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     

论朝鲜朝文学批评家徐居正的女性文学观

在朝鲜半岛,女性创作诗歌有着悠久的历史。徐居正在《东人诗话》中就记录了一些关于女性的诗作与逸事。他在朝鲜文学史上首次对女子作诗这一现象给予关注,并做了系统整理和点评。此外,徐居正还赞叹女性的气节与美德,关心她们的疾苦。通过徐居正的《东人诗话》,结合他在《东文选》里对女性诗作的选编及徐居正自身的诗歌创作,我们可以发现他的女性文学观是矛盾对立的。尽管徐居正的女性文学观没有完全摆脱封建色彩,但仍然值得赞许,对朝鲜后世女性文学的整理以及女性文学的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古代党人的生死观与士大夫精神

东汉党人、明末党人以道自守、视死如归 ,铸造了士大夫精神。同时 ,绝对的殉道忠君也暴露了他们思想的根本局限。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进步的士意识

朝鲜朝文人朴趾源对士意识进行了重新定义,希望能够从意识形态上转变朝鲜儒生的腐化堕落,转变儒生的人生观和社会价值观.从读书、经世和交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深入研究朴趾源的士意识,同时发现朴趾源的进步士意识为朝鲜朝的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仁祖前期朝鲜朝对外交往政策的成因与影响

朝鲜朝仁祖在位二十七年,以1637年向清称臣为标志,其执政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623年仁祖依靠政变登上王位时,正值后金国力快速提升在辽东战事中较明朝占据优势的时期,仁祖上台后的对外政策,特别是不与后金交往的政策是十分被动的,先受保守观念束缚不得不高举亲明的大义旗帜,后又因自身国力弱小不得不向后金屈服.从根本上看,仁祖的选择是基于维护自身地位和统治集团利益需要,根本落脚点不在于保护国家与臣民,这使当时的朝鲜朝遭受了巨大损失.     

儒家文化对域外诗学的影响——以朝鲜朝《东人诗话》为中心

东亚各国诗学的发展不是彼此独立的,而是建立在长期交往、交流中,通过各国之间的互动最终实现东亚诗学的互补、互进.东亚诗学能够具有整体性,其因便在于东亚长期以汉字文化为基础,在这一汉字文化圈中,形成了以中华文化为中心、儒家思想文化为共同理念的区域秩序.可以说,儒家文化不仅是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主流文化思想;在传入朝鲜、日本、...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与唐边塞诗的关联研究

唐代的大量边塞诗以乐府诗体裁的形式存在,这些诗歌作品不仅对后世的诗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走出国门,引发了朝鲜朝古代文人跨越时空的回响与应和,促进了朝鲜朝乐府题边塞诗的繁荣。自16世纪中叶始,至20世纪初,有百位以上的朝鲜朝诗人在汲取唐边塞诗以及中国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创作了大量的乐府题边塞诗。这些诗歌在思想底蕴、艺术特色等方面与唐朝边塞诗交相辉映,共同为东亚文化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古代埃及人的墓葬看其生死观

墓葬作为古代埃及人重要的文化遗迹,反映了他们当时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古代埃及人相信来世永恒,形成了太阳来世和奥西里斯来世观念,其墓葬形制、结构外观的变化,与他们所追求两种的来世观在不同时期的影响有关。但是,到了新王国时期,古埃及人出现了追求享受现世生活和否定来世的变化,这在关于山谷节俗的墓葬壁画场景叙事和墓葬铭文中得到相互印证。这种生死观的产生、变化与古代埃及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气候环境以及王权政治等因素有关。     

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从《无名书》看无名氏的生死观

《无名书》中透视出作者无名氏独特的生死观：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生命的呼唤;时间是生命的最高象征;生命因死亡而有意义;超越生死界限,实现生命的大和谐。这种生死观体现了无名氏对人类最本真的生存方式的思考,彰显了无名氏顽强的生命意识。     

朝鲜与中韩旅游合作研究

朝鲜旅游业主要以入境旅游为主。金刚山旅游合作项目是朝韩近年来合作的典范；以图们一罗先及丹东一新义州为主的中朝边境旅游为朝鲜旅游业发展注入了活力。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调整旅游签证、降低有关费率及对外国人入境的限制性政策，有助于实现中朝韩之间旅游业的联动式发展，促进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