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土家族性格中的“悍”

土家族具有直爽、强悍和豁达等诸多性格特点,这些特点无论是在土家族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都有着明显的表现。本文仅就这诸多特征中的“悍”略加论及,以就教于学者。 1 土家族性格特点中的“悍”,在鄂西土家族地区的有关史志中,都有直接或间接的记载。如《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有“隶土籍者,悍而直”的     

土家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

中华民族文化已成为５６个亚文化层构成的稳定结构，这一稳态结构的最终成型，是和每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聚合过程中的共同努力密不可分的。作为中华民族文化亚文化层的土家族文化也经历了由“清江巴人文化”、“巴国巴人文化”、“前土司时期的领主文化”、“土司文化”到清“改土归流”至１９４９年的“土家族文化”的不断发展     

西兰卡普的审美价值

西兰卡普是土家族的织锦、“西兰”在土家族语言中的意思是被面,“卡普” 的意思是花。西兰卡普是土家族语言的汉语译音,其意思是“花被面”。从纺织学的角度来看,西兰卡普属织锦,它以棉纱为经线,各种彩色线为纬线。采取通经断纬的方法,手工挑织而成,每幅宽1.5市尺,长3市尺左右,以每幅的图案形式和名称来区分,已见一百二十多种。 聚居在湘西,鄂西万山丛中的土家族人民,在纺织上有着优久的历史。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禹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说明了远在四千三百多年前,土家族的祖先巴人就在从事纺织生产。关于土家族的织锦,史书上也有不少记载,《大明一统志》说:“土民喜服五色斑衣”。《龙山县志》记载:“土苗妇女善织锦,裙被或全丝为之。或间纬以棉,纹陆离有古致”。《施南府志》则云:“妇女居城市者,娴女工针黹,居乡者,妨绩室中,馌响野外”……。这些记载表明西兰卡普的历史渊远流长,在民间流传较广。本文试从西兰卡普的形象特征、审美形式特征和审美情感特色,作一粗浅的探讨。     

土家族的“赶仗”

<正> “赶仗”是土家族的狩猎活动。土家族人非常喜欢并善于狩猎。每年冬春的“赶仗”,已成为他们历史的传统习惯。《永顺府志》卷一二在概括明清时代湘西土家族人民“赶仗”的情形时说:“龙山(今湖南龙山县)深林密箐,往日皆土官围场,一草一木,不许轻取。每冬狩猎,谓之‘赶仗’。先令舍把、头目等,视虎所居,率数十百人用大网环之;旋砍其草,以犬惊兽,兽奔,则以鸟铳标枪立毙之,无一脱者”。解放以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土家族聚居的靛房、坡脚等地——我的家乡,土家族人聚     

《巴俞》题意旧解辨正——土家族古代音乐史系列研究之三[1]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根据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基本上能够“土家族”。土家族不仅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而且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土家族的音乐舞蹈艺术史和土家族的民族历史一样古老。土家族的音乐在汉族的历史文献中记载得很简略,而这简略的记载前人误释的地方又不少。因此,研究土家族音乐史不但要注意史料的搜集,而且要注意史料的辨正。其中,前人对汉代人著作中记载的《巴俞》题意的误释,即属于要《巴俞》之乐。”[13]郭璞、颜师古等人都将“《巴俞》”理解为“巴西郡阆中县的俞(渝)水”。作为一(阵)。俗喜歌…     

“在场”与“生成” ———反思“实验的民族志”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假设被重新审视,“民族志现实主义”的合理性从根本上受到质疑,“实验的民族志”成为人类学研究的新趋势：民族志既不是纯粹的关于“他者”文化的记录,也不是纯粹的关于民族志研究者的“个体”心理的呈现,而是一种关于“他者”的社会与文化现实的文本,“反思”已经成为“实验的民族志”的一个重要的构成要素。而反思“实验的民族志”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加开放,从而提供了更多交流的可能性。     

论土家族的优良道德传统

立足于土家族灿烂的民族文化、优良的民族特性以及古朴淳厚的民族风习．挖掘和提炼出土家族一系列的优良道德传统．这些优良道德传统不仅是土家族人民的珍贵遗产．同时她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土家族文化志》编纂工作会议在鄂西州来凤县召开

