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对租金房价比变化的影响作用研究————基于住房使用成本模型的分析

责令行为规范普遍存在于现行法律中,责令行为规范可分为司法责令规范和行政责令规范。行政责令规范可进一步分为内部行政责令规范和外部行政责令规范。通过对行政责令行为内涵的考量,可以确立特定的界分基准,将外部责令行为中的处罚性责令行为与命令性责令行为进行明确区分。根据法律规范中“制裁”要素的结构,可将具有行政命令性的责令行为规范分为五种类型,不同结构类型体现出不同的法律规范功能。现行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存在词义界定不明确、结构选用不合理、行为配置不科学等诸多问题,有必要构建典型的行政责令行为规范模型,以推动行政责令法律规范的统一性、规范性和科学性。     

强行性规范及其法律适用

调整交易关系背景下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有赖强行性规范。依据其功能的不同,强行性规范可分为强制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范以及管理性禁止性规范的合同行为并非绝对无效的合同行为,违反效力性禁止性规范的合同行为方属绝对无效的合同行为。     

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研究及立法完善——以类型化思维为视角

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存在着难以梳清的模糊地带,而我国目前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又徘徊于行政命令与行政处罚之间,这直接导致了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属性的模糊,在司法适用上产生尴尬。为此,可以类型化作为思维角度对责令性行政行为的法律属性进行界定,并提出避免此类责令性行政行为法律归属模糊的建议：行政处罚权收归司法、“责令”二字在行政立法中慎用。     

责令改正的行为性质及其价值实现

责令改正因其特有的灵活性和实效性特征,成为了行政机关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执法手段,2021年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对责令类行政处罚的扩容规定也体现了这一点。但与此同时,责令改正的性质缺乏共识,使得其存在法律规范难以界定,法律适用混乱的问题,进而影响了责令改正的价值实现。因此,以现有的法律规范为基础,对责令改正的类型进行梳理,进而对“适用于行政处罚做出之前”与“适用于行政处罚作出之时”责令改正的不同性质进行探讨。最终明确责令改正的实体规范、规范责令改正的执行程序,推动实现责令改正的应有价值。     

论经济法中的技术性规范

经济法上的技术性规范,是一种将假定条件与行为模式中涉及的技术性事项加以数据化,以确保经济法律、法规顺利运行的独立规范类型,具体包括标准、准则、指南与规划4类。在立法层面,特定的技术性规范产生调制效果,辅助单行经济法律、法规成为国家干预市场的依据;在执法层面,为执法主体参照做出决定;在司法层面,为法院参照以补充发挥调制职能。经济法中的技术性规范属于经济法渊源,效力应等同于规章。独立的技术性规范与单行经济法律、法规形成了二元规范结构,其构建应遵循法定、公平与效率3项基本原则。针对现阶段经济法中技术性规范存在的法治问题,应进一步明确技术性规范的经济法律、法规依据,制定主体与制定程序,推动经济技术性规范向经济法律、法规、规章的转化,从而确保技术性规范在经济法治环境下的有效运转。     

论行政机关自我规制规范

行政机关自我规制在风险社会来临和行政任务扩张的背景下作用凸显。实践中多种形式的自我规制规范可依据内容标准分为程序性自我规制规范和实体性自我规制规范,依据效力标准可分为完全对内发生效力的规范、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范以及直接对外发生效力的规范。不同类型的自我规制规范,其法律属性有所区别,分属于行政法领域的硬法与软法范畴。通过区分自我规制规范的目的与效果是否仅限于行政机关内部,可以对自我规制规范的效力进行判断,从而增强自我规制规范的拘束力,充分发挥自我规制的积极作用。     

论法律规范的若干问题

法律规范是法律内容的基本成分或核心成分.法律规范是指,存在于法律文本当中的,关于有关主体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一定条件下,如何行为及其相应后果的具体行为标准.法律规范由适用主体、适用条件、行为模式和行为后果四个要素构成.法律规范可以划分为权利性法律规范、义务性法律规范和职务性法律规范三种类型.法律规范除具有显在含义外,还具有隐在含义.     

