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王朝政书考略——从政制典章看中国礼学的朝鲜化

朝鲜王朝（1392-1910）在五百多年的政治统治中积累了一大批政书,包括通制、礼典、律令及其他重要的实录等。这些政书均具备一个共同的制度基础：中国礼学的朝鲜化。其中《经国大典》《国朝五礼仪》《国朝丧礼补编》是朝鲜王朝最具代表性也最富影响力的通制与政典,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朝鲜王朝＂以礼治国＂的基石,也集中反映了这种统治背后的制度逻辑。通过分析该三部经典不难发现,朝鲜王朝的政制具有鲜明的礼学色彩,它既对中国朱子《家礼》所勾画的礼制思想多有继受,又在此基础有其自身的礼学创制。朝鲜通制与典章对其自身政治的影响,反映了中国礼学朝鲜化的清晰进路。     

朝鲜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友谊

清代诗人李调元为李德懋等朝鲜四家诗人的《韩客巾衍集》作序,对四人诗歌大加赞赏,还选录一部分到《雨村诗话》中。李德懋等人倍受鼓舞,开始了与之的诗文友谊,他们对李调元的诗才和人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四家诗人与李调元的诗文往来在文坛传为佳话,也为清中期的中朝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朝鲜诗家与山西诗人郭执桓的诗文友谊

郭执桓是清乾隆中期的山西诗人，与朝鲜诸多文士有“澹园联唱”之谊，扬名海东。朝鲜诗家欣赏其人品、学问，并称赞其诗歌“清虚洒脱”，有李白之遗风。郭执桓在中国并不是有名的诗人，而朝鲜诗家对他却颇为赏识，与当时中朝宗藩体系的稳定、两国文人交流的频繁有直接关系，同时也说明了清代中期两国诗歌交流的深入和繁荣。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古代朝鲜诗家对白居易诗歌艺术风格批评刍议

中唐时期杰出诗人白居易以平易近人、朴实无华的语言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诗歌远播古代朝鲜。高丽朝与朝鲜朝文人对白居易的语言风格存在不同评价，高丽朝文人赞赏白居易诗歌通达流畅，朝鲜朝褒贬参半，一些诗家认为白诗艺术价值有限，与朝鲜朝主流诗学推崇的“中正”的艺术风格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看法主要受到当时社会背景和文学审美价值取向影响。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湖苏芝”对朝鲜王朝诗风转变的关键作用辨析

16世纪朝鲜朝诗坛由宗宋转为宗唐,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学习对象上由宋调转为唐风,尤其是对杜甫的全面推崇。在此过程中,“湖苏芝”（郑士龙、卢守慎、黄廷彧）所起的作用极为关键。三人身居高位,汉诗造诣深厚,推动了当时诗坛宗尚风气的转变,其中,卢守慎是朝鲜朝大力学杜的汉诗人,他与“三唐诗人”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对朝鲜朝诗坛诗风转变贡献最大,后来诗人鲜有逾越者。“湖苏芝”的诗学主张及汉诗创作,推动了朝鲜朝诗坛学唐浪潮的兴起。这表明在明七子宗唐复古论传入前,朝鲜朝诗坛已经萌生出由宋转唐的风气。     

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朱子《家礼》冠婚制度的沿革及影响

朱子《家礼》自宋代成书后广为流传,至元、明、清时期,其地位已由私家之礼上升为官方之礼,其文本亦由《家礼》本身衍生出大量注释、节编、改编本。其中冠、婚二礼流传尤广,元代《至元婚礼》、明代官方通行的婚礼以及《大明集礼》中的冠礼等,皆本于此,清代《御纂性理精义》亦将其收入。自此,朱子礼学思想真正得以应用于庶民,落实为一种社会普遍生活方式。宋元以降,朱子《家礼》一书,逐渐成为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基本礼仪规范,对东亚世界影响深远。     

箕子与朝鲜研究的问题

关于箕子与朝鲜的研究,当前主要有今朝鲜平壤说和我国辽西说。平壤说源于东汉郑玄、应劭、高诱等注,为今之通说,而辽西说为后出。通过对史书记载和考古遗存的研究,我们认为“箕子适朝鲜”在辽西;真番、朝鲜在辽东;燕伐朝鲜,朝鲜亡入海（今朝鲜半岛）,为“乐浪朝鲜”。箕子、朝鲜侯的迁徙以及朝鲜王准亡入马韩,与在不同时期发生的政治、军事事件是相关联的。对箕子与朝鲜的研究,重在从史实中探讨真象,提出一系列与通说不同的见解,供研究时思考。     

