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先秦时期法律文化形态及其演变

先秦时期法律文化的演变囊括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三种形态。“法治”的形成与发展是以“礼治”为存在与衰落为前提的;当“法治”在破产之后,“礼治”又应运而起,二者结合,即所谓“礼法合治”。 春秋时期法律文化形态是西周法律文化的延伸,起到承先启后的作用。     

忧患人生与潇洒人生——中国古代南北方民歌之比较

以中国南北文化为背景,考察和比较了中国南北民歌的基本内涵。北方民歌所具有的“英雄情结与故土情结的冲突”、“爱情与婚姻的悖离”、“物质与精神的双重煎熬”,表明它是一种“忧患人生”的歌;而南方民歌所具有“快乐第一,责任第二的观念”、“爱情第一,婚姻第二的精神”,表明它是一种“潇洒人生”的歌。     

社会转型背景下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变迁研究

从“整体主义”视角出发,综合观念、制度、礼仪、行为等方面视凉山彝族婚姻文化为一个有机整体,将其置于凉山彝族社会转型的特定背景进行观照。基于现有婚姻文化研究成果,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凉山彝族婚姻文化的变迁脉络与变迁内容,分析变迁中出现的积极趋势与负面问题,形成对凉山彝族传统婚姻文化及其变迁的整体性认识,为凉山涉及婚姻文化的移风易俗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观念艺术：“讽喻”的历史哲学

观念艺术源于20世纪西方，迄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当代的主流艺术。作为一种“讽喻”或“寓言”的新型艺术形态，观念艺术涉及到如何重审艺术自身以及艺术与哲学、艺术与社会、艺术与宗教的关系等一系列重大的艺术史哲学问题。在文化虚无主义盛行的当下，中国观念艺术呈现出鲜明的入文关怀与泛宗教倾向，是人们寻求精神皈依的一种表现。     

中国古代婚姻制度探析

中国古代婚姻的条件是封建礼法所决定的,与封建伦理道德密不可分。婚俗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有的婚姻制度和婚姻观念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     

寓言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汉语诗歌当代形态

本文将少数民族汉语诗歌艺术，这一中国当代特殊的艺术现象放到某种必须的文化视界和文化意识进行总体考察，根据艺术文化哲学所提供的关于艺术的文化参照系，即“文化域观念”、“文化层观念”和“文化史观念”三维相交的文化空间，运用艺术文化学理论，以及“文学的文化阅读”、“文学的文化批评”和“文学的文化学研究”的超学科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对其当代形态和未来趋势作出了理论阐述。     

婚姻形态变异中的矛盾与冲突——以《源氏物语》为例

用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目光审视，人类婚姻形态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发展历程。《源氏物语》所展现的日本平安时代婚姻形态演变过程中的矛盾冲突，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规律，而且也为文化人类学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个案，反映了各民族文化包括婚姻形态的多样性。     

"礼法"同体与"天人"合一

传统中国社会为一身份社会、伦理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从当代法律解释学这一视域出发,结合传统中国社会之特质,传统中国具备不同于西法意义的“礼法”文化当属自然。传统中国人的“天人合一”、“一多相融”本体论哲学决定了传统中国法文化是“礼法”同体法文化。     

当代农村婚姻关系的变革与形态特征

1949年以来,在国家革命与市场经济的双重运动下,无论是择偶过程、婚姻相处模式、离婚问题等,中国农村的婚姻关系都发生了实质性变革。中国农村婚姻关系依次经历了四个主要发展阶段：传统时期生育优先婚姻的社群模式;社会主义集体化年代恋爱与婚姻的泛政治化形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催发的婚姻革命与核心家庭本位;以及当前日益迈向个体主义的婚姻文化。以发展的眼光,中国农村婚姻关系将会日益从集体主义的婚姻土壤迈向现代个人主义的个体化体验。这其中,延续与变革是不可分割的,结构的变动与观念的变迁也是互构的。     

论"实利婚姻"——以韦斯特马克的《人类婚姻史》为例

在《人类婚姻史》中,韦斯特马克对人类缔结婚姻的经济动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他指出,婚姻往往受到经济因素的很大制约,因而其实质是“实利婚姻”,而不是爱情婚姻。从“人类的性选择”、“作为结婚条件的诸方意愿”、以及“结婚率和结婚年龄”这几个方面来看,“实利婚姻”的性质非常明显。     

古代箴体文探析

箴是一种古老的文体,产生于西周初年。这种文体成立的基础是所谓“官箴王阙”,是古代政治文化发展的产物。箴的标准文本是从周初流传下来的《虞人之箴》。从那时以来到晚清,除战国时期一度“委绝”,代不乏作者。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箴体文由官箴发展为私箴,进而出现君箴。箴本是使用范围很小的应用文体,但从汉代扬雄开始,经六朝而至唐代,著名的箴体作品,大多出于文学家之手,他们往往把文学方法用于箴文写作,遂使箴体文获得浓厚的文学性,足有可观者。     

