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对人类中心论与自然中心论的整合

人类中心主义与自然中心主义之争一直是环境伦理学的一个焦点,二者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而荀子的生态智慧却整合和超越了二者,既不以人类为中心,也不以自然为中心,而是以人-自然为理论基点,既肯定人类的价值,又尊重自然万物的内在价值和存在权利,为建立人与自然关系的新观念提供了价值取向.     

超越“人类中心论”

评判一套理论、一种主张不能完全以评判对象本身为转移,而必须从理论与其应用情境组成的“公构系统”中所凸显的“效用趋向”来判断。由此得出超越人类中心化困境并非没有意义;超越的方式只能是形上的,是人类理智自身的省思与文化批判。     

论儒家的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从刘文英先生对儒家生态伦理观的研究说起

刘文英先生是国内最早研究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学者之一。他认为儒家生态伦理思想的精华主要蕴涵在"参赞化育"这一命题中,并集中进行了两点阐释,其一是人类参赞化育的前提以及人类何以能够参赞化育,其二是人类以何种方式参赞化育。刘文英先生将儒家生态伦理思想概括为"泛仁论的生态伦理",认为儒家主张人类以道德自觉的方式来参赞天地自然万物的化育,在人与自然界之间建立一种具有道德情感的和谐关系,并由此承担起参赞自然万物的生长发育的责任和义务。虽然刘文英先生不同意将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归结为人类中心论,但在笔者看来,人类中心论也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和内涵,其所导致的结果是完全相反的,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是以人类的利益为中心,只能导致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主宰,而儒家式的人类中心论,则是以人类的道义为中心,其结果是人类对自然万物承担起责任义务和付出道德关怀。刘文英先生所概括的"泛仁论的生态伦理"思想,事实上就是另一种类型的人类中心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

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这种观点遇到了非人类中心论的挑战。应该承认,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又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     

从敬畏人类到尊重自然的转变——浅谈人类中心主义何以超越

人类中心主义对其责难之声不绝于耳。而对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解却不一而足,在面对人类中心主义可否超越的问题上,更是莫衷一是。自柏拉图以降,人类就踏上了自我中心的超越之路,但此种超越并非等同于废除,而应该是扬弃,因为人类中心主义的确又具有不可超越之处。笔者认为,人们改进自身思想,从敬畏人类到尊重自然的转变,恰恰正是解决矛盾,统一超越与不可超越辩证法的关键所在。     

环境伦理学与人类中心论

人类中心论与现时代的生态危机有着直接的关系。人类中心论否定自然的独立价值,这种思想导致了对自然资源的滥用,使生态系统恶化。而生态中心论认为我们应该无条件地承认自然界的独立价值,保护自然物种的多样性,这是人类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     

人类中心论与环境伦理学的探讨

人类中心论认为,人只对人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人对环境的义务只是对人的一种间接义务.这种观点遇到了非人类中心论的挑战.作为一种环境伦理学理论,人类中心论是必要的,但是不充分的.它为人们保护环境的行为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理由.深层生态学的发展是环境伦理学和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出路所在,只有当人们也同时把保护环境理解为人的"自我完善"的一个内在要素、并承认自然存在物的道德地位的时候,自然环境才能从价值的根上得到保护.     

世纪之交对人类中心论的梳理与扬弃

世纪之交 ,环境问题已从社会生活问题的边缘走向中心 ,引起人们对自己的主体地位、理性观念深刻的反思。笔者认为 ,断定“人类中心论”是环境恶化的主要思想根源 ,论证依据显得单薄。何况不存在一成不变内涵命题的人类中心论 ,有必要对它进行科学的梳理与界定 ,尤其是要以批判的态度去超越和扬弃建立在近代工业文明——人类强大主体经济王国基础上的人类中心论。当代人类中心论 ,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为目标 ,旨在实现人的完整本质和需要同自然之多维价值的全面联系     

人类中心论的理性重构

当代全球性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人类中心论的曲解密切相关,而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人类中心论的合理重构。合理重构人类中心论必须以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基础,确立人的社会目的,确保人的整体利益,提高人对自然的责任心。新人类中心论有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强化人类的主导作用,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荀子的天人观与人类中心论无涉

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往往忽视人类维护自然的义务;二是否认将人类伦理道德扩展到自然界的必要性。而荀子常自觉地将“天”(自然)人合一,并要求人们在“制(顺)天命而用之”的同时,应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把人类伦理关怀视野从人际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礼”事于天地。从二者之间的区别得出结论:荀子的天人论与人类中心论无涉。     

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对传统民本追求的本质性超越

民本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和治理智慧,对中华文明发展有着深远影响。但在君主专制私有社会中,其民本意义上的功能和理想实际上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习近平人民中心论秉承和彰显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特质,有着鲜明的价值取向和丰富的时代内涵,强调人民是创造和发展历史的主体力量和动力源泉。相比传统民本思想,习近平人民中心论在人民与国家的关系上实现了地位上的“从属”到“主体”的超越;在利益追求上实现了“异路”到“同向”的超越;在治理上将服务人民视为起点和目标,把人民当成信仰,实现了“治术”到“信仰”的超越。     

