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上古城”非“上京城”考

《金史》卷一○三《细石烈桓端传》：“贞柏三年蒲鲜万奴取咸平、东京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四年]三月,万奴步骑九千侵婆速近境,桓端遣都统温迪罕怕哥辇击知之。四月,复掠上古城,遣都统兀颜钵辖拒战。”原文中的“三月”、“四月”与贞相三年下文连书则误,应是四年三月万奴“侵婆速近境”,四月“复掠上古城。”中华书局点校本《金史》把“复掠上古城”的古字改为“京”,并云：“惊’原作‘古’。按本书卷一二二《温迪罕老儿传》,‘蒲鲜万奴攻L京’。又卷一二八《给石烈德传》,‘蒲鲜万奴逼上京。’今据改”。此为…     

鞑靼 瓦剌 兀良哈 明朝蒙古人的历史——兼说“都沁·都尔本”一词

历史上鞑靼一称有三个涵义,随着时间的差异和内容的不同:第一,唐、五代、宋、辽、金各朝兴起于蒙古之前,后为蒙古所灭的塔塔儿(tatar)部;第二,元朝以来蒙古人的异称(元朝的蒙古人并不十分讳言“达达”一名);第三,与瓦刺、兀良哈齐名,以元顺帝后裔为统治者的蒙古本部,这三种人构成了明代蒙古历史的全体。须知,三种涵义上的鞑靼乃是彼此联系的:没有塔塔儿部的强盛便没有蒙古人的兴起,蒙古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对外借用塔塔儿的名义;因为蒙古人借用了塔塔儿的名义或者因为人们对塔塔儿与蒙古的混同,所以蒙古或与蒙古近似、与蒙古有关的异族人,无不被概称为鞑靼;既然中原地区的人习惯地     

“打草谷”辨

《辽史·兵卫志》载:“辽国兵制,……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人马不给粮草,曰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这段史料说明:辽国没有军需粮草的供应;只靠军队“四出抄掠”,通过“打草谷”的办法来解决;从事“打草谷”的军队占辽军的三分之一。今天,某些史学著作仍对辽军所谓“打草谷”行为加以批判,因而,对“打草谷”有进一步辨明的必要。     

阻卜即鞑靼

王观堂作《鞑靼考》,断言唐宋间之鞑靼,在辽为阻卜,在金为阻韃,蒙古之初为塔塔几。名之歧异,主要由于蒙古讳言其先为鞑靼之故。其说详且辨,应无疑义矣。考后且附《阻卜午表》,始末甚明。当时有人驳之,然无以易其说。余读《辽道宗汉文哀册》,中有“蠢尔鞑靼,自取凶灭,扰我边陲,车其巢穴。上将既行,奇兵用设,即戮渠魁,群党归     

岳钟琪生于永登考

岳钟琪是清代历仕康、雍、乾三朝,在平定西藏,青海及大小金川战役中卓有战功,“威望著海内”的大将。他究竟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各种史籍说法不一,《清史稿》说他是“四川成都人”,张维《甘肃人物志》说是“兰州人也,藉籍临洮卫”,旧版《辞源》更说是甘肃临洮人,据考这些说法都不确切。 据有关史料记载:岳钟琪是宋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先世为相州汤阴(今河南汤阴县)人,宋廷南迁后岳氏移居毘陵(今江苏常州市),十七世岳仲武“赠荣禄大夫,于明万历间宦游甘肃,遂家兰州”。岳钟琪的祖父岳镇邦“移居河西,其地逼近番夷,数见侵掠,乃散财募士,为桑梓卫”,活动地点在靠近“番夷”的庄浪卫(永登县在明代的称谓)一带。康熙十四年被“靖逆侯张勇荐拔抚标中军,以克临洮,全巩昌,夺回东门行营,升洮岷副将”。驻到临洮以后又担任过左都督浙江绍兴协副将、山西大同镇总兵官。岳钟琪之父岳升龙“初入伍,授永泰营千总”。永泰营在今景泰县正路乡境内,残迹犹存,明代归庄浪卫管辖。康熙十四年岳升龙“从西宁总兵王进宝克兰州,先登,被创,迁庄浪守     

