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的保存角度看汉赋文学特征的生成

汉赋讽谏、抒情、体物的三大特征与汉赋在不同时期被不同选本选取的标准有着很大的关系。今之所见汉赋,主要出自《史记》《汉书》《后汉书》《文选》《艺文类聚》等,正是这些文献构成了后世所见的汉赋格局。两汉时期,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选本,重视对讽谏性作品的选取,与汉代赋学批评强调赋之政治讽谕功能有关;魏晋南北朝以《文选》为代表的选本在肯定《史》《汉》所选汉赋篇章外,突出了对抒情赋的选取;唐代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选本,由于其类书自身"事类"的特征而侧重于对体物赋的选取,这些体物赋的大量选取突出了汉赋的体物特性。不同时期对汉赋选取角度的不同,塑造了汉赋的三大特征,这三大特征只和被保存下来的汉赋文献有关,并非汉赋本原面目的呈现。     

论赋体文学创作手法对元嘉诗歌创作的影响

赋体文学一个鲜明的创作手法就是"前后左右广言之".这种创作手法深刻地影响了元嘉时期的诗歌创作.元嘉诗人借鉴并转化了赋体文学的创作手法,通过方位对句、景致对句、时间对句以及移步换景等艺术形式与技巧,开创了特征鲜明的一代诗风,成就了元嘉诗坛在中国诗歌史上的特殊地位.     

正始赋学批评

正始时期 ,存在着宗经与反经两种文化思潮 ,与此相对应 ,反映在赋学批评上 ,便是嵇康的《琴赋序》与傅玄的《七谟序》等。而成公绥的《天地赋序》与张华《鹪鹩赋序》等 ,则进一步表明 ,由于玄学思维的渗入 ,赋学批评在理论上的发展正面临着一个较大的空间     

以真心话赋心——读许结先生《赋学讲演录》

许结先生新著《赋学讲演录》分别是赋源、赋体、赋用、赋集、赋史、赋话、汉赋、律赋、批评与方法、当代赋学,共十讲,内容涵盖了当前赋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是讲述者近三十年来赋学研究的思想结晶。《赋学讲演录》既是一部颇具思辨性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妙趣横生的可读性书籍,不仅熔铸了讲述者赋学上的真知灼见,也流溢出对学生、对学术的真心与赤情,许先生的赋神、赋心、赋迹在书中尽情演绎。许先生的《新赋学十讲》亦在蕴量之中,学界翘首期待。     

儒学与范晔《后汉书》的编纂

范晔出身儒学世家,少时博涉经史,但却生逢儒学式微的时代。他著述《后汉书》,意欲修旧起废,采用以史明道的方式表达对于儒学的传承与发展。在《后汉书》中,范晔设置《儒林列传》,在总结东汉儒学发展历程的同时,力求呈现出儒学发展的新气象与新特点。范晔对东汉人物的评价,贯穿着以儒学作为衡量标准的主线,这既反映了他历史评论的特色,又显示出他历史编纂的局限。透过《后汉书》的历史叙事,折射出范晔批评佛教、谶纬,推崇儒学的撰述意旨。     

清抄本《五音通韵》的语音意识

编纂于清代前期的佚名韵书《五音通韵》对《字汇》、《正字通》、《广韵》等字书、韵书、韵图多有批评。分析这些相关批评材料,可以考察《五音通韵》编纂者的语音观念,即反对"拘泥旧韵"而重视实际变化的时音观和反对"拘泥方音"、"以韵为则"的语音规范意识。另外,也可以据此了解当时韵书编纂的具体状况。     

戴纶喆《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与清末赋学

戴纶喆编纂的《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刊刻于清光绪七年,是清末重要的赋学选本,其中“余说”一卷,分总论、辨体、相题、布局、措辞五项评述律赋作法与赋学理论,体现出作者较高的理论识见。然因戴氏文名不显和此书流布不广,《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和戴纶喆对赋学的贡献至今隐而未彰,不为学界所重视。戴氏此书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端：一是以字法、句法、章法为中心的律赋学批评体系的建构;二是体现出晚清古学复兴思潮下以古入律、古律汇通的赋学风尚。可以说,《汉魏六朝赋摘艳谱说》是清代赋学的收关和总结,具有观照清代赋论乃至历代赋学的学术意义,在赋学批评史上亦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     

祝尧《古赋辨体》的辨体理论体系

祝尧《古赋辨体》之辨体批评思想丰富,理论体系完整。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一、辨赋体之源流正变。二、鲜明的文体分类观和赋学发展史。三、以复古为宗旨的辨体目的和以六义为一贯的辨体方法。四、以情辞理味和丽则丽淫为辨体批评的标准原则。五、辨析历代赋作之优劣高下,从而为学者树立旗帜榜样等。祝尧辨体批评思想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又有所创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简评《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

正赋是一代之文学,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独特体式。与诗、文相比,其研究相对冷落。文学史著作中除司马相如、班固、张衡等大家的赋作外,对其他赋家少有提及,关于赋体文学的专著也相对较少。关于赋体文学通史,较早的有铃木虎雄《赋史大要》(1942)、马积高《赋史》(1987)、郭维森、许洁《中国辞赋发展史》(1996)等,采取赋文体史的编著方法,但在赋体创作的复杂性等方面研究得并不充分;此外,龚克昌《汉赋研究》(1984)、姜书阁《汉赋通义》(1989)等著作则从汉赋入手,基本完成了汉代赋学体系的构建。在各类赋作研究中,赋学批评研究起步更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春秋含章：汉至唐代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论

