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龙江省村民自治中的问题与对策

村民自治是在中国农村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个基本形式。黑龙江省村民自治有着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和特点,也面临一些突出问题。应针对存在问题的原因,采取有效的对策不断发展和完善黑龙江省村民自治。     

现代国家的建构与村民自治的成长——对中国村民自治发生与发展的一种阐释

村民自治作为一种历史过程,其发生与发展应置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外部性力量,是无法建构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治理体系的。继政权下乡和政党下乡之后,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村民自治的“登场”成为历史的必然。公社体制废除后的村民自治制度,其实质是党支持农民当家做主,在农民的主动参与中确立其主体地位,并将分散的农民吸纳到国家体制中来,以此建立对国家的认同,达到国家治理与村民自我管理的协调,从而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制度—示范—创新是村民自治进程的基本运行逻辑,这既保证了国家的统一性,又充分尊重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从现代国家建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乡村治理体制也需要相应的转型,对各种权力资源和治理机制加以整合,实行国家治理与乡村自治的共同治理,并在这一过程中推进村民自治的发展。     

村民自治中的乡村政治人——以陕北S村为例

村民自治中从对乡村事务的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层面来说,现阶段可划分为在职政治人、在野政治人和无政治阶层(普通村民)。在职政治人是影响村民自治的重要变量,他们对村民自治发挥着支撑作用,对广大村民能够起动员和引领作用,因此必须把他们培育和塑造成现代乡村政治人,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管理民主"的目标。     

"绿色崛起"与"都市突破"--中国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比较

随着农村村民自治的率先崛起 ,城市社区自治又迅速突破 ,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与民主化过程中最有活力的基础性部分。城市社区自治与农村村民自治在时间上具有承继性 ,在内容上具有同质性 ,在形式上具有借鉴性 ,在结果上具有互动性。但两者处于不同的背景和生态之下 ,在制度变迁的背景、组织结构及运行机制、发展走向等方面各有自己的特点。从总体上看 ,农村村民自治的内在动力较强 ,外部环境则较紧张 ;城市社区自治的内在动力较弱 ,但外部环境较为宽松。     

农村社区的定位及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范畴。这是继1998年10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的科学结论之后,又一个更加全面的重大科学论断和重大制度安排,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地推进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决心。     

农村社区的定位及与村民自治的关系探析

一、问题的提出党的十七大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并首次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纳入我国社会主     

村民自治的“新”资源——农村社区建设的全面推进

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在农村基层民主建设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针对其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推进村民自治发展成为重要的工作内容,而农村社区建设可以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提供需要的帮助并打下良好的基础,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农村基层民主社会良性运行的保证。     

民主监督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以广东省蕉岭村务监督制度的实践为例

自2007年起,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纪委创造性地在当地开展＂村务监事会＂试点工作,使得监事会对村务的监督权得以落实并形成与决策权、执行权分列的村级＂三权分立＂状态,增强了村委会的公信力,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建设。蕉岭县的村务监督工作制度和实践经验,对指导当前村级民主发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预防村官腐败,巩固农村基层政权、维护群众利益、保证新农村建设顺利发展,具有普遍意义。实践证明,村务监事会今后还应在规范监事会的监督权力来源、监督流程、建立对监事会监督工作的评估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

村民自治建设的制度性缺陷在于忽视了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作用.公共空间本身就是一种自治方式,它对公共权力的授权和使用都具有独立的约束力量.在我国农村,并不缺乏发展公共空间的可能性和基础,国家应该给予很好的挖掘和培育.本文剖析的J村案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公共空间在我国农村的发展轨迹以及对村民自治建设和村庄发展的意义.     

农村基层社会的治理创新——以南京市六合区"赵坝农民议会"为例

近年来中国农村实行村组合并,行政村因管理范围扩大而出现组织管理不适应、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基层社会组织断裂等问题.南京市六合区八百桥镇新光村赵坝组的农民,在自然村创建自治性组织--"农民议会",管理本村公共事务.这有效地整合了民间治理资源,构建了农村基层治理的新型组织载体."农民议会"将村民自治制度从行政村下延到自然村,扩大了村民自治的范围,弥合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管理的断层,对中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和组织建设做了有益的探索.     

