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世日本的排佛融儒：以丧、祭礼为视角

近世日本深受儒教影响。在该时期，朱熹《家礼》中的丧、祭二礼尤为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并拥有广泛的研究基础和深入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寺请制度下，佛寺垄断了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丧祭事务。为了摆脱佛寺的控制，神道群体吸收并挪用儒学知识，从而构建起了系统化的神道葬祭礼仪。在该过程中，早期的吉田流葬祭仍然保留了一定的佛教元素，然而，自吉川神道与垂加神道的开创者吉川惟足、山崎暗斋开始，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儒学知识，并在参考儒礼的基础上实践丧、祭礼，显示了排佛融儒的学问倾向。不仅如此，为了凸显神葬祭的纯粹性与历史延续性，垂加神道的后继者与国学神道者或将儒式神主改造成神道式灵玺，或引述神代卷来解释儒礼做法，试图抹除儒礼元素，以此“复兴”古神道之法，从而走向了儒礼的“神道化”。这也是近世神道群体在丧祭层面自主意识的显著体现。最终，神道群体的自主意识酿成了幕末神葬祭运动，而儒学知识充当了排除佛教并实现神道自立的有力工具。     

日本关西地区的城市祭（节日）文化

日语中的“祭”（MATURI）为祭日、节日或喜庆的仪式之意。传统的祭是击退病魔和天灾人祸，祈祷平安及五谷丰登的神事，类似于中国传统的庙会。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结构的变化，祭的形式和内容日趋多样化。本文以日本关西三大城市京都、大阪、神户的代表性“祭”为主，分析和探讨了现代日本城市中形式多样的“祭”的意义。可以说，祭是现代日本城市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祭在被传承的同时，也在不断地被“再创新”，形成一种文化再生。     

日本天皇即位仪式“大尝祭”的历史演变与社会分析

“大尝祭”是日本天皇即位最重要的仪式,是日本神道信仰的集中体现,它作为权力实践和权力技术的仪式来实现神权与王权的统一。它的变迁演示出民间社会与皇权集团互动、变异的过程。天皇即位时举行的“大尝祭”,来源于每年举行一次的“新尝祭”———庆祝国民平安、喜获丰收的纪念仪式,“大尝”意为“大的新尝”。“新尝”其最初由日本民间水稻丰收节———“吃新节”演变而来,究其根源乃出于中国大陆古老的稻作文化。     

《九歌》审美探析

屈原的祭事诗《九歌》具有深婉的人情美 ,其中的人与物、环境与神灵的关系和谐统一 ,展示了别具一格的自然美与瑰奇温情的神灵世界。而这种人情美的构筑 ,与春秋战国时代“以善为美”的道德伦理哲学及屈原“美政”的社会政治理想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 ,《九歌》的永久魅力不仅在于外在的形美、境美、事美 ,更在于其深层的“善美”。     

论日本战后象征天皇制的实质及其现代意义

战后天皇与神道并存的神社神道之象征天皇制,其灵魂载体神社神道的存续,为其在本质上的实存提供了绝对根本的保障,令其天皇之“神性棱威”之“象征神威”于战后仍“绵延不绝”,威力无穷,影响至今.其不仅是暮府时代象征天皇制的本质翻版,更是近代国家神道之军国主义天皇制的本质灵魂的传续与翻版.因而,战后象征天皇制仍是日本军国主义之源泉与温床,其必然导致军国主义并以此为其本质必然归属;亦为战后至今日本政治右倾及国家神道、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阴魂不散之最深层的精神源流与最深刻的内在原因.     

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神道、天皇制与武士道

关于日本的传统政治文化，最具代表性的有两点：一是神道信仰以及作为其政治实践的天皇制，二是源自尚武精神的武士道以及作为其最终结果的军国主义。这两点不仅在日本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对日本国民的精神构造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产生了十分深厚的影响，而且在国际关系的历史中释放出了巨大的政治能量。本文对从神道到天皇制进而到国家神道、从尚武精神到武士道进而到军国主义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了概括与分析。     

论神道生死观的内核与实质

日本人关注生死现象与生死规律,把握生死观念与生死文化,确立生死意识与生死理论,提升生命伦理与生存质量等,以期满足现世利益和现实需求。神道是日本民族原有的宗教文化和特殊的生活习俗,神道文化是促进日本社会发展、形成日本人国民性的文化基因和思想动因。揭示神道生死观的内核与实质,有利于推进“解日本民族文化之谜”这一事业。     

试论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系神社

东渡日本的古代大陆移民 ,不仅对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也为日本神道教的成长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神社是日本神道信仰的凝聚物 ,它扎根于日本民族生存发展的生活基层。文章认为 :“神社”一词源于中国 ,大陆移民参与了神社的建造 ,并把祖神置于神社中进行祭祀 ,其信仰礼仪、建筑式样及祭祀的神灵与中国具有渊源关系 ;神道教是在不断地吸收、改造外来文化 (特别是中国文化 )的过程中 ,充实、发展而成的“杂种性”的宗教信仰。     

“神道设教”与“神道助教”--儒家“神道”观发微

《易传》“神道设教”的观念,在儒学发展中经不断诠释,其“神道”获得了自然义与德性义的肯定。汉以后的儒者尚有“神道助教”的说法,其所谓“神道”指信仰和祭祀的“神灵”。在儒家的政教实践中,关于“神道”的理解常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立场,存在“道义化”与“神义化”的紧张。儒家的“神道”观念,奠基于中国人的存在领悟,并通过存在境遇的开显而与“教”相统一。     