明朝嘉万时期对蒙政策探论

明朝中后期 ,蒙古鞑靼部征服了瓦剌各部强大起来 ,这对于边防空虚、军备废弛的明朝来说无疑是新的威胁。明朝廷针对鞑靼部的频繁侵扰 ,制定了相应的政策 ,诸如增兵实边、围城筑墙的积极防御和剿抚并举的灵活策略。然而 ,明朝在实施这些对蒙政策的过程中 ,历经坎坷。从嘉靖二十九年的“庚戌之变”,到隆庆初年的“俺答封贡”,直至万历时期数十年明蒙封贡互市的形成 ,无一不反映出明朝廷从失误、调整、再调整直至顺应时势 ,制定出了符合明蒙双方利益的可行性政策     

打草谷家丁

耶律德光临死,总结南下中原得失,自谓“打草谷”乃三大失策之一。所谓打草谷者,概括言之,总兵虏掠且以人为炮灰也。打草谷,非正兵为之,多“家丁”所做,而此类“家丁”,必中原无赖之属。《辽史·兵志》:“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四人。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又曰:“其打草谷家丁,各衣甲持兵,旋团为队,必先砍伐园林,然后驱掠老幼,运土木,壕堑;攻城之际,     

国内民族关系史上岂可用“侵略”字眼?

封建时代的文人认为匈奴、突厥、蒙古、满洲等等是“外族”,是“异族”,而且曾经“侵略中国”,“侵占中原”.在那种社会、那种历史条件之下,抱有那种大汉族主义,缺乏民族关系史的正确观点,是难以避免的.令人不可理解的是,社会主义新中国成立已经三十年,中央一直强调:国内实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政策:新旧宪法也都明白宣示“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的今天,仍然有一部分作者与编辑依旧认为,历史上的匈奴、突厥、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是“异族”,曾经“侵略中国”.他们的文章,使用着“侵略、侵犯、侵入、侵掠、侵夺、侵占、侵扰、南侵”等等字眼.这种观点,层见迭出;这种例子,俯拾即是!比如: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玄常同志的《太原史话》就说:“后晋末年,契丹大举南侵”;北宋时,“契丹南侵”;后来“女真族建立了金朝.金灭辽之后,接着就大举南侵.”又说明太祖“防御蒙古族鞑靼的入侵”,明英宗时“鞑靼分四路南侵”.     

解开“黄头回纥”及“草头鞑靼”之谜——兼谈宋代的“青海路”

<正> 回纥,鞑靼,这是我国古代中世纪时出现的两个著名的北方民族,它们的活动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而为我们所熟知。但是,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后期,文献中出现了“黄头回纥”与“草头鞑靼”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虽然也称“回纥”、“鞑靼”,但它们属于哪一支回纥,哪一支鞑靼,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它们在历史上突然出现而又迅即消失,留下的痕迹那么浅,因此,学者们对于它们也只能作出种种推测,象猜谜一样在猜,然而,所得之谜底又不能使人信服。所以,此谜还有再解之必要,因为,它们不仅关系到许多复杂的民族问题,而且,还牵涉到一条著名     

第一个蒙古族民俗文物展览在鄂尔多斯初展

为挖掘、整理民族文化遗产,伊克昭盟鄂托克旗文化局最近主办了鄂尔多斯蒙古族民俗文物展览。 鄂尔多斯是一个古老的蒙古部落,他们一直承担着守护斡耳朵和成吉思汗陵园的任务,明代天顺年间,他们带着祭祀成吉思汗的“八白室”迁牧至水草丰美的河套地区,该地也被称之为鄂尔多斯高原。鄂尔多斯地区三面环河、南临长城的特殊地理位置,使长期生活在这里的     

明代中官及中官庄田

一明朝自成祖以后,即开始派太监参与“出使、专征、监军、分镇”等活动,并在一些部门负责监督。宣宗时又“设内书堂”,使“中人多通书晓文义”,于是明代“宦寺之盛,自宣宗始”。明英宗正统、天顺时,王振、曹吉祥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的大太监。尤其是曹吉祥任司礼太监时,还总督京师三大营,掌握了兵权,与当时大将石亨互为表里,“时并称曹石”。     

契丹境内党项部落的分布

契丹境内,诸族混杂,东北、西北、西南三边所存之民族问题极令人头痛,而党项问题亦是一个迄未解决的难题。由于《辽史》记载缺略,契丹境内党项部族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尚无法知其底蕴。本文主要意图即想搞清党项部落在契丹境内的分布,并对史料中记载较为混乱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一要了解契丹境内的党项问题,首先就要搞清楚“唐古”这一词的含义。唐古是不是党项?为什么在《辽史》中既称“党项”,又称“唐古”?王国维在《鞑靼考》一文中曾说过“唐古亦即党项之异译”,最早提出了唐古即党     

试论农民起义中的“天”

