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论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启蒙思想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坚决反对脱离实际,抽象、空洞地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提倡开展一场启蒙运动来抵制教条主义,倡导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有的放矢,强调理论创造,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具体的历史的统一。他依据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主张明确革命的依靠力量,并详尽分析社会形势,树立中国革命必胜信念;根据中国革命特点,确立工农武装割据和游击战争思想,纠正党风,提倡科学的务实学习方法。     

近代妇女解放思想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近代以来的女权话题能够进入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视域,缘自以下两种态度的契合:一是新文化人在重构现代民族国家主体性目的上的契合;一是新文化人在"再造文明"的价值选择和努力方向上的契合。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女权思想的贡献和规约:一方面表现为对西方现代文化的借鉴;一方面取决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态度。     

“五四”启蒙的终结与马克思主义

对于“五四”启蒙为何终结,李泽厚提出“救亡压倒启蒙”的观点,汪晖提出“方法统一性的缺乏和态度统一性的瓦解”的看法。二人均混淆了马克思主义与启蒙之间的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对立。马克思主义的“人的自由发展”和“人类解放”,应当是彻底超越启蒙的表达。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境中的启蒙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质上是启蒙与革命的辩证统一。然而,各种原因导致了人们对启蒙、革命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理解与把握始终有其片面和偏颇之处,进而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层面产生了一些不良后果。必须将启蒙与革命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语境中,重新理解、审视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并具体而深入分析、批判导致两者关系误判的各种原因,唯有如此,才能还原启蒙与革命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内在统一和双向互动的本真关系样态,从而为现实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扫除认识和观念上的障碍。     

五四启蒙与传统关系浅析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流思潮将启蒙等同于反传统,这与西方启蒙运动中启蒙对传统的回归关系形成鲜明的对比,试通过中西启蒙的比较,进一步厘清启蒙与传统的关系。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本文论述了实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并结合历史背景分析了它们在不同时期影响力的变化,以及最终的历史命运。文章还就改良与革命、“问题与主义”之争进行了不同于传统的评论,认为它们的分歧是属于统一战线内部的争论,而不是当时思想战线的主要矛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以1919年前后《新青年》杂志为中心的批判性考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在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号角的《新青年》杂志上有相对集中和重要的体现。从主题和内容上来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政治哲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与评价;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社会政治主张的介绍与宣扬;对中国社会政治现实的总体判断以及与其他社会政治思潮的论战。     

辛亥革命与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启蒙

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它开启了近代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为中国历史的演进赋予了全新的内容.本文主要从思想影响、人事联系等视角探讨辛亥革命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重要影响,认为辛亥革命事实上是一场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它与孕育中国共产党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着一脉相承的关联;从具体人事着眼,辛亥历练则是一干早期共产党人踏上革命之途的共同起点,为之后追求救国救民理想的持续努力提供了条件.     

三重坐标定位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

历史、文化、时代是科学把握中国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三重坐标。历史坐标展现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演进脉络——从民主主义"补课"到马克思主义开始传播;文化坐标凸显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思想价值,即引发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巨变、助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融合、开启新民主主义文化创立的起点;时代坐标聚焦了马克思主义早期启蒙的科学传承,通过文明互鉴、解放思想、理论创新服务于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定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零落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连续失利,都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引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处,并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找到了历史的动力,这便从根本上疏通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通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接通了丰富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在共同的“人文”追求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融通中自我反思。然而,中西人文传统本身的巨大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深刻度与社会作用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条件分析

马克思主义随着西学东渐的大潮来到中国 ,并在中国传播、应用和发展 ,最终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条件 ,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适应了社会变革的需要 ,实现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 ,同时也是外部环境的影响和中国共产党自身努力的结果     

从跨文化视角反思戊戌时期的妇女启蒙

戊戌时期妇女启蒙的中心是"废缠足"和"兴女学"。首先,以明清之际至晚清的各种反缠足话语为对象,考察在外来文化的挤压下,民族主义主题在启蒙思想中的凸显。其次,从跨文化的视角观察妇女启蒙思想在民族主义话语中的变奏;最后,考察戊戌时期"兴女学"的思想源流。通过考察,可以认为,戊戌妇女启蒙是将妇女纳入民族国家话语的重要起步阶段。     

论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机制

鉴于对中国现代文学启蒙思潮转向的探讨,依旧盛行社会变革影响论、继续革命论、世界思潮影响论等外在影响研究,因此有必要从心理机制角度重审之。事实上,人文启蒙无效体验、苦闷之顶后的力量爆发,以及以政治启蒙来为人文启蒙清除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转向新的人文主义形态即革命人文主义,此三者乃启蒙思潮转向的心理动因与目的。唯因如此,从人文启蒙到政治启蒙,从弃医从文到弃文尚武的转变,才更符合心理规律与历史真相。     

北大新文化传播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北大之所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首先在于北大是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中心,是批判旧文化、创造新文化的制高点和发祥地。北大及其北大精神是社会代言人和时代精神的象征。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北大精英群体是新文化传播的主导和中坚。     

对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原因的认识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大规模的广泛传播和社会影响,逐渐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改造社会的强大思想武器。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各种社会改造理论实验失败后的现实需要,国内生产力的近代化奠定了广泛传播的阶级基础,传统文化与社会心理结构上的契合认同,新文化运动兴起构建了有利的文化环境,辛亥革命后国人政治实践经验的总结,俄国十月革命胜利所产生的榜样力量等。     

“启蒙”、“革命”与民族主义

"启蒙"与"革命",作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中两种相互关联而对立的概念,是在1980年代新启蒙话语中得到强化的."启蒙",就是"去掉蒙昧,教人明白"[1],其价值论是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的人文指标,如理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等;其目的论,援引五四的概念,就是"立人".而"革命",举凡20世纪中国的若干革命,无论民主革命、20年代国民革命、40年代新民主主义革命,或是50至70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其手段主要是暴力,而其目的,无一不是建立主权独立、强大而堪与世界列强抗衡的民族国家.     

马克思主义文论研究的人学转向

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人学的价值正逐渐被学界所重视,不少学者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人学文艺理论的建构中来。马克思主义人学文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的土壤中成长起来的,也因此具备了实践性的品格;马克思主义人学文论有着科学的方法论,即以唯物史观和辩证法作支撑;同时,马克思主义人学文论是根据当前的时代和现实提出来的,具有当下性和紧迫性;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和基本的价值立场,它还具有深刻性和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