荀子的天人论与人类中心论之比较

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共同点: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往往忽视人类维护自然的义务;二是否认将人类伦理道德扩展到自然界的必要性。而荀子常自觉地将“天”（自然）人合一,并要求人们在“制（顺）天命而用之”的同时,应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他主张把人类伦理关怀视野从人际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将“礼”事于天地。从二者之间的区别得出结论:荀子的天人论非人类中心论。     

荀子的天人观是人类中心论吗

生态伦理学意义上的各种形式的人类中心主义有两个共同点 ,一是自觉不自觉地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起来 ,往往忽视人类维护自然的义务 ;二是否认将人类伦理道德扩展到自然界的必要性。而荀子常自觉地将“天”(自然 )人合一 ,并要求人们在“制 (顺 )天命而用之”的同时 ,应维护自然生态平衡和保护人类生存环境。更为重要的是 ,他主张把人类伦理关怀视野从人际之间扩展到人与自然之间 ,将“礼”事于天地。从二者之间的区别得出结论 :荀子的天人观与人类中心论无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对儒家政治思想精髓的汲取与超越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是实现一种理想的人类生存形态和世界发展状态.这种追求更高生命形态的构想汲取了"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儒家政治思想精华.作为新时代中国在全球治理舞台上的政治话语表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从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以及世界整体发展维度倡导构建自为性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发展共同体、国家间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世界共商共建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更具现代意义和实践向度的政治主张,实现了对儒家政治思想的理论升华和实践超越.     

儒家生死观的现实关怀与超越追求

儒家生死观通过对死后世界的悬置,将生死关怀的重点转移到现实人生上来,强调人的道德属性,赋予人的生命以弘道的使命,并以三不朽为具体评价标准,阐释死而不朽的生命境界,为人们提供现实的超越追求。面对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和生命困惑,儒家的生死观不失为一种可以借鉴的文化资源,为现代人的人生困惑和生死纠结提供一种可能的参考。     

非人类中心论的“自然人”预设

西方环境伦理思想诉诸抽象的人性现念。以形而上学的人性论为其理论基础和立论依据。非人类中心论的人性预设是"自然人"。所谓"自然人"。指的是立足于人的自然性,在生物学或生态学意义上理解的"人"。"自然人"预设的逻辑悖谬表现为"德性"悖论、"利己"悖论和"歧视"悖论,其理论原因则是由于误解了生态学。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儒家“仁爱”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儒家“仁爱”思想具有丰厚的价值底蕴,是以“亲亲”“仁民”“爱物”为逻辑展开的理念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以儒家“仁爱”思想为理论渊源,汲取了“仁者爱人”的精神内核、“忠恕之道”的践行之法、“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同时,它作为一种崭新的理论形态,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消解并超越了儒家“仁爱”思想遗留的时代局限：调和了“等级秩序”的内在矛盾,打破了传统“天下”的固定认知,实现了“义利”的真正统一。这一继承与超越使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理论提升,又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模式与精神动源。     

内外在超越之外：儒家内在超越论及其诱发结果

以内在超越确定儒家思想特质,是一个比较流行的主张。这是力求在中西文化比较视角凸显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特质的一种进路。随着中国内在超越与西方外在超越说流行开来以后,人们发现中国也有外在超越论说,西方同样有内在超越言述。于是,内外在超越便不足以用来界定两种文化的特质。即便承诺内在超越的断言,那么需要看到它的双刃剑性质：它并不单纯凸显中国文化的特质与优势,同时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阻断。儒家必须致力于实现三个突破,才能连接两个长期的阻断——神对人的规范与约束、物对人的独立与价值。由此,儒家及中国文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失于现代首创的败绩,承诺高位政治规则和认知外部世界,逆袭上位,实现古今转变。     

人类中心主义与儒家仁学思想

人类中心主义是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导致生态危机不断加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因而受到生态学者的批判。儒学是以人为中心的,但它要解决的是人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必须把人和自然界联系起来,在人与自然的不可分离的内在统一中去解决。这是儒学同人类中心主义的最根本的区别,这种解决的方式就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的最深刻的含义之一,就是承认自然界具有生命意义,具有自身的内在价值。儒学将完成自然界的化育视为人类的神圣天职,因而追求一种"万物一体"的仁学境界。     

论韩愈文学观对儒家正统文论的解构与超越

中唐伟大文学家韩愈 ,尽管其一生并未建构出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 ,然而他在诸多诗文中表露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趣味 ,在当时乃至后世都起着积极、深远的影响。究其原因 ,就是因为他顺应时代的潮流 ,在坚守儒家道统的同时 ,注意吸收当时被视为“异端”的道、佛、墨、法等诸家有益的思想成份 ,自觉地解构和超越了先秦两汉儒家正统的文论 ,从而使其文学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符合了时代和人们的审美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