱、探寻多种合作模
式、主动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等方面入手。     

沙特柔性反恐措施研究

柔性反恐是刚性反恐的必要补充,沙特在武力反恐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柔性反恐措施。“去极端化”是柔性
反恐的重要内容之一,包括预防措施、康复项目和善后安抚。其中,预防措施是指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社会公共信
息的传播和交流等三大层面着力;康复项目是一项囊括了康复组织、康复项目的实施者及辅导过程三方面的综合性计
划;善后安抚则是旨在帮助囚犯重返社会、预防其重新犯罪,帮助释放犯走上正确的人生轨道。三大措施的目的在于
阻止个人成为恐怖主义者,促进卷入恐怖活动个人的康复,提供善后安抚计划以便于被释放者重返社会等。沙特的柔
性反恐措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反响,“9
11”事件后反恐话语的主导者美国对此做出积极的反应
并提供一定的支持。     

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初探

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生态文明的必然要求以及改善民生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加强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立法工作和执法力度,实现补偿标准明确化和差异化,促进补偿方式多样化,确保补偿主体明确化,提升补偿管理规范化和市场化水平等五个方面是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的重点所在。     

生态文明的林业理念与和谐社会的建构

21世纪初中国的林业理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对木材的主导需求生态的主导需求所替代。以生态建设为中心、生态优先、“三生态”（生态建设、生态安全、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林业战略的提出,预示着生态文明的林业理念的形成。而建构和谐社会不但需要一个健康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需要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同时还有赖于生态文明的林业理念的最终确立。这就是以“和谐”为出发点和归宿的生态理念在社会、自然、精神等三个不同层面与和谐社会的对接。     

从生态文明看企业生态责任

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企业作为社会的主体,其社会活动同社会的整体发展密切联系,在生态文明建设当中,企业承担起应负的生态责任,不仅是社会对企业的要求,同时也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企业的生态责任是企业对自然生态环境的责任、对市场的责任、对公众消费的责任。企业履行生态责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强化企业的生态责任建设。     

区域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选择的辩证思考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型的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进行反思的结果。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观的核心理念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良性发展,它还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人类同自然的和解”及“人类本身的和解”的思想,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指明了方向。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协调处理好开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破除对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走循环化发展道路,构建生态生产和生活方式,推进新型工业化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调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视野中的生态文明建设

建设生态文明既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也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要求。社会主义的本质核心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过程中,应转变思想观念,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好生态文明的信心和决心,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丰富理论支撑;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物质基础;进一步完善生态制度体系,建设和谐社会,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美学辨析

从学术上来说,生态美学作为美学是不能成立的,其原因在于：从文明发生学来说,文明与生态是天敌。从审美发生学来说,美在文明,不在生态。从审美本体学来说,审美是人的自由意识;审美是主观的,而生态是科学的对象,它是客观的。造成生态美学成立的两个误区是：将生态审美看成自然审美;将生态审美看成生命审美。生态与审美只能在生态文明的统一上实现兼容,而这属于生态文明美学的范围。环境美学是生态文明的生发地,它们都是文化美学,但是生态文明美学是全局性的美学、时代的美学,而环境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生态文明美学的主体在环境美学。生态文明美学是一种新兴的美学,它以生态文明美为核心范畴。这种美学具有强烈的科学色彩,生态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调控作用。生态文明美学的核心是清晰的,但边界是模糊的。生态文明美学的建构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而进行,其前途无量。     

谈生态文明建设的几个误区

工业社会之前，“生态”不构成“文明”的形态，它只是一种“原生态”。科学技术、全球化、市场之所以与生态危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因为它们脱离了“人民性”。不应该简单地否定资本、市场、科技、全球化，它们正是解决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的有效力量。把生态文明建设仅仅当作一种思想上的革命，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它将阻碍社会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变革，并最终影响人与自然和谐局面的形成。生态文明建设正备受重视，厘清一些思想上的错误认识，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生态伦理对生产技术方式选择的制约

在工业文明时代产生的全球性生态危机,主要是通过人与自然作用的生产技术方式、经济活动而形成的,最终也需要通过生产技术方式的选择来克服,但人们不应简单地认为,它可以在工业文明的框架内仅仅利用技术生态化的途经得以解决。新的生态文明以地球生态过程的健康持续为根本前提,倡导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非物质增长的经济观,由此势必要求人们在生态伦理的制约下来实现以此相适应的生产技术方式的选择。     

论工程生态观及其作用

工程生态观是人们关于工程与自然、生态关系的根本观点与看法。当代工程生态观,是对传统工程观批判扬弃的结果,是对现实工程活动反思批判的结果,是生态文明的进步要求与价值诉求。当代工程生态观有其丰富的内涵与要求,它要求以生态学的视角看待工程活动,实现工程与社会、经济、生态和谐共处,可持续发展;以全面、辩证、历史的观点看待工程的生态影响,确立合理利用自然、适度改造自然的工程生态观;辩证地看待人与自然的双重互动关系,确立动态、和谐、整体性的工程生态观;既要实现对自然进行适度改造与变革,又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平衡与协调;工程生态观是生态文明理念的反映,是生态价值观的集中体现。确立正确的工程生态观,有助于实现工程方式的转变,有助于实现工程宗旨、目的、功能的转变与提升,有助于实现工程活动的生态化转向,有助于探寻工程创新的方向,它对促进工程与自然生态的和谐发展、推动生态文明建设起重要的思想支撑作用。     

论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能力的提升

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是指领导干部在理性的生态理念指导下,正确有效地运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杠杆,带领人民群众转变发展方式,形成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及消费模式,促进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和谐共生,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求,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等方面的能力。提升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能力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是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回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良好生态环境需求的必然选择。提升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能力的路径为：加强教育培训,树立理性的生态文明理念;改革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制机制,提升领导干部“绿色发展”能力;改革环境决策机制,提升领导干部的“绿色决策”能力;强化监督,提升领导干部的“绿色维护”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