史书载赋现象萌蘖于《左传》,兴起于两汉,承继于后世正史。依据“形态学”的概念和分类原则,以及宋前史书于纪、传、志三体中收录有前代及当世的大量赋篇、赋题、赋序、赋集、赋句和赋评的事实,汉到唐代已经形成了独特的史传式赋学批评形态。史传式赋学批评内涵丰富,大致有树立选赋标准、交代录赋缘由、揭示赋学背景、展示赋学流变四个方面的内涵;与其他批评形态相比,还呈现出传主与传文互释、叙事与批评结合、包容量大与依附性兼具的鲜明特征。这些不仅反映出其时的赋学观念和批评意识,使读者能在整体的史学观照中把握一代代赋学发展的脉博,而且其在后世不断被承祧、发扬的重要回响,又能彰显史传式批评形态在赋学批评史上的辐射力和生命力,故而具有不可或缺的参考价值与研究意义。     

新世纪以来赋学研究的开拓与反思

新世纪以来的赋学论文数、研究机构、研究队伍都比上世纪的最后20年空前增加与壮大。而就赋学研究的实质内容而言,也远较上世纪的最后20年精深、宏通,彰显出鲜明的学理化倾向,呈现有"汉赋学""律赋学""辞赋文化学"以及赋学理论批评系统化、赋学文献整理规模化的特征。在反思的过程中,赋学研究视野不断开拓,逐步走出文学史思维模式,回到文本,探源辨体,同时,赋体与他体文学交叉研究以及域外赋体创作研究也受到关注,但也存在"跨界"不足的问题,需要加以重视。     

张惠言《七十家赋钞序》批评研究

《七十家赋钞序》是清代一篇重要的赋学批评文章。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对这篇赋论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学理渊源上,张惠言熔铸古今,继承了情因物感的创作论和诗为赋源的文体论,并将其熔铸在序文之中;在批评原则上,张惠言主要着眼于君臣之义的雅正批评和推尊赋体这两点;在批评方法上,这篇赋论主要运用了历史批评、摘句批评和比较批评。总而言之,从这篇赋论中我们可以观照出张惠言的赋学研究气魄。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范晔何以"耻作文士"

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言,“常耻作文士”、“无意于文名”(《宋书·范晔传》)。何也?中国古人自先秦始就有重视立一家之言,轻视文词的思想。即便如文采一流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也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作为自己追求的最高目标。这种观念到了西汉后期乃至魏晋南北朝时期仍有相当的影响。比如西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辞赋家扬雄到了晚年就非常懊悔少时之作品,视自己擅长的辞赋乃“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法言·吾子》)。三国魏时,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曾言及:“吾虽德薄,位为蕃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     

历代赋集与赋学批评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有一明显的现象,即评论家往往　通过对作品的整理以表达其批评思想,作为文学批评分支的赋学批评也不例外。历代赋论家　编纂了大量的赋总集、选集、别集（专集）,尤其是到清代,赋集编纂风气炽盛,成果汗牛充　栋,成为中国文学史与批评史上均值得重视的现象。从史学观来看赋集的编纂,表现出与古　代赋学批评同步发展的情形,而从批评观来看,则赋集编纂也包括了赋的文体性质、赋创作　分类、古赋与律赋、赋作家群体研究以及对赋话产生之影响等丰富的理论内涵。     

基于扎实的文献基础的学术力作——冷卫国《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评介

正赋作为中国古代韵文四大体裁(诗、词、曲、赋)之一,享有崇高的文学地位。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与诗、词、曲批评史的较为深入相比,赋学批评史则显得非常落后。冷卫国教授《汉魏六朝赋学批评研究》(商务印书馆2012年12月)的出版是一件振奋人心的快事。本书以系统完备的文献资料为基础,对汉魏六朝的赋学批评进行了客观而     

传播与接受视域中的中古赋及中古赋论

在传播与接受视域中,唐至清代的接受者对中古赋作因采用了不同的批评标准和批评方法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评价.其赋评基调大体经历了一条由贬抑到肯定的演变轨迹.中古赋论对于文学的自觉和审美的要求与重视,迥异于汉代赋论对赋之政治功利之用的追求,它是最早回归赋文学本位并初具自觉的赋体批评意识的赋学理论.中古赋论内涵丰富,对唐至清代赋学产生了深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赋欲丽”等赋学现在后世的回响;二是赋论批评形态为后世所承袭;三是赋学辨体理路在后世得以延续.     

扬雄赋论准则及其大赋创作模式

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的赋论准则与批评的失误揭示了汉代赋体理论与创作实践的背离,其四大赋"以颂为讽"的创作模式更揭示了赋体理论在创作实践上的尴尬。扬雄大赋创作的失败及赋论导致的批评失误,是儒学主文而谲谏的诗教观在赋体理论与创作上的反映,也预示着此后大赋创作以颂美为主的历史转向。     

朱光潜赋论简议

现代赋学史上,朱光潜先生是一位不专治赋学而对赋有独到认识的批评家。他在所著《诗论》中就赋的起源、赋体的特点、赋的发展演变及赋对诗的影响等提出了许多很有创意的见解,对现代学者如何正确认识赋和评价赋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