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学的千年深耕与马学的百年传播——以中马会通为中心的考察

墨子十论,可谓微言大义。作为力行学派的墨家,为了践行墨学,以兼爱为宗,以民众为本,以自苦为极。正因如此,墨学成为当时言盈天下、技压群芳的显学。当是时,天下之言,荣归墨家,诸子仰望。秦汉以后,由于儒者和统治者的联手打压,也由于自身的"俭而难遵",墨学由显入隐。虽然如此,墨家思想并未中绝,而是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流民间,深耕中华文化两千余年。20世纪初,经墨学精耕细作的中华大地,成功实现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接。墨学的兼爱倡导、平民立场、奉献情怀、利他主义、俭约品德、实践品格、劳动本位、诚信意识、科学精神、侠义思想无不从某种程度上耦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真、善、美、慧的维度上,彰显了墨学与马学的会通逻辑。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能够在神州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且生命力愈益旺盛,墨学有接引之功。     

论墨家思想的当代德育价值

墨子思想中的"兼爱"、"节用"、"躬行",是墨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思想影响深远,特别是他的实践观、草根意识等.墨家思想中的"兼爱",是大爱,这种大爱无等级、无差序、万物同一、不分厚薄.提倡"兼爱",即是提倡和谐.勤俭节约是墨家思想中的宝贵资源,节俭是主体开创事业之本.墨子实践其"兼爱"思想,是在躬行,不是空谈.墨子思想对于当前学校思想道德教育,具有一定的价值.兼爱思想,可以帮助大学生认识爱的重要性;节俭是一个尺度,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待生活对待人生的态度;躬行则需要主体具有务实精神,能够在实践中肩负责任.     

墨学与家族企业文化的塑造

墨家学说具有融合传统和吸呐西方文化的内在动力，与儒学有极强的互补性。兼爱、尚贤、节用集中体现了墨家的基本思想。以墨学塑造家族企业文化，应以兼爱精神强化家族企业的凝聚力，以尚贤气度增加家族企业的开放性，以节用品格催生家族企业的归属感。     

杜国庠与近代墨家辩学的比较研究

近代墨学研究,比较中外乃主要路径,成就之外,以比附为比较的现象处处可见.杜国庠对墨家辩学比较研究弊端的批评,多一语中的之言.同时确立了立足墨家辩学本身,从文字训诂、历史分析、先秦文化分析等方面探讨<墨经>逻辑思想的研究方法,这一"以墨家逻辑还诸墨家逻辑"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原则,正是比较中西时应坚守的基本轨辙.     

墨家“十论”是否代表墨翟的思想?——早期子书中的“十论”标语

现今的中国哲学史教科书几乎都以"十论"来介绍墨子的思想,即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通过详细阅读并对照《墨子》与其他早期子书,可以得出与此不同的结论:一、"十论"或许不是墨子思想的最初产物,而是在《墨子》编写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二、周汉诸子在谈论墨家学说时,并非总是一致地以"十论"描述墨学,通常只提"十论"中的某几条标语。更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唐宋以后的儒者与当代学者常以"兼爱"为墨子核心的主张,但早期诸子(除孟子以外)并不都认为"兼爱"是专属于特定思想家或学派的理论。如果我们留意古今学者在对墨家的认识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或许会重新思考我们对墨学先入为主的看法,并对早期墨学的面貌有不同的认识。     

墨家"兼爱"思想所蕴含的社会工作价值观

在中国古代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从"兼爱"思想的范畴出发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理论,这一思想与现代社会工作价值观有很多契合之处.今天重新挖掘墨家"兼爱"思想中所蕴含的社会工作价值观,对于发展中国社会工作本土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墨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评《墨家思想新探》

墨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墨学和儒学在战国时代并称为显学,墨学也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尽管孟、庄、荀、韩都批判墨家,但是儒、道、法诸家也都重视墨家思想,莫不受到墨家思想和思维方式的影响。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忽视了墨家思想是不可想像的。我们通常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是儒、道、释,而不认为墨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什么作用,这是一种误解。无论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真相,还是在对传统的反思中从事中国现代文化的建设,墨学都能够提供思想的资源和动力。墨家虽在汉、魏时期为统治阶级所不喜好,为儒…     

墨家"和"论

墨家思想的整个体系,就是和谐体系.墨家和谐思想,建立在发展经济,分财共义的基础上,他的理论基础是兼爱,实现的关键在正长.墨家和谐思想直接启动了历史上大同思想的诞生,又是大同思想的基本内容.今天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儒墨异同论

