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投资:投资领域突出的“亮点”

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进一步调整 ,民间投资正逐渐成为我国投资领域一个日益突出的“亮点”。这既是宏观经济环境的促成 ,也是民营企业自身优势的体现。与此同时 ,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 ,要协调政府、国有银行与民营企业之间的“纽带”关系 ;要从根本上解决制约民营企业发展的“瓶颈”问题 ;民营企业自身要走改革之路。以期对当前民间投资的启动与民营经济的发展有所借鉴。     

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参与问题研究

近年来,国际投资争议仲裁程序整体上出现透明度加强的趋势.越来越多的第三方要求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国际投资仲裁.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已出现了相关案例认可法庭之友的参与,但是其参与程度仍非常有限,相关规则也远未正规化.尽管总体上法庭之友对于国际投资仲裁的参与已是大势所趋,目前对于法庭之友参与的利弊之辩依旧非常激烈.为统一实践中的不同做法,且在维护仲裁本质特点和满足公众正当期望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应尽快改变目前缺乏正式规则而仅以仲裁庭自由裁量为主的局面,主要仲裁机构应率先创设一套细致的操作指引.     

治疗基金投资五“病”

投资基金的朋友．常会犯一些毛病。我给大家总结几个典型的“病例”。 例一：有一点短期闲钱．买只基金挣个快钱。 很多投资者看别人赚钱了，手里有点零花钱，心里痒痒，想投资基金。有位投资者曾问我：“我们家前两天刚卖了一套房子。手头有一百多万元，想买点基金，过两天赚了钱再买一套房子。”我问他买多长时间，他说1个月。     

关于“长期股权投资”中的成本法简化问题

“长期股权投资”的成本法核算中,面对投资分回的收益,哪些做为投资成本收回?哪些计入投资收益?这是相对困难的问题,教材上冗长的公式难以理解,有时难免丢三拉四。笔者发现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来完成这种核算,请财务人员在经济活动中使用。下面通过一个例题来讲解:甲企业1999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购入C公司有表决权资本的10%,并准备长期持有,初始投资成本为110000元,C公司于1999年5月2日宣告分派1998年现金股利100000元,C公司1999年1月1日股东权益合计为1200000元,其中股本为1000000元,未分配利润为200000元,1999年、2000年、2001年、2002年…     

“四位一体”农民投资服务体系的构建

我国农业投资风险高,农民文化素质低,农村经济信息不灵通,农民资金短缺,致使农民投资农业生产积极性不高,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四位一体"的农民投资服务体系有助于解决农民在投资农业生产中面临的多种困难。本文就"四位一体"农民投资服务体系的内涵、运行机制及重要性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构建措施。     

春节饮食“状元榜”

第一肉：墨鱼 上榜理由：墨鱼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每1D0克肉含蛋白质13克,脂肪O．7克,还含有碳水化合物和维生素A、B族维生素及钙、磷、铁等人体所必需的物质,是一种高蛋白低脂肪滋补食品。     

浙江“十二五”固定资产投资趋势分析

本文回顾了1980年-2008年浙江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史实,其中1980年-2004年处于快速增长状态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2004年-2008年却出现了低增长趋势,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笔者预测＂十二五＂期间浙江固定资产投资可能是相对低增长趋势。文章还指出在全国投资进入持续稳定增长和结构优化的阶段,有利于浙江在＂十二五＂期间经济的优化升级。最后笔者提炼了保持浙江在＂十二五＂期间投资适度增长的有利因素。     

扩张性财政政策、“挤出效应”与民间投资

就业状态如何是扩张性财政政策产生“挤出效应”的前提条件。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财政“挤出”投资的可能性并不大 ,即使有“挤出” ,其影响程度也有限。民间投资受到阻抑是事实 ,但并不是财政政策直接导致的 ,而主要是目前我国的产业政策对民间投资的准入领域的限制所致。要扩大内需、刺激投资必须在继续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最大程度地扩大民间资本的投资领域     

“逆向选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博弈分析

中国是一个人力资本稀缺的国家，但近几年来专科生却普遍受到了社会的冷落；与此同时，居民个人的人力资本投资需求不减，用人单位的“人才高消费”现象严重．本文用一个“逆向选择”下人力资本投资的博弈分析对上述现象进行了理论解释。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在劳动力市场岗位竞争、教育筛选机制不规范的前提下，教育投资的能力支付成本大大下降，从而出现人力资本市场的“逆向选择”；而“逆向选择”又进一步导致文凭的过度投资．     

