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双碳”目标的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优化路径探析

作为国之经济根基、国民经济之命脉,制造业是实现我国经济提质增效升级的主战场。加快推进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必由之路,也是早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目前我国制造业已积极开展绿色转型实践,但在"双碳"目标的驱动下,制造业绿色转型过程中仍面临绿色供应商管理实践有所欠缺、创新能力存在较大行业差距、绿色产品市场化程度较低、尚未形成完善的绿色转型政策体系及绿色转型融资渠道单一等诸多困境。因此,文章基于绿色供应链管理理论视角,分析了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多方驱动机制,并从以绿色采购强化绿色转型的要素支撑、发挥企业绿色创新的主体驱动力、充分调动绿色产品市场活力、建立"供产销"全链条政策支持体系及实现转型创新链与金融资金链的协同发展五个角度阐述了制造业绿色转型优化路径。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影响

推动工业绿色发展是我国实现从工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转变的重要支撑,环境规制是地方政府推动本地工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分析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从工业增长、创新驱动、能效提高、污染排放、污染治理、环境建设等方面构建综合性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省级层面的工业绿色发展进行了测度,并利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直接影响效应和间接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一方面,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本地工业绿色发展;另一方面,环境规制具有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阻碍了相邻地区工业绿色发展。政府应通过增强政策的针对性、丰富区域环境规制工具、完善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机制等措施,强化环境规制对我国工业绿色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     

“双碳”目标下农业绿色发展的内涵、挑战及路径选择

“双碳”目标的提出赋予了农业绿色发展新内容、新要求,也带来了新挑战。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农业绿色发展的特征可以揭示农业绿色发展的现实基础。农业绿色发展与减排固碳存在理论和改革实践两方面的逻辑关联。“双碳”目标指明了农业绿色发展的重点领域;减排固碳和低碳转型是当前引领农业绿色发展的抓手;在相关重点领域更需注重低碳与绿色协同发展。“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面临多目标协同性不足、多主体治理格局未形成、低碳科技水平较低以及配套制度不完善等挑战,需将“双碳”目标下的农业绿色发展嵌入社会—生态系统,遵循问题导向原则,探索相应的转型路径。     

国际视野下我国的“双碳”战略与法律治理路径

碳达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在复杂多元的全球发展格局下,作为碳排放大国,我国需要根据世界发展格局和态势不断作出战略调整。关于“双碳”战略目标,存在着一些前置性的认识误区,如对于“双碳”战略的基本概念界定不清,温室气体法律治理缺乏体系化以及“双碳”依托的相关环境标准缺失等。对此,法律治理的进路需考虑推进污染防治法制部门的体系化,在“双碳”战略的立法中采用“统分结合”的立法模式,发挥立法智慧,借鉴发达国家立法经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推进碳排放监管系统化、科学化,化解“双碳”目标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诸多风险,达到整体性治理的效果。     

森林保险助推“双碳”目标实现路径研究——以湖南省为例

湖南省是一个工业大省,高碳结构特征明显,湖南省也是一个林业大省,森林是支撑“绿色湖南”的主体。森林具有固碳功能,开展森林保险对有效控制森林风险、助推“双碳”目标实现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湖南省开展的森林保险产生了以点带面的示范和推动作用,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两低三高”导致保险公司经营内生动力不强、实际与预期偏差造成投保人有效需求不足、财政支持与林业产业特征不相匹配、“一刀切”的发展模式弱化了激励机制、立法滞后难以起到约束作用。鉴于此,应加强森林保险产品创新、优化森林保险业务机制、完善财政支持政策、构建多层次分区域的差异化管理制度、加大森林保险的立法力度。     

“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赋能绿色低碳发展论析

“双碳”目标是引领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抓手,对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作为赋能“双碳”目标的新引擎,数字经济凭借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升级效应、生态普惠效应,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碳排放强度、重塑生活生态空间创造更多可能性,进而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然而,当前三大产业仍具有较大碳减排空间,亟须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此,我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以“双碳”目标为导向,坚持“数字化+低碳化”发展路线,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把准“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加快推动绿色制造体系建设;完善“信息化+集约化”发展模式,引导现代服务业绿色转型。在政策措施层面,应深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以数字治理赋能多维降碳发展;大力促进数字金融发展,以金融科技缓解碳减排融资约束;稳妥推动碳市场体系建设,以技术手段助力碳排放权交易。     