由湖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南民族学院共同发起召集的《土家族文化志》编纂工作会议,于1991年10月7日至9日在湖北省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召开,来自湖北、湖南两省从事土家族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共19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土家族文化志》的编纂宗旨和彭英明等同志拟定的编写大纲,并就编写计划和分工以及其他有     

土家族土司文学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

土家族土司文学所反映的土司时期武陵山土家族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是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土司时期社会发展变迁的一个缩影,所蕴含的国家意识、中华文化认同、家国情怀和开放包容精神等思想文化内涵,为解读武陵山土家族地区世代和谐的民族关系提供了历史依据,也是土家族和中华各民族共同开疆拓土、共同书写历史、共同创造文化、共同培育精神的有力例证。土家族土司文学蕴含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体现了土家族土司文学的时代价值,反映了土司时期土家族地区乃至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融入中华多元一体的历史脉络和演进逻辑,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新发现,有助于推动各民族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征程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     

武陵“大傩”简论

<正> 湘鄂川黔接壤的武陵山区,溇澧中游,是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这里山水奇秀,溪河纵横.居住在这里的各民族人们,历史上曾被侮称为“武陵蛮”、“溇中蛮”、“澧中蛮”,他们在劳动、生活、生息繁衍中创造了灿烂的民族文化,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傩文化”即其中一种.“傩”,是古代武陵人常用于祀神的一种宗教仪式.《辞源》上说“傩”通“难”,而“难”的本字作“(堇鸟)”,《说文》云:“(堇鸟)”,鸟也,从鸟,堇声.因此,“难”的     

古代的乌蛮与今天的土家族——土家族族源初探

土家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由于土家族没有文字,古代社会生活,一直没有记载下来。汉文献的记载又零星分散,特别是音独提到土家族名称,史书上一直没有看到,直到宋代和宋代以后的史书上,才把居住在湘鄂川黔边境的土家族人称做“土人”、“土丁”、“土民”或所谓“土蛮”。所以,土家族的族源问题,至今还议论纷云。众说不一。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一种意见认为:是以居住在湘鄂川黔边土著居民为主体,融合了巴人和乌蛮中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人们共同体;再一种意见认为,是古代乌蛮的后裔。这里,我就土家族的族源问题,谈点自已的意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理符号机制探究

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项重要机制。在诸多中华文化符号中，地理符号丰富而特殊，是彰显民族形象、增强民族意识、凝聚民族精神的有效载体。历史上不断被塑造出来的中华地理符号，从“领土认同”、“一体感”心理、“我者”与“他者”身份体验、“令人热爱”情感等维度，推动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在当下时代背景下，进一步明确符号生产的价值取向、深挖各类符号资源、健全符号传播与内化机制、强化符号功能，进而全面推动中华地理符号的建设升级，对于增强各民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评新近出版的《土家族文学史》

新近出版的《土家族文学史》成绩斐然,令人可喜,它是当前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一项重要新成果。它不仅是湘鄂川黔广大土家族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喜事,对弘扬土家族文化、振奋土家恢民族精神、促进土家族与其他兄弟民族的文化交流等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而且为光大(?)文化,为丰富中华民族的文学宝库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为编纂我国多民     

鄂西土家族族源考略

土家族是历史悠久的民族。其族源,众说不一。主要有:一说是古代巴人的后裔;二说是古代由贵州迁入湘西的乌蛮一部,三说是唐末至五代初年(公元910年前后)由彭瑊率领的从江西迁居湘西的百艺工匠的后裔。 笔者认为,“南入”、“东来”都不能成其为土家族族源。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任何民族不可能不与其他民族交往和互相影响,甚至有一部分融合于别的民族,成为另一个民族的成员。“南入”、“东来”的因素不能说没有,但研究某个民族的族源,把加入的部分作为主要成份是不适合的。特别象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土家族族源,应该从这个民族     

土家文化的瑰宝——“毛古斯”