再论周人的结婚年龄

儒家经书记载,周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由于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所以关于周人的结婚年龄历来存有争议。作为代表性的观点,汉经学家郑玄、班固就认为周人是男子到三十岁,女子到二十岁才可结婚,因为这样才符合阴阳之道,合“天地相承覆之数”;唐史学家杜佑则认为“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这种礼制是针对众庶,即平民百姓的,贵族则不受此限制。本文对此进行了梳理和辨析,指出上述观点的不妥之处。同时,运用典籍记载、各代法律法令、考古发现,文学作品等史料,确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是指周人结婚的最晚年龄,始婚年龄则与     

道家与战国时期的宗教思想

道家源出史官 ,又有楚文化背景 ,所以能从旁观者角度审视西周宗教 ,提出自然天道观和哲学本体论 ;但在感性层面仍有与巫术思维结合的地方 ,这是后来道教的起点     

论《诗经·周颂》的时代特征

《周颂》是西周特定时代之特定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诗篇,具有突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周颂》中的周初诗篇强调继承文德、保守天命,体现了周初统治者突出的敬业意识;而西周中、晚期《颂》诗则只强调求福禄于神祖,这反映了周代统治者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的思想和精神状态。《周颂》宗教色彩、神灵意识淡薄,抒情、描写多针对现实,具有突出的理性特征。这种理性特征是西周思想文化背景的反映,它与《尚书》等史籍中所反映的西周统治者的理性思想是相符的。《周颂》在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中国诗歌在形成之初的诸多原始性特征,这与《鲁颂》《商颂》形成鲜明的对比。     

从《诗经》婚恋诗看周代婚姻的多元性

《诗经》婚恋诗真实地反映了周代的婚姻制度和爱情生活。明媒正娶是周代男婚女嫁所必须遵循的婚姻法则 ,它突出的是社会对婚姻本身的愿望和期待 ;非礼仪的“野合”是对正规聘婚的补充和完善 ,它体现了社会对夫妻人伦的重视 ;媵嫁婚是多婚或群婚制的残余形态 ,它表现的是周人对拆除隔绝人群的氏族关系的古老壁垒的重视。总之 ,《诗经》婚恋诗写出了周代婚烟的多元性 ,表现了周礼张弛有序、刚柔相济、丰富而灵活的文化内涵。     

周公庙卜甲四片试释

岐山周公庙遗址出土的西周甲骨文,关系到遗址性质、年代的探究,受到学术界及公众的关注。仅就已发表的四片考察,可知其中有的肯定属于西周初年,并可能与周公旦有一定关系;有的以“周公”为卜问主体,虽不能证明即周公旦,但也属西周早期。总的说来,卜甲的各方面特点都类似岐山凤雏卜甲,后者正是西周早期的。     

甘肃灵台姚家河墓地与古乖国

考古资料表明,甘肃灵台一带是西周时期一个重要的聚落中心,而1972年发现的姚家河西周墓地则为长期未决的乖国地望提供了重要线索.古乖国可能座落在今泾河上游,其支流达溪河两岸,从先周开始就是周人的同盟军,曾协助周人克商.与乖国有关的青铜器铭文则反映了周王朝与边境小国之间复杂而多变的政治关系,是研究周与西北边境文化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信息.     

《诗经·陈风》情诗的文化内涵管窥

《诗经》中的篇幅描写了十五国风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本土的婚恋文化。因固有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的情诗风格亦相差甚异。文章就陈风为管,以历史文化语境的角度窥其情诗的巫风文化内涵及其婚恋诗的特质。     

春秋时期鲁国公臣职官管理制度探究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各国的政治独立性逐渐增强,鲁国为提高自身的争霸实力,不断加强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统治管理。春秋时期鲁国公臣职官制度作为其政治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春秋时期鲁国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借鉴古籍资料及现有研究成果,在考查西周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周政治制度对鲁国官职制度的影响,春秋时期鲁国的公臣职官构成体系及鲁国公臣职官管理制度等春秋鲁国的公臣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探究。     

西周与西汉老人特权现象之比较

西周与西汉的老人特权现象有着三大差异:其一,西周老人特权的赋予,是西周统治者因俗而治的结果;而西汉老人特权的赋予,则是西汉统治者治弊更俗的历史性选择。其二,德行导引之师,是西周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而被救助社会群体,则是西汉老人的主要特权身份。其三,对于老人特权的保障,西周以礼制规约,西汉多以政令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