国家神道新探

神道教是日本特有的固有的民族宗教、民族文化和精神行为;在日本神道文化2000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国家神道是特定历史阶段即日本近代社会的宗教、文化和社会组织的统一形态;对国家神道的哲学阐述,有助于解明近代日本的政治非理性的思想动因。     

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特征及其与天皇制的关系论析

天皇制、国家神道、武士道和日本化的儒学与日本化的佛学等,是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基本构成要素。国家主义是日本政治文化传统的核心与主要特征,天皇制是日本形成国家主义政治文化传统的决定因素和统合力量。     

参拜靖国神社: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从小泉四次参拜靖国神社谈起

冷战后 ,“新国家主义”思潮在日本的迅猛抬头 ,导致了日本政治的极度右倾化。小泉纯一郎上台后 ,接连不断地参拜靖国神社 ,这是新国家主义思潮泛滥的必然结果 ,是一条通往“国家主义”的“精神隧道”。但是由于日本民族的独特性 ,使得日本在通往“国家主义”这一政治进程中 ,具有许多隐秘而独到之处。而小泉执意参拜靖国神社的背后 ,就是以一种十分隐秘的方式 ,即通过对日本最强的传统政治力量———以神道教为话语背景的“天皇制”———的利用 ,以唤起国民对国家的高度认同和忠诚。笔者尝试着从“认同”这一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小泉参拜靖国神社的动机作一分析     

浅谈日本国家神道

神道教是日本的民族宗教。它大体上分为神社神道、教派神道和民俗神道三大系统。神社神道是神道教的主流,经历了发展与演变的过程。它是从原始神道发展而来的,之后,又从神社神道分出皇室神道和学派神道。明治维新后,日本统治阶级人为地将皇室神道与神社神道结合一起,创立了国家神道。它是维新后逐步形成并加以改造     

从神道到人道--谈礼在原始宗教阶段的演化及其对早期民族精神的影响

从源头上讲,礼本是事神致福的原始宗教活动,后逐步从神道中开出人道,从而产生中国古代文化所特有的人伦关系与社会政治关系.在神道与人道之间,有一个重要的、沟通彼此的环节,即人的诚信之心,它涵养于神道之中、成为现实伦理关系的重要保障.     

日本企业文化和神道

以日本企业文化和神道为视角研究日本人和神道的关系,从神道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出发,研究神道教义对日本人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分析日本企业中的祭拜文化、和文化、忠文化等独特企业文化和神道的关系,研究神道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作用。得出结论为受神道影响形成并存续至今的企业文化对日本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是符合日本企业实际发展需要的,在新的经济背景下,需要在保持神道教义和传统企业文化的基础上,通过各种改良措施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     

“六政三事”述论

本文着重考察了阎锡山在民国初年大力推行的“六政三事”的基本内容，并对“六政三事”的实施过程及其效果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评析，认为“六政三事”本身是发展生产、破除陋习、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尽管其实施效果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标，但它在客观上促进了山西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推动了山西生产力的发展。     

期待视野:朝鲜、日本接受中国诗歌文学的相异点

朝鲜诗歌受杜甫、苏轼诗歌的影响巨大，而日本诗歌受白居易诗歌的影响较突出。原因在于两国接受者的期待视野不同。（１）审美意识不同。日本民族将美与真联姻，形成“幽玄”的审美意识，与“白诗”追求“闲适”、“感伤”的特性合拍；朝鲜民族将美与善联姻，形成追求现时功利的审美意识，与“杜诗”、“苏诗”“兼济天下”的思想合拍。（２）社会文化秉性不同。日本儒学思想未占主导地位，文学远离政治，耽于唯美主义，与“白诗”表现“中隐”、“欢娱”的倾向切近；朝鲜儒学思想占主导地位，表现出强烈的政治、伦理倾向，因而接受儒学思想浓厚的“杜诗”、“苏诗”     

道家哲学对日本中世伊势神道的影响

神道是在日本本土原始信仰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古老宗教,在日本文化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伊势神道是日本中世神道摆脱对佛教依附、进行教义革新的产物和体现。伊势神道对神的理解与道家思想有密切关系,甚或其神观就是按照道家的宇宙论建立的。     

也谈民族政策的几个理论问题

政策,这是一个外来概念。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一些学者在翻译西文中的“Policy”时,取汉语中的“政”和“策”两字,译成了“政策”。 顾名思义,政策就是政治上的策略和谋略。这里的“政”就是指“政府”、“政权”等。所谓“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论语·季氏》),其中讲的“政”就是这个意思。“策”的原意则是“马鞭”。     

“季路问事鬼神”章或解——基于孝的考察

对于《论语·先进》篇“季路问事鬼神”章，历来人们一般从生死观的角度去诠解，此章其实还可从孝的角度加以阐释。孝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乃至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要命题。孝在当时有三层含义：一是侍奉活人，二是埋葬死者，三是祭祀鬼神；也即《论语·为政》篇“孟懿子问孝”章孔子所说之“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子路问事鬼神，问的是如何“祭之以礼”;“敢问死”,问的是如何“葬之以礼”。孔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和“未知生，焉知死”的回答，强调的都是要“生，事之以礼”,即把行孝的重心放在侍奉活人即在世的父母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