土家族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民族,在漫长而又艰辛的历史进程中,土家族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在土家族绚丽多彩的文化艺术宝库中,原始戏剧“毛古斯”便是其中一颗引人注目的艺术明珠,与傩堂戏一起被誉为中国戏剧史上的“活化石”。 一 丰富的历史积淀 毛古斯,土家语叫“故事拨铺”,亦即祖先的故事,演毛古斯又叫“装故事帕帕”。由于毛古斯的扮演者浑身要披上茅草扮“毛人”,所以得名“毛古斯”或“茅故事”。毛古斯是穿插在土家族传统的祭祀摆手活动中表演的艺术形式,其表演内容和表现形式与摆手歌舞有着紧密的联系而又相对独立,演出风格及呈现的艺术氛围与摆手活动古朴、粗犷的巫文化总体气氛相和谐,是摆手活动中相对独立并且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真挚朴实 优美动人——土家族情歌初探

<正>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定居在湘鄂川黔边境大山区的土家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的民族。土家族的文学艺术矿藏非常丰富,土家族地区素有“歌的海洋”之称。土家山歌在土家族民间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土家族情歌又是土家山歌中富有特色的珍品。它真挚朴实,优美动人,脍炙人口,久传不衰,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使之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作出应有的贡献,本文现就土家族情歌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试析中华民族精神的渊薮

本文通过探讨孝道与中华民族精神四大内容的内在联系,得出孝道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渊薮的结论,以期对弘扬民族精神、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借鉴意义。一、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性格、习性的精华。民族性格、习性具有多面性,有正面、积极的内容,也有负面消极的内容。民族精神则是指积极的民族性格、习性和优秀文化的凝结,是一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和品格,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支撑。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学界有多种论述,笔者在提炼各方观点基础上,认为我国民族精神至少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爱国精神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维护国内各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安全、稳定的最重要的精神力量。在多民族的中国,各族不仅具有共同灿烂的文化,而且都强调为民族整体利益而献身的精神。掀开历史画卷,无数仁人志士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跃然纸上,屈原的“离骚”,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孙中山的“拯斯民与水火,切扶大厦将之倾”。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支撑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过多次分裂,但统一始终是主流,特别是在近代...     

略论巴文化和土家族文化的关系

聚居在今湘鄂川黔交界地区的土家族是以古代巴人的一支为主体,融合汉、僚等多个民族而形成的单一民族,土家族文化则与巴、汉、僚等多族文化有着天然联系。本文拟就土家族文化与土家族先民巴人文化的关系作总体考察,探讨巴文化对土家族文化的影响和土家族文化发展的特点。一、巴人和土家族“巴”最早见于甲骨文,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的记载。巴人最早生活于今陕西、甘肃一带。“西南有巴国,太皞(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放厘),乘(放厘)生后照,后照始为巴人”。他们在那里渡过了漫长的母系氏族社会时代。母系社会末期,巴人迁居到今湖北长阳一带,过着“未有君     

土家族、苗族山歌中的“太阳钟”现象

民歌以“太阳”起兴,本来是世界古今共有的文化现象。但是,没有哪个民族能像土家族、苗族那样,形成一种奇特、宏伟的“太阳钟”山歌簇现象,而且是形成了自己民族的独特文化景观。 现在把“太阳钟”山歌摊开来,这些“处女性”极强的民歌,将帮助我们探究这种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太阳钟”现象,何以让土家族、苗族独执牛耳;帮助我们探究它的文     

“向王天子”、“白帝天王”考——土家族族源探讨中的一个问题

从民族发生学的角度看,一个民族的族源总是与它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有着密切的、直接的联系。因此,考察一个民族的族源也总是离不开对它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的研究。在原始人类“万物有灵”的观念支配下,原始宗教成了影响民族团体凝聚和形成的基本因素,而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可算是原始宗教的核心内容,体现着一个民族初始的心理意识积淀,标志着一个民族凝聚形成的座标方向。通过对一个民族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现象的多角度、多层次审视,我们便可对其源头有一个大致的把握。本文这里所探讨的“向王天子”和“白帝天王”便是被人们认为体现着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双重性质的两个“神灵”。从土家族长期生存的生态环境着眼,来观照二者在土家族地区的产生、传承、祭扫和变异状况,弄清其本来面目及在族人心理意识中的确切地位,对于进一步明确土家族族源、土家族发展演变的历史、它民族对于土家族的影响、以及土家族民族心理意识的发展槽变,有着重要的参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