高校行政法律关系分析及学生救济制度调整

传统理论认为在高等学校行政法律关系中学生是高等学校的内部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纪律处分是内部行政行为;教育法规定学生不服学校纪律处分的救济途径是申诉,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没有将纪律处分行为纳入受案范围;法院在学生不服学校纪律处分而提起诉讼的问题上也做法不一,存在矛盾.事实上,高等学校学生应当是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外部行政相对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实质应是行政处罚,因此,需要对现行法律、规章规定的学生救济制度作出调整,取消内部申诉制度,明确赋予学生对高等学校行使法律、法规所授行政职权之行为有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权利.     

浅析我国企业的竞争行为及其规范

企业竞争是市场经济普遍存在的现象。企业的竞争行为对经济运行的秩序和企业的竞争力都会产生影响。而企业的竞争行为主要是由企业内在本质决定的运行机制所支配,同时受外部环境因素的制约。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企业的运行机制和外部环境还不完善,造成企业的竞争行为尚有许多不合理、不规范之处,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企业的不平等竞争和不正当竞争。为此,我们需要从法律规范、行政管理和道德规范等方面来制定完善企业竞争行为规范,使企业竞争有序、竞争行为合理。     

公务员行为规范的法理、功能和制度建构

内部规范与外部规范的总和构成了公务员规则之治的载体。但研究者往往聚焦于行政"外部规范",而轻视"内部规范"。由于公务员执法行为在官民和谐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内部规范的形式更加贴近于公务员实际工作,使得行为规范成了当代行政法治环境下行政机关改善公务员执法状况的重要手段。其功能主要体现为迈向规则治理、提高政府质量和注入行政价值观等;而在制度建构上,尽管晚近行为规范的数量和质量都呈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但在规范内容、立法质量和实施效力等方面仍待进一步完善。对公务员的个人利益进行约束,或者引导其服务于公共利益,是行为规范设置的核心原则之一。     

类型化视野下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再认识

行政行为“适用法律、法规错误”的内涵尚存学术争议，应采抽象概念抑或类型化的思维进行界定，仍有待研究。公报案件的实践运用显示，法官已经无意识地在采用类型化的思维方式，并将依据要素和解释要素作为判断的核心要素，而部分案件的归类问题则反映了抽象概念思维下的弊端。“适用错误”兼具实践依法行政原则及作为司法审查基准的双重功能，类型化的思维既可体现其独立内涵，亦未固化各撤销要件之间的界限，从而有助于整体把握“行政违法”概念和司法实践需求，进而实现其功能。在类型化视角下，应从对应性、合法性和完整性确立对“依据错误”的司法审查标准，而对“解释错误”的审查则需结合个案，并通过行政审判实践进行完善。     

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法律适用

理清行政执法机关与刑事司法机关二者的衔接关系，是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法律适用的制胜法宝。当一行为触犯行政处罚，又触犯刑罚规范的，若不严谨执法，可能会出现“以罚代刑”或“以刑代罚”的乱象，轻则损害刑法的权威，重则国家公权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在处罚竞合的衔接上，首先是依据立法指导原则确定二者在衔接上的优先级，以明确处罚规则；其次是加强处罚竞合的实质审查，强化对处罚竞合的监督；再者要在处罚竞合视域下构建行政处罚与刑罚竞合的衔接机制，保证违法行为与法律责任相适应。     

关于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报告文学本体新论之一

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 ,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 ,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 ,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 ,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 :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 ;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 ;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 ,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 ,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论行政诉讼的再审事由——评新行政诉讼法再审相关条款

对行政诉讼再审程序的启动要严格限制和把关,要以再审事由的有限性、明晰性为标准,以存在错误的严重性为依据,以维护法院生效裁判的既判力为前提,来设计再审事由的内容。我国新修改的行政诉讼法对再审事由的规定存在标准不一、表述不一致等形式上的问题,以及再审事由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与错误程度不够严重等内容上的问题。目前,要在保持新行政诉讼法稳定实施的前提下,对其规定的再审事由进行解释性改造,使其成为维护裁判既判力和纠正某些严重错误的有效武器。     