加强大学生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思考

加强对高等院校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首先要了解大学生的思想特点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只有针对性强的思想教育工作,才能收到实效。本文从如何看待当代的大学生、做好高校政治思想工作的关键因素、搞好高校政治理论教学的建议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我国农村腐败现象的发生机理及其规避机制探究

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我国农村地区,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屡禁不止,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失控态势。这既是人性自私动机驱使的结果,也存在文化方面的原因,同时制度和法制的漏洞也为基层腐化留下了极大的空间。要有效地整治农村基层腐败,需要建立健全预防和惩处腐败体系,把对人性和社会风气的正确引导与民主制度建设、完善监管体系、加大惩处力度等有机结合起来,多管齐下,从而遏制腐败的滋生蔓延。     

清代石仓阙氏的科举参与和文武之道

学轨制是教育不平等的重要来源。清代科举考生们同样面临学轨的选择：除了正途考试和异途捐纳外,还有文科举和武科举之分。前人研究多关注文科举中的乡试和会试,鲜有人研究学轨选择的起点--童生试者。本文利用浙南石仓的科举账簿,考察清代中后期阙氏的科举参与。通过炼铁积累财富后,阙氏先是捐纳监生,后逐步参与科举。太平天国战争后,人口减少、武科举中式率提高,阙氏实现了“文武并举”。通过进一步比较“保身家”与“向上流动”这两类科举动机的表现及其结果,本文发现,向上流动的期望可能是个陷阱。因此,基层民众参与科举最终给人以“保身家”为主的印象,是民众自我调适的结果。     

寮村的“张公信仰”及其祭祀圈的扩大——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过程中村落文化整合的个案研究

本文从文化人类学中的祭祀圈理论出发,以福建寮村民俗中的“张公信仰”为切入点,结合当前中国东南宗族重建的农村社会背景,描述了作为祭祀对象的“张公”从“私家神”到“角头神”再到“村落神”的发展历程。通过对“张公信仰”祭祀圈的扩大和巡神仪式中村落轮值制度的研究,提出了“现代宗族”的核心概念和“现代宗族家族化”的分析模式,讨论了在村落范围内公社集体主义体制解体以后,宗族集体主义和村落集体主义的共生共变所呈现的村落文化形态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尝试展望村落集体主义文化整合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的文化背景

探讨中国文化的源头,先秦时代的"诸子文化"是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环节,特别是当先秦的"诸子文化"被视为世界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化源头之后,搞清它产生的文化背景就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扬弃了陈旧的一元论的思维模式,进入多元化的探讨,并且通过比较文化学的方法,提出了"贵族文化"、"官僚文化"、"征服者文化"、"被征服者文化"的新概念,为解决这一问题找到了新的视角.     

农业“去集体化”过程中的乡村治理与底层政治——对一段乡村历史的分层解读

本文采用底层史观的方法对中国农村去集体化进程进行了新的解读和分析。通过对江淮地区某村庄口述历史材料和文字档案材料的并置后发现,对这一事件的历史讲述存在不同层次的叙述文本。乡村共同体的隐藏文本揭示了集体化末期基层村庄的行动能力仍然是权宜而分散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仰仗外部局势的变化。然而在上层精英的叙述中,群众及其需要却被赋予附加的重要意义。进一步研究发现,主流历史的叙述方式与转型时期国家治理的合法性需要密切相关。     

论"三个代表"与苏东剧变的经验教训

苏东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执政党在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面多有失误、少有作为,致使人民群众得不到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执政党背离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又推行了思想多元化,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我们党取得社会主义建设巨大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推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使人民群众获得了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并始终坚持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鲜明的对比表明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是党保持先进性的物质基础;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党保持先进性的思想基础;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的本质要求.     

论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之成因

汉代楚歌最能激发人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性。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的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就渊源而论,汉代楚歌“悲怨”的审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的影响;二是汉代许多楚歌的“悲怨”之声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楚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三是汉代楚歌“以悲为关”的成因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关。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与“宗教”的中国命运

中国农村宗教复兴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出人意料”的现象之一。对此,学界提出了“传统的发明”、“国家-社会关系”、“宗教市场”三种解释模式。本文认为,解释中国农村宗教复兴,不能将宗教现象还原为“政治”或“经济”等其他范畴,而应将之视为一种自成一类的事实,一种人的基本条件,同时应充分理解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对 “宗教”的塑造过程。中国农村的宗教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游离于这一塑造过程之外,因此,可能存在着尚不为学界所充分认识的社会机制,有着提供本土理论的潜力。本文认为,在世俗化理论和市场理论之外,应该尝试使用“礼物模式”探索这一社会机制。     

从《左传》看春秋时人的生死观

死亡是生命的终结,对于死亡的态度实则展现着人们生存的精神风貌。春秋时代的人们把死亡看作是一种必然,从而无所畏惧。他们勇敢地选择死亡,平静地面对死亡,直至把死亡演绎成一种生命的美丽。(他们的死亡是勇武的,美的,善的,一如他们鲜活的生命。因此他们是真正的死而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