“挤出”还是“挤入”: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

本文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采用贝叶斯方法估计各类财政工具内生反应规则,从而系统探究结构性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财政支出对私人投资主要表现为挤入效应,但不同结构性财政支出的效应大小和影响机制存在非一致性:(1)投资性支出主要通过生产正外部性和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私人投资,并在支出结构中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最为明显,但短期会导致债务和通胀风险;(2)消费性支出通过总需求加速数效应挤入投资,但对主要经济变量挤入程度较低且短期易产生债务和通胀风险;(3)转移支付通过影响居民消费产生需求加速数效应引致投资增加,虽然挤入程度偏低但其引致的社会风险和福利损失最小。考虑不同支出作用机制的差异性,本文认为新时代背景下财政宏观调控应根据经济周期特征审慎选择恰当的财政支出工具以提升调控效率、更大地发挥结构性财政政策的作用,据此助力民间部门投资稳定增长、促进宏观经济逐步向"高质量"发展方式转型。     

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热”与中国和平发展

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热”现象,聚焦世界目光于中国对外经济的高速发展,并在一定范围内引发了“中国威胁论”。国际直接投资“中国热”背后所蕴涵的深刻动机已经表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具有独特的重要性。然而,大量跨国公司落户中国,往往会凭借其独特优势挤占我国市场并形成垄断,最终会威胁中国的产业安全;跨国公司恶意的内部化行为也侵害了我国的经济利益。当代世界各国的发展都是在世界经济广泛联系的大环境下进行的,中国的经济崛起也正是这个开放的世界经济系统所造就的。中国经济崛起奉行互利共赢原则,对未来世界经济体系的合理构建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十二五”开局需谨慎投资热情过度

刘鹤撰文指出,2011年将是新的五年规划开局之年,我国各方面加快发展的积极性很高,追求较高增长速度的愿望也非常强烈。但笔者认为,这样的行为如果过度的话,往往会产生负面共振的影响,造成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过大,引发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要实现“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需要重视以下三大问题：一是要在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总体上来看,“十二五”期间我国的发展仍然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我国既要保持和提升传统制造大国的优势地位,又要通过努力扩大中等收人者的比重,成为新的市场大国。     

“保护伞条款”与国际投资争端管辖权的确定

自上世纪中期以来,国际直接投资活动发展迅速.东道国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投资,往往会在双边投资条约中,签订承诺保护外国投资者所有投资权利的"保护伞条款".这一条款的创设,使得此后外国投资者能够以东道国违反与其签订的合同义务为由,通过"保护伞条款"将本属东道国国内管辖的合同争端,上升为东道国需担负国际责任的条约争端.ICSID对两个SGS案及相关系列案件的不同裁决,体现了国际仲裁庭对于"保护伞条款"在确定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争端管辖权中适用的态度一并无统一标准,个案区别对待的原则.因此,对于目前兼具资本输出国与资本输入国双重身份的中国而言,在签订双边投资条约时,应给予"保护伞条款"以更多关注,以求最大限度维护我国利益.     

引进国外直接投资的“挤出效应”及应对措施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引进国外直接投资被认为是我省经济融入全球经济,提高经济实力的有效手段.然而,跨国公司通过国外直接投资给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带来的不完全是资金、技术、管理水平等优势资源,如果地方政府不善于进行政策引导,还会导致"挤出效应"等负面影响.本文着重就国外直接投资对接受投资地区的"挤出效应"成因及负面影响进行深入分析,并就如何结合地区实际制订措施,应对"挤出效应"的影响,提出了可行的政策建议.     

从“利益交换”到“利益平衡”——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缔约理念的发展

随着中国对外投资步伐的加快,中国由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兼具资本输出国的身份。利益交换的缔约理念不能适应中国身份出现混同的情形。利益平衡成为中国双边投资条约的缔约基础。所谓利益平衡即以投资者私有财产权保护为核心,以东道国社会公共利益为边界,将投资者私有财产限制在东道国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最终达到投资者利益最大化和东道国核心利益的维护,实现两者的平衡保护。     

论“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对外投资的税收制度安排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进入资本输入和输出双向流动时代之后,促进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开创经济开放新格局的重要举措。税收与投资关系紧密,我国企业投资于"一带一路"区域需要完善的税收法律激励对外投资、保障对外投资安全与保证投资效益回收。但是,我国目前的对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还存在不少缺陷,不能很好应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挑战。今后可以从提升投资积极性、实现投资导向性、确保投资的确定性、增强投资有效性等几个方面来完善我国对外投资税收法律制度,为"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对外投资提供充足的税收制度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