“天”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口号、国号、年号和农民领袖称号中,是经常出现的字眼。如东汉末年黄巾起义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唐末裘甫起义铸印日“天平”,王仙芝称“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则称“冲天大将军”;金朝山东“红袄军”杨安儿起义,建立大齐政权,起年号“天顺”;元末红巾军起义中,徐寿辉建立的政权,国号“天完”。明玉珍在四川建立大夏政权,年号“天统”,张士诚建立大周政权,年号“天     

研究深圳特区二次创业史的开山之作——评《浪潮再起——邓小平南巡后的深圳》

研究深圳特区二次创业史的开山之作———评《浪潮再起———邓小平南巡后的深圳》樊天顺作为全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排头兵”、“试验场”，８０年代深圳特区曾数领时代风骚，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进入９０年代特别是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     

非常年月的非常之旅--写在《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出版之际

《一个英国“商人”的冒险》(王欣、韩香译 ,2 0 0 3年 9月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 ,原名《鞑靼高地、叶尔羌、喀什噶尔 (原中国的鞑靼 )游记———以及翻越喀喇昆仑山口的回程》[VisitisHighTartaryYarkandandKashghar(FormerlyChineseTartary)andReturnJourneyOvertheKarakoram] ,是一位身份非常的人物 ,在一个非常的年月 ,穿越了一条非常之路 ,留下的一部非常的记录 ,当然其中还有些非常的错误。非常身份作者沙敖 (R B Shaw ,又译作罗伯特·肖 ,生于 1839年 ,卒于 1879年 )身份非常。他正是在殖民统治取得空前发展之时来到印度淘金的…     

中国古代刑讯考略

刑讯,亦称拷讯,是审讯时施行拷打、逼取被告人口供的一种审讯方式。在古代诉讼中,通常情况下,以犯人自白服罪为定罪的重要条件,为了索取犯人口供,刑讯也是审判过程中的重要手段。刑讯逼供乃是古代审判制度落后、野蛮的一个重要标志。本文拟就中国古代的刑讯作一简略的考察。 刑讯始于何时,尚难考定。《礼记。月令》:“仲春之月,……命有司省囹圄、去桎梏,毋肆掠,止狱讼。”郑注:“掠,谓捶治人。”既然周朝仲春,不得“捶治人”,即不得刑讯,那么平时当然可以     

地名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

“图腾”始见于朗格的《印第安旅行记》。印第安语意为“他的亲族”。马克思说:“图腾一辞表示氏族的标志或符号。例如狼是狼氏族的图腾”。法国涂尔干(E·Durkhein)说:“一大群人,彼此都认为有亲属关系,但这个亲属关系,不是由血族而生,乃是同认在一个特别的记号范围内,这个记号,便是图腾”。朱天顺说:“图腾崇拜实际是自然崇拜或动物崇拜与鬼魂     

《汉语大词典》近代汉语方言词误释例说

《汉语大词典》中一些方言词语释义存在疏漏或不确,某些方言语料可以为我们提供准确释义的线索。文章利用这些方言资料,对《汉语大词典》中“判”、“响”、“”、“锥”、“滴”、“坑”、“炉”、“掠”“、扌歪”“、纂”、“猴”、“挺”等12个误释的方言词进行考辨,经过分析和论证,我们提出了自己的修正意见,以期《汉语大词典》修订时补充、修正之。     

李商隐《城上》诗系年

“有客虚投笔,无訳独上城。沙禽失侣远,江树著阴轻。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贾生游刃极,作赋又论兵。”程梦星系为大中六年,“大中六年,蓬、果群盗寇掠三川……故有‘边遽稽天讨,军须竭地征’之句”(《李义山诗集笺注》,转引自刘学锴《李商隐诗歌集解》P64)。按《通鉴》卷二四九,大中五年十月,“蓬、果群盗依阻鸡山,寇掠三川”,大中六年二月,“王贽弘讨鸡山贼,平之”,则蓬、果之乱,仅历四个月即平,称不上“稽天讨”、“竭地征”。故程说不可取。冯浩系为从郑亚桂幕时作,谓“《代荥阳公表》云‘控西原而遏寇’。《状》云…     

明清时期的兰州府(一)

一、明朝与鞑靼 朱元璋赶走蒙古贵族,恢复了汉族的统治权。兰州地区的民族关系,和过去比较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西番已经衰落,不再成为祸患;蒙古贵族退回蒙古草原,时而分裂,时而统一,与明朝长期抗衡。残元(先称蒙古,后称鞑靼)势力,既是明朝的敌手,也是明代兰州主要的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