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社立法:合作原则的价值信守与制度构建

合作社是合作经济的“正宗”形式,作为一种特定的经济社团组织,它是以合作原则为基础组建并发展起来的。合作社立法首先应体现合作原则,凸现其在投资制度、产权制度、治理制度、利益分配制度等方面的自身特点,其次还应将其放入各类经济社团组织立法的大环境下进行制度筛选,以避免经济社团组织之间立法中的不和谐现象。借鉴国外合作社立法实践,我国合作社立法应重点就合作社的类型选择、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合作社的股权设置与分配制度、合作社的责任体系诸方面作出规定。     

再造农业合作社 ——林毅夫的合作社失败命题之重审

解决当前我国农业困境的思路是农业发展应该走合作化道路。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业合作社的解体主要不在于社员退出权利的剥夺,而在于呼吁机制的缺失。缓解和克服合作组织中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搭便车行为有两个基本机制:一是在合作社形成过程中的退出机制,成员能够以此保证最低限度的单干收益;二是在合作社运行过程中的呼吁机制,成员可以以此直接惩罚机会主义者。基于农业生产的特点,农业合作组织的维持根本上依赖于健全的呼吁机制。     

合作社的异化与异化的合作社——兼论中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

本文认为 ,我国在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农民专业协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 ,在许多方面背离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 ,而是异化了的合作组织。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原理 ,从制度环境因素和要素相对价格入手 ,分析并揭示了我国农业合作社发生异化的根源 ,探讨了矫正异化了的合作社的对策措施 ,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我国农业合作社的定位原则     

数字财富的创造、分配与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财富的新形态，数字财富正在成为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力量。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劳动和数据要素是创造数字财富的重要源泉。数字商品财富的创造，既体现在数字商品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过程中，也反映在数据生产资料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数字非商品财富的创造则需要依靠政府、企业、社会和平台等多元供给体系协同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数字财富分配，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充分体现数据要素的价值贡献，也要重视和解决好数字财富分配可能引致的极化效应。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数字财富创造与积累，科学规范数字财富分配，以此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主体认知与合作社法律文化的构建——从民国时期《合作社法》的绩效看《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之施行

法的实施考量法的制定绩效.为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中国于2006年12月颁布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但该法施行效果不尽如人意.民国政府也曾于1934年颁布<合作社法>,该法体例完整、结构严密、制度科学,却也未能在改良社会、改善民生的现实土壤中取得实效.本文从分析民国<合作社法>绩效不足的原因入手,结合中国目前<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实施的现实困境,得出以下结论:合作社法的施行必须以正确的主体认知为前提;构建外国先进的合作社法律制度与中国传统社会"个性"相结合的合作社法律文化,是合作社法有效实施的基础条件.     

农业专业合作社若干问题研究——兼评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

虽然农业合作社在我国的发展走过了一些弯路,但在市场经济和农村家庭承包经营条件下,合作社对于农业的发展有重大意义。我国刚颁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是第一部合作社方面的立法,该法有三个方面的重大贡献,即确立合作社的法人地位、促进资金和技术与农村劳动力结合、确保农民在加入合作社后财产权利不受影响。但是,该法也有两个不足,一是限制成员资格、二是不作最低资本金限制;本法还有三个方面的缺失:合作社联社、合作社的社会服务内容以及成员对其权利处分的权利。但总体而言,该部立法是一部成功的立法。     

论中央苏区时期的农村合作制经济建设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基本问题。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开展经济建设,推广合作社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环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合作社运动,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恢复和发展苏区的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和支援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公平抑或效率:合作社的异化及辨析——兼论土地股份合作社的发展

农民合作社是国家深化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实现乡村振兴、全面小康的重要载体。本文在阐释合作社的公平与效率目标、辨析合作社异化的形式及原因基础上,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为对象进行了具体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现阶段合作社的合作制属性未变,其本质规定是同国家所追求的社会公平正义与共同富裕目标不谋而合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目标在实践中的统一,但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效率损失与公平缺失的现象。建议采用嵌入式发展模式,形成合作社与社会经济大系统的良性互动,为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破解留守难题开辟土壤、搭建平台。     

农业产业化与合作经济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通过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使其分化为一系列的产业是发展农业的关键。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最有效的组织载体。而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核心问题。发展我国的合作经济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社区合作、专业合作及类似日本“农协”的综合性合作社。     

论现代合作社组织运作的法律机制——我国现代合作社的重塑

合作社是弱势经营者为改善自身的生产经营条件和生活状况,在互助合作的基础上,自愿联合经营的社团法人。其特征是在保留社员独立经营的前提下,通过合作社的联合经营增强社员独立经营的能力,从而构成独特的双层经营体制。欧洲传统的合作社因存在内在制度的缺陷而缺乏效率,从而引发美国新一代合作社在实用主义“进化论”的指导下进行制度创新。新兴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只有借鉴西方先进的合作理论并与我国实际密切结合起来,进行制度创新,依法规范运作,才能成为我国农业产业化的有效组织形式。     