“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和实践路径

随着我国工业化水平的不断提升,经济社会实现持久、高速增长的同时也带来了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形成了新的环境压力。在此背景下,我国承诺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实现“双碳”目标有利于推动更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同时绿色发展是“双碳”目标达成的必经路径,在分析两者内在逻辑的基础上,针对“双碳”目标赋能绿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和挑战,以“双碳”目标为抓手,提出要驱动能源发展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体系绿色低碳发展,完善碳定价系统,形成消费领域绿色化发展长效机制等建议推动绿色发展。     

“双碳”背景下数字金融赋能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研究——基于泊松回归的实证分析

落实“双碳”工作已经成为当前政府工作的重大攻坚任务,数字金融作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双碳”目标实现的有力支撑。该文以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企业规模、企业年龄、资产报酬率、资产负债率、固定资产比率以及管理费用作为控制变量,通过获取2011—2020年全部A股公司绿色专利授权数数据,运用泊松回归分析模型,探究了数字金融对农业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能显著正向影响农业企业绿色创新。基于此,该文提出相应管理建议。     

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反思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并再次定调“双碳”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明显的赋能功能。但低碳并非数字经济的天然属性,数字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双碳”目标的实现也带来新挑战,包括碳排放问题、数字技术适配问题、环境监管问题等现实困境。“双碳”目标中数字经济发展受到主体有限理性、边际排放成本与认知偏差等要素影响,单边的支持政策将引发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形成“绿色悖论”,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的组合优化。通过借鉴发达国家与国内部分地区的有益经验,今后应当在支持技术创新、完善制度框架、促进多元协作的基础上强化数字低碳与低碳数字的融合发展,构建“双碳”目标下数字经济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真正做到数字化与绿色化的协同增效。     

“双碳”目标背景下完善我国碳中和立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路径

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会触及多领域、多行业主体利益,利益的冲突和协调需要凭借法治手段。应将完善碳中和立法融入实现“双碳”目标的全过程,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并以此促进解决影响“双碳”目标实现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性障碍。目前我国关于碳达峰、碳中和的法治建设较为滞后,存在着碳中和基本概念和适用范围界定不清、应对气候变化立法碎片化、碳排放管理制度法律缺位、碳排放行政执法体制缺乏统一协调机制、立法滞后导致政策实施缺乏法律支撑等问题。因此,应立足于我国国情,积极借鉴国际有益经验,尽早制定《应对气候变化法》、建立系统科学的碳排放管理体制、通过协同立法减少碳中和法律适用冲突、完善配套措施确保碳中和法律的执行力,逐步建立与国际接轨、统一协调且具有中国特色的碳中和法律制度体系。     

“双碳”目标下农业生态效率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

农业生态效率是农业经济和生态环保协调发展的重要体现。文章首先引入农业碳汇效应,构建农业生态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其次,基于2010—2019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运用熵权法改进的超效率SBM测算各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然后运用面板Tobit模型探究农业生态效率影响因素。结果发现：2010—2019年中国农业生态效率总体呈现平稳上升态势,空间上呈现东北地区最高、东部次之、西部较低、中部最低的分布格局;财政支农程度、工业化程度、农业自然环境、农业机械密度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农业环境规制、科技支持力度、农业资源禀赋、农业人力资本和农业生产能力对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正向影响。最后,提出合理投入农业要素资源;促进农业生产增长;加大农业科技研发和推广力度;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等建议。     

“双碳”目标背景下中国重点城市低碳发展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双碳”目标对中国城市低碳发展提出新要求。文章以1997—2020年中国内地112个重点城市为研究样本,测算碳排放量及其绩效水平,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方法研究城市多维度关键因素对低碳发展驱动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中国重点城市碳排放量仍然较高;碳排放量在城市之间差距呈现减小趋势,在时间上呈现先发散后无敛散变化特征;碳排放绩效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其绩效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变化提升,绩效波动主要取决于效率变化改变;除技术变化在城市之间差距扩大外,其他绩效指标在城市之间差距不变,在时间上呈现无敛散变化特征;在驱动因素中,城市经济增长是一把“双刃剑”,既增加碳排放量,又提升碳排放绩效;不同驱动因素对碳排放绩效分解指标存在差异影响,其分解指标效率变化与碳排放绩效指标的驱动机制保持一致。     