论德川时代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宾礼仪——以《海行总载》记录为中心

在《海行总载》中,日本对朝鲜通信使的接待宾礼仪基本分为日常接待礼、藩地接待礼和将军国宾礼三种。在古代东亚秩序下,这些礼仪活动既是敦睦邦交的体现,也是朝、日间国家关系的佐证。通过礼仪形式可见双方礼仪对等,但从具体礼仪之争和国宾礼形式中的不对等色彩来看,日本对朝鲜具有一种上位意识[1](107~108),体现出视朝鲜通信使为朝贡使的"日本型华夷意识"[2]。     

朝鲜古代诗家对"象"的现象学阐释

作为一个诗学范畴,"象"是中国传统诗学中的核心范畴,也是基干范畴.由于古代朝鲜与中国在历史、文化上的亲缘性关联,朝鲜诗家在诗学批评中,对源自于中国传统的诸多诗学范畴甚至不加任何诠释地加以使用.从表面上看,朝鲜古代诗学范畴在内涵等方面与中国传统几无二致,甚至成为了朝鲜半岛古代文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是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我们可以把朝鲜半岛诗学与中国传统的关系理解为,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的现象学阐释,特别是对于具体诗学范畴而言.朝鲜古代诗学中"象"的范畴,就是朝鲜古代诗家对中国诗学进行现象学阐释的一个典型.     

黄遵宪《朝鲜策略》与近代朝鲜的开放

19世纪末期,朝鲜的命运和未来,引起清朝政府的关注,有识之士纷纷建议劝说朝鲜开放。黄遵宪撰《朝鲜策略》提出“亲中国,结日本,联美国,图自强”主张,为朝鲜划策,首先与美国建交,联合拒俄。《策略》在朝鲜引起举国震动,守旧派发起万人上书运动,朝鲜政府决议开放、改革,设立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李鸿章邀美国特使到天津谈判朝美建交事宜,终于实现缔约。由此反映了中国年轻一代外交官灵活务实的思想,和陈腐的洋务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夙兴夜寐箴》在朝鲜王朝的演变与影响

《夙兴夜寐箴》是宋代陈柏撰写的关于读书、治学和修身养性之箴言,元、明、清时期,被视作学规或养生之方。该书在朝鲜王朝时期传入朝鲜半岛后,受到性理学者卢守慎、李滉和李珥的推崇,他们以不同方式将其作为修“圣学”的重要实践方法。英祖时期,《夙兴夜寐箴》被用于经筵和世子教育,英祖君臣借此阐明修身、相处之道。与元、明、清不同,此书在朝鲜王朝经历了从“箴言”到修“圣学”之方的转变,既与儒家文化在朝鲜王朝的重要影响有关,也与朝鲜王朝独特的政治、文化有关。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浅谈古代中国对朝鲜的影响

中朝两国由于地缘关系以及长期以来相互交流形成的文化基础,朝鲜人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理解与贯彻不亚于中国人,因而朝鲜的文化发展与农业文明在古代是比较先进的。古代中国先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时期都对古代朝鲜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韩国古代首部《唐宋八家诗选》诗学思想研究——以《唐宋八家诗选》的序跋记文为主

《唐宋八家诗选》是韩国古代第一部中国唐宋诗歌选集,其七篇序跋记文充分展现李2)与集贤殿文士的诗学观念。《唐宋八家诗选》的编撰响应了世宗大王的文化号召,承袭并发展了新罗末以来“唐风宋韵”的传统,凸显了重实用的儒教诗学价值观。通过以“唐风宋韵”为底色的雅颂复古、学诗作诗的效法典范、和而不同的诗学观、大力推举李2)及《诗选》等四个方面考查李2)等人的美学情愫,同时探讨《诗选》对高丽朝诗话的精神通变以及中国相关诗话思想的借鉴,可以充分了解《唐宋八家诗选》对后世学诗、朝鲜朝中后期各类诗选集的编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万历朝鲜役及其对东亚政治格局的影响

万历朝鲜役是四百多年前发生在朝鲜半岛的一场国际战争,战争最终虽以正义的胜利而告终,却使明朝与朝鲜由盛转衰,并给女真以迅速崛起的机会.此后,后金取代明朝成为朝鲜的宗主国,形成了新的东亚政治格局.战争彻底改变了日本国内各派政治力量的对比,丰臣秀吉集团的势力彻底垮台,此后以史为鉴的德川幕府,再未动侵朝的念头,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以后.万历朝鲜之役对当时东亚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研究

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具体方式包括肯定钱氏文才、次韵作品、引用观点及编撰年谱等.朝鲜朝文人接受钱谦益的主要原因在于钱氏在文学和历史方面的成就与影响、对朝鲜古代作品的重视、为朝鲜朝文坛批判拟古派提供了依据以及钱谦益本身作为东林党人和性理学家的特点.朝鲜朝文人对钱谦益的接受促进了朝鲜朝文学的进一步发展,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方面均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