近代日本侵略亚洲国家思想探源——-以福泽谕吉及其“脱亚入欧”思想为中心

“脱亚入欧”思想产生于19世纪后半叶的日本,福泽谕吉是其主要代表人物。他全盘接受了近代西方的“文明史观”及“欧洲中心论”,形成了“文明=欧美”、“野蛮=亚洲”以及“脱儒=脱亚”的思维模式,为“脱亚入欧”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福泽谕吉于1885年发表的《脱亚论》不仅标志着“脱亚入欧”思想的正式出台,而且把这种思想推向了对外侵略的方向,在客观上对甲午战争的爆发发挥了舆论先导的作用。探讨和分析福泽谕吉形成“脱亚入欧”思想的认识根源、逻辑前提以及《脱亚论》发表的影响等问题,将有助于认识近代日本多次对亚洲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渊源。     

儒家自然理性主义传统中的德福思想

儒家天命及其德福一致信仰是以作为中国哲学主流特质的“天人合一”(“天人相应”)为思想基础的。而以“天人相分”为哲学基础的自然理性主义(荀学)传统,深刻检讨、批判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及天命神学,从而在哲学上瓦解了天命德福一致信仰的根基。天人相分观念下的德福思想,就其追究天人关系事实的客观性与知识理性而言,确有其进步的一面,但这种儒家自然理性主义的极端追求对天命德福一致信仰本身的社会意义的漠视,也丧失了儒家更为本质的精神---人文关怀。这是儒家精英主义的一种典型的弊端。     

论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

我国刑法中的“业务”与“职务”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业务过失犯罪不同于职务过失犯罪,在研究中应予以区分。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的业务过失犯罪主要有18种。当前对这些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存在规范层面、理念层面与实践层面的问题,表现为：一是法定刑配置问题,二是刑罚目的偏重于惩罚而忽视预防,三是刑罚效果不容乐观。这些问题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另一方面无助于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因此,有必要通过贯彻罪刑均衡原则、协调刑罚的目的、关注刑罚的伦理性与注重非刑罚处罚措施等方法及时解决业务过失犯罪的处罚中存在的问题,进而预防和减少该类犯罪的发生。     

企业信用监管中行政处罚的法治化指标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信用经济,政府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必须对企业实行信用监管。对存在严重失信行为的企业,行政部门应当采取必要的行政处罚手段。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简政放权、转变职能”、“轻审批、重监管”的大趋势下,政府部门对企业失信行为的行政处罚趋于谨慎,甚至弱化。这一方面释放了市场活力,另一方面也为如何加强监管工作提出了更多挑战。企业信用管理工作应当兼顾柔性和刚性的监管与行政处罚,明确两者关系,合理运用“二元化”模式。对失信企业行政处罚的法治化程度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成效的直接反映。建立一套企业失信行政处罚的法治指标和考核标准,就是为政府在信用监管领域提供可操作的法治化行为准则。企业信用监管部门在运用行政处罚手段时,必须在处罚决策、处罚程序、处罚救济、处罚监督等方面符合法治化标准。     

论人类在本质上的外部性

对“私人恶德”可转化为公众利益的问题,哈丁在“公地悲剧”和“零和游戏”讨论中做了重要但不彻底的批判。自然、反自然是两种相反性质的进化,免费、付费是两种午餐模式;地球系统的自然演化是为生命提供“免费午餐”的熵过程。生物圈、“生态目的性”是外部性的参照系和本质判据。最小化配置资源,贯彻“生态目的性”,使生物的外部性在生物圈层面得到最终消解而享用“免费午餐”;不扮演生态角色,承担生态义务,最大化配置资源,“生态目的性”的丢失和非有机性使外部性成了人类的本质。对人类外部性的消除,自然既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指数式增加的人类废物、废热对自然冗余功能的大量利用和自然“循环扩散”机制的破坏,导致当代严重的社会自然危机的出现;缩减人口经济规模并实施“粮食石油”战略,是应对外部性规模危机根本且唯一之策。     

论行政处罚风险规制功能的补强

风险社会呼唤行政机关必须进行风险规制。作为行政管理末端环节，行政处罚的功能定位是惩罚与威慑，不能完全满足风险规制和风险预防的需要。在风险社会中，技术风险的不确定性和主观性时刻挑战行政处罚的法定原则和行政裁量权两大基石。为回应上述挑战，应通过程序主义的进路处理行政处罚中科学与民主的矛盾；增设风险预防原则以作为处罚法定原则的补充，解决行政机关风险预防合法性的问题；重塑应受行政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厘清违反行政法义务与空白要件、主观过错与集体性治理之间的关系；探索行政处罚法律评价机制前移的可能性，从根本上遏制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