关于儒学与墨学的异同一直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 ,至今还明显地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 :一是儒、墨是两种完全对立的学派 ;一是儒墨具有很多相通之处 ,儒家容纳了墨家许多思想和观念 ,儒墨相互为用。儒墨的对立早在战国末年墨家后学和儒家传人就互相进行过攻击 ,《墨子》有《非儒》 ,《孟子》和《荀子》有公开批评墨家的言论 ,《孔丛子》有《诘墨》篇。第二种意见由唐朝韩愈首发 ,他说 :“儒讥墨 ,以尚同兼爱尚贤明鬼 ,而孔子畏大人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春秋讥专臣 ,不尚同哉 ?孔子泛爱亲仁以博施济众为圣 ,不兼爱哉 ?孔子贤贤 ,以四科进褒弟子…     

墨家的语境观

墨家没有建立系统的语境理论 ,但却有着丰富的语境思想。墨家的名辩学理论 ,更是突出地体现了墨家的语境观。这些都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墨家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境 ,这一研究方向与方法 ,对我们也有积极的启发意义     

谢国桢文献学成就三论

谢国桢把目录学、版本学与学术发展、治史实践联系起来考察,见解独到。他采用辑录体体例,对明清野史笔记资料做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编纂了《增订晚明史籍考》等多部目录学著作,引导和帮助了众多研究明末清初史的学者;他把版本学提高到科学的高度来认识,在版本鉴定方面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他寓文献学思想于文献研究的实践当中,强调研究文献学要实事求是,努力扩大历史文献研究的范围,重视古籍的现实实用性,主张加强对古代文献的保存和利用。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墨子》成书年代及著者考证综述

对《墨子》全书的结构作一分析,考证各篇的成书年代及著者,是系统研究墨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考证众说纷纭,分歧一直很大。综合各方观点,可以得出一个共识:《墨子》是墨家的一部著作总集,各篇大致成书在战国至汉初这一期间。     

梁启超的中国民族史研究及其对中国民族史学科发展的贡献

在20世纪初期中国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大背景下,梁启超开始了中国民族史研究。其目的是想激活中国人的自觉意识、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精神,但客观上却在民族概念、民族源流、民族关系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众多学术成果,为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最早提出中国民族史的学科概念,把民族史作为中国史研究的核心,认为中华民族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各民族共同创造了中国历史。     

墨家思想与《诗》的关系

《墨子》大量引《诗》来阐明自己的观点,为其理论提供支撑。同时,其学说中以墨家的思想标准释《诗》,如《诗》中的上帝、鬼神观念以及“圣王之治道”思想。《诗》对墨家政治思想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墨家的传《诗》版本与《诗》学观念——兼论战国《诗》学系统

《墨子》引《诗》与“汉代四家诗”各本相应篇章对校,有40%左右的语句差别、10%以上的字词差别,另外还有名称、章次、句次差别等,这说明在《墨子》成书与流传的战国时期,《诗三百》有多种版本在流传。墨家引《诗》,遵循着“以《诗》为史”和“以《诗》为训”的《诗》学观念,论《诗》时没有“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这与儒家解《诗》论《诗》时所奉行的“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念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与儒家《诗》学观属于孔子开创的“诗教《诗》学系统”不同,墨家引《诗》解《诗》论《诗》所展现出的《诗》学观,应属于传统的“历史《诗》学系统”。     

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观

蒙文通继承廖平,以礼制区分今、古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已偏离了先秦孟、荀之学的端绪。蒙文通对廖平及康有为关于古文经学本于刘歆作伪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指出古文学的特点是敦于笃行,而疏于思究,并提出“舍今古之异同而上求之齐鲁”,以探究先秦儒学之旨。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论墨子的“天鬼观”非宗教教义

墨子的"天鬼观"是否宗教教义,墨子是否宗教教主,20世纪的国内外墨学研究者存在很大分歧。由于在墨子的"天鬼观"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观念,因此"天鬼观"不是宗教,墨子当然也不是创教教主。墨子鼓吹"天鬼观"的主观动机,就是借助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信仰的"天鬼"的神秘权威,宣传和推行其以"兼爱"为中心的政治主张和政治理想,因而"天鬼观"是一种神道设教。     

晚周汉初学术传承中的变与不变——关于“传统经学”、“孔门经学”及“儒学”的分野

战国至汉初是学术史上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但在变动的大潮流下,似乎也隐藏着一些未曾变动或少有变动的学术面相。本文将＂儒学＂与＂经学＂区别而论,既把握到＂变＂的一面,也考虑到＂不变＂的因素,进而提出从春秋到前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经由了＂传统经学＂向＂孔门经学＂的演变,而在＂行政理论＂层面中,则是法术、黄老术以及儒术的交替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