简论中国早期合作运动的理论宣传和初步实践

合作运动曾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场令人瞩目的社会经济运动,"五四"前后,一批渴求民主和科学的知识分子通过编译西方经济学论著,开始把合作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若干热衷于社会改良的人士即如获至宝,大肆鼓吹,欲以组织合作社为济贫助弱,拯救中国的良策.他们首先在一些城市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间,在信用、消费和生产合作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尝试,躁动起颇具声势的合作运动热潮.虽然它因为种种原因迅即昙花一现,但作为中国合作运动的启蒙实验,毕竟为合作运动在中国的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经济网络与社会动员：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乡村合作运动社会效用分析——兼与国民政府乡村合作社之比较

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国度中,以“制度创新”为主要内容的变革及社会经济建设的成功与否,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态度。或更直接地说,是取决于政府对乡村社会的动员程度。为此,20世纪前半期,国共两党都发起了以动员乡村社会为旨归的合作运动,并形成了村落社区中以合作社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经济网络”。但是由于两党合作运动运行机制上的差异：即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由下而上的民众自动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两种相反路径,此种差异致使合作社在社会经济、政治动员方面所起作用悬殊,并最终造成了两党政权合法性在乡村层面重建的迥异结果。     

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目标。马克思城乡发展思想和共同富裕思想是我国城乡发展实践的理论来源。中国城乡发展进入城乡融合发展阶段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结果。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为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有助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实践和理论创新。新时代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一要坚持"目标—动力—机制"一体两翼的发展逻辑,即坚持目标与过程相统一,不断增强改革和创新发展动力,坚持完善机制;二要走"核心力量领导—满足需求—创造供给—共享机会成果"四位一体的发展路径。     

农村合作社:理论、现状与问题

成立农村合作社组织生产、扩大销售是当前解决我国农民增收问题的一条有益思路,在理论上它涉及个体的农民如何实现集体合作.当前我国农村合作社发展刚刚起步,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然存在许多问题,了解现状、认识问题是开展下一步工作,推进合作社发展的基本条件.     

多元因素诱致下合作社的异化——民国《合作社法》绩效偏离的根源剖析

民国《合作社法》作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史上的第一部综合性立法,在合作社立法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它为以农民为代表的社会弱者通过组织化的合作互助获得利益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以土地私有制和农民主体认知缺失等本土资源为施法环境的民国《合作社法》,其施行并没有实现立法者所追求的民主、自愿、平等、互助合作精神,也没有完成改造农村社会、挽救农村经济的社会目标.民国合作社在多元因素诱致下演变为地富乡绅劫夺暴利的工具.     

论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律地位

在我国,农村信用合作社的法律地位含混不清,其主要原因是理论界、立法者、管理层对农村信用合作社性质的认识比较模糊.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从事金融活动的、非营利性的特殊合作社法人,它是为适应农业生产资金需求的特殊性而产生的,由农民自愿组织并实施共同管理,以满足自身需求、改善自身生产条件.农村信用合作社具有特殊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但它与公司法人、商业银行存在差异.     

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的农民合作组织研究

发展农民合作组织是推进农村市场化进程、应对WTO挑战的有效途径。国家与农民合作组织的关系 ,已经从农村改革前的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全面控制发展到今天国家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主导作用。合作社制度的反市场性决定了其对国家扶持具有天然的倾向性 ,政府对农民合作组织的作用更多地应体现在加强合作社立法建设、制定经济扶持政策、提供公共物品等方面 ,为农民合作组织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而不是过多地介入到农民合作组织的日常经营决策中。     

再论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萌芽诞生及其演进——兼与李华等学界同仁商榷

民国时期农村合作医疗在本质上是"合作制"与"医疗保健制"的结合体,是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一种创新.这一制度变迁从最初的酝酿、萌芽到初步嫁接、形成和展开实验,总体上与农村合作运动几乎同步或紧随其后,即它有自身的逻辑规律:依赖于合作经济的基础,并与医疗保健技术嫁接,整体上与合作经济发展及医疗技术改进同步成长.因处于初步探索阶段,继而又面临战火摧残,尚未有效推广.抗战时受中共边区政府支持的"保健药社"和"医疗合作社",在功能上与前期各种"合作医疗"实验大体一致,而结构殊异,并非我国合作医疗的"原形"或"开端".     

合作制--促进中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认为广泛推行合作制,大力发展合作组织,是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而合作经济发展中尚存在诸多问题,如合作组织发展程度低、影响范围小,合作组织内部管理不完善、人才匮乏,合作组织外部发展环境不宽松等.要加快合作经济发展应采取如下对策一要健全法规,加快立法步伐;二要尽快成立全国性的合作社管理机构;三要明确政府扶持的主攻方向;四要强化政策引导和宣传教育;五要规范完善合作社管理机构.     

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形态、功能及其发展

按照性质不同,我国的农民合作社可划分为新型农民合作社和传统农民合作社两大类型.新型农民合作社的基本功能是农户间的团结协作和互利互惠,它有利于促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抵御农业经营风险;实现农民共同富裕;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从我国的情况看,在发达国家农业产业化经营的三种模式--综合型模式、合同型模式和合作社型模式中,合作社型模式更适合我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由于当前在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社中存在的,诸如合作的认识不够明确、合作的环境不够优良、合作的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这需要通过教育普及国际公认的合作经济理论和实务知识;尽快出台<农村资金合作社法>,明确各类农民合作社的主管部门;建立、健全合作社"三会"制度及议事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