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事”制宜

随着人类发展和科学进步，成功越来越难。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有人说，做大事不拘小节。然而，我要说：细节是否必要，要因“事”制宜。     

论东方朔言“海上”“仙人”事

《资治通鉴》记载汉武帝封禅泰山后欲自浮海求蓬莱,东方朔以仙者,得之自然,成功劝阻其至蓬莱见仙人行为。这是汉武帝时代对求仙狂热直接谏止并说服这位独断帝王的仅见史例,因而值得重视。此事《史记》《汉书》均无记载,司马光当有所据。《东方朔别传》有关东方朔说服汉武帝,于是罢方士或曰罢诸方士弗复用也的记载可以参考。考察相关史事,应注意东方朔海滨出身,可能与燕齐方术之学有一定文化关联的背景。或许后世东方朔神异传说的形成,在汉武帝时代已经有早期渊源。通过传东方朔所撰《神异经》与《十洲记》,可以发现与东方朔相关诸多传说的海洋文化因素。     

君子何须忌言“后事”

人生在世,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谁也抗拒不了。生前谈论自己的后事,似乎是一件犯忌讳的事。其实老年人妥善处理好自己的后事,是应尽的责任。耳闻目睹不少老人逝世后家丑外扬的事情:有家属争吵打架的,有后人打官司上法院的。如果老人健在的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试论

今年是五四运动六十周年。五四运动不仅是伟大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伟大的文化运动。在过去的六十年里,“五四”文学革命开创的中国现代文学,不仅已经从幼苗成长为大树,而且已经历过从新民主主义文学到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飞跃,对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越来越大的促进作用。拿今天的革命文学和“五四”新文学相较,从整体说,无疑是大大地前进了。但是,先驱者的伟大历史功绩和卓越成就是不可磨灭的。今天来回顾“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历程,总结其经验教训,仍然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考辨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之说,后人沿用不衰,这种说法其实是错误的。从东汉以前的文献记载、东汉前后的文献实证以及东汉以前人们的尚左心理几个方面来看,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右史记言,左史记事”。     

网络时代的“南社”研究

本文是在检索、编制《“南学”论文索引》的基础上 ,对 1994年以来的“南社”研究概况进行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并指出“南社”研究应当与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当代电脑技术完美、和谐地结合起来。     

南社与中共“一大”

“:南社”与中国共产党的因缘殊深,就连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会场所,也放在了南社社员李书城在上海的寓所之中。邵力子等也通过《民国日报》《觉悟》副刊的扩大改版,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公开的理论献礼。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辨正

金圣叹在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指出“《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贯华堂本金批《水浒传》,下同)。不少金圣叹小说评点研究者误认为这是金圣叹对历史和小说区别的认识,并在这种误解的基础上对金圣叹的文学本质论作了歪曲的理解与论述。为了正确理解与评价金圣叹的文学思想,笔者深感有对此作一辨正之必要。     

因灾求言与嘉靖八年初明世宗的改革

嘉靖七年(1528)下半年开始的农业大灾荒和其他灾异的频现,对因信道而一贯敬天的明世宗 而言,有着格外强烈的心理影响,所以明世宗在嘉靖八年(1529)正月诚心因灾求言于群臣,以求革除当时政治 中的诸多积弊。因灾求言促成了嘉靖八年(1529)初的大力改革,使得当年成为嘉靖前期改革亮点颇多的一 年。这不仅有助于嘉靖七年(1528)大灾荒引发的临时财政危机的缓解,还产生了不少影响此后多年的改革成 果。不当忽视这类颇具偶然性特点的除弊举措。它是明代皇帝常因灾求言而大力革除弊政以收一时之效甚 至某些长远之效的一个缩影。     

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

在20世纪初救亡图存的背景下,革命者以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提倡白话文为革命起点,拉开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序幕.这场革命充分发挥了语言的工具性作用,使得语言成为革命的有力武器.一方面胡适、陈独秀等革命者的话语暴力推动了革命取得胜利;另一方面,语言暴力在革命中逐渐走向极端化、激进化,给革命带来了惨痛的后果.其间虽有学衡派制衡的努力,但终究难以扭转这一趋势.探讨语言暴力与“五四”文学革命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不仅能够揭示语言在革命语境下的暴力属性,更可以从语言暴力这一视角重新审视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鲁迅和“五四”文学革命运动

一九一七年初,提倡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继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之后,提出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要求,出现了一个文言白话之争、新旧文学之争的改革文学的热潮,被称为“五四”文学革命运动。“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开始时带有资产阶级启蒙运动     

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

本文以较为翔实的史料探讨了自然主义和中国“五四”文学革命的关系。通过论证 ,说明引进自然主义文学是“五四”文学革命的重要内容 ,先驱们高度重视并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 ,自然主义对新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确实产生了显著影响。     

感系“文革”时期民主党派的十月晋言

“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严重灾难,民主党派作为一个受难的群体,被迫停止活动,民主党派成员集体受辱。1972年10月,周世钊、胡愈之、杨东莼等民主党派人士设法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晋言,反映“文革”以来国内出现的重大问题。上书政治的盛行,喻示民主政治发展任重道远。只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才能和谐发展。     

胡适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论

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篇大事--"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及其动因,胡适的认识交织着必然和偶然.其文学革命发生论表现为向着偶然纵深发展的"三部曲"形态,从历史必然到个人偶然再到历史偶然.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则是他以实用主义与进化论作为基础的哲学观念.     

李大钊对“五四”文学革命的贡献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震醒了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随着十月革命的炮声传来中国,一批最早的先觉者惊喜地接受了它,把它作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真理.他们率领人民群众起来与帝国主义、封建势力进行彻底的斗争,掀起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自此,中国革命性质有了新的变化,离开了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域,而纳入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阵线之中。     

台湾南社不是“南社”的支社

曾有文献论及1906年成立的台湾南社是近代著名文学团体“南社”的一个支社。本文提出了“南社”支社必须具备的条件,认为台湾南社与“南社”不存在着隶属关系,仅仅是同一时代两个同名的社团组织。     

《豪门惊梦》：小说的“因情生事”与电视剧的“因利生事”

梁凤仪的小说<豪门惊梦>通常被称为"财经小说",其实它应当属于广义上的"言情小说".小说"因情生事",充分写出了人物之间的情感纠葛,主要人物的情感世界展现得细致感人.在小说基础上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抒情意味比小说淡化,但场面更为壮阔,情节更为复杂,人物之间为了争夺财产而展开的矛盾冲突也更为激烈.这样改编,也许是为了适应电视剧观众的欣赏习惯.但是,电视剧要打动人心,还是要注意人物性格的刻画.     

“统言析言”琐说

1 训诂中用同义词释词时,我们经常遇到一种称之为“统言”、“析言”(统言又称浑言、通言、散言、散文;析言又称别言、对言、对文)的术语。周大璞先生是这样下定义的:“浑言、统言是笼统地说,析言是分析地说,对言是相对而言,散言是不相对而言,相对而言的文辞叫做对文,不相对而言的文辞叫做散文。” 统言和析言的语言现象,在先秦两汉的文献中早已有所表现,且很盛行,不过无人正式提出这一概念。如: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