现代企业如何实施绿色营销战略

人类社会进入 2 1世纪 ,以保护人类自身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绿色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人类开始探索可持续发展之路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绿色营销成为国际市场营销的主流 ,实施绿色营销战略 ,把企业、消费者和生态环境这三方面利益协调起来 ,是实现企业持续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战略选择。     

绿色经济:内涵、特征、困境与突破——基于“一带一路”战略视角

通过对绿色经济的内涵厘定和特征分析,以及对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绿色经济发展存在的意识形态差异、唯GDP论、资源价值和价格错配等问题进行分析,探究了新常态下建立"一带一路"沿线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标准体系、发挥绿色财税政策的效用影响、建设绿色金融等举措,试图解决"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发展绿色经济的瓶颈。     

就业生态视域下绿色创新人才数字韧性的本土建构

“双碳”战略实施迫切需要绿色化创新发展,绿色创新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为此提供了重要保障。数字技术作为创新驱动的引擎,在赋能创新价值实现的同时,结合就业生态特征,也给创新人才数字韧性建构带来新的挑战。数字韧性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数字风险带来的损伤,帮助个体更好地适应数字化生活。本文采用扎根理论方法探析绿色创新人才数字韧性内涵,提出包含数字心理韧性、数字行为韧性、数字技术韧性、数字环境韧性4个风险应对维度及其12个构面,以及“数字心理韧性→自主韧性”“数字行为韧性→自主韧性”“数字技术韧性→培育韧性”“数字环境韧性→治理韧性”共促数字韧性建构的内涵要素模型。从就业生态视角来看,源自个体、学校、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影响数字韧性,使个体形成应对绿色化数字化环境中风险挑战的复原力。本文结合当前就业生态环境对绿色创新人才就业的影响,提出促进数字韧性建构、进一步推动该类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从而助推“双碳”战略实施的建议。     

抓住“双转移”的战略机遇问题

“双转移”，即珠三角地区产业因优化升级的需要要求向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转移，同时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地区的富余劳动力要求向珠三角地区或者本地的第二、三产业转移。“双转移”是广东区域协调发展的重构。粤西地区要想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就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双转移”的政策认识、定位好本地区的发展战略、引入科学发展决策程序和冲破资本性质界限的束缚。     

“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驱动因素及实现机制

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针对当前的发展环境,有必要以开放系统的视野重新界定“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本质内涵与基本特征,明确识别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驱动因素,刻画出其实现过程的驱动因素,并进一步梳理出“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实现机制及建设路径。通过建立“双碳”目标下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价值链”价值增值机制“、一核两翼”优化提效机制“、两化”融合赋能机制,提出高效科学的中国特色数字化供应链生态系统的中国思路,并形成企业面向未来构建高质量竞争力的重要发展方向。     

“双碳”背景下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构建——基于绍兴的实践探索

积极响应全球气候变化、助力实现“双碳”战略目标是当前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使命。文章论述了“双碳”背景下低碳旅游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双重价值理念,从产业、产品、科技和服务四个层面构建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生态体系,揭示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的融合机理与路径,刻画了文旅产业链上的旅游企业、旅游者、政府、社会及生态环境等各利益相关方之间的互惠共生关系,并系统分析了“双碳”背景下绍兴文旅融合的四大路径,探讨了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提升策略,为国内其他地区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与实践样本。     

“一带一路”倡议对绿色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研究

选取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我国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投资等方面数据,分析一带一路建设与绿色金融发展之间的互促互进效果。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建设与绿色金融发展相辅相成: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绿色金融发展方面具有积极成效,绿色金融则为一带一路倡议保驾护航;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仍面临种种阻碍: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已初见成效,但由于多种潜在风险并存、国际环境复杂、绿色金融体系发展尚不完善等因素,其将面临一段复杂多变的成长期;一带一路框架下绿色金融发展需多方共同努力:一方面构建行之有效的法律体系、风险体系和绿色金融国际化标准;另一方面进一步促进双边、多边国际生态环境合作方式,共同推动一带一路绿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