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力把握我们时代的主题?--一个公共行政研究者的思考

当今世界已经是一个“西化”了的世界 ,这个“西化”了的世界在结构上是属于一个“中心—边缘”模式的 ,处于中心地带的国家中的各种危机因素都可能会转移到边缘地带的国家中去。发展中国家如果想打破这一“中心—边缘”模式 ,不能仅仅致力于经济建设 ,还需要在政府体制、科学发展和教育等方面探索一条全新的发展道路。只有这样 ,才能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 ,才能摆脱近代社会无处不在的“中心—边缘”结构的束缚。     

后殖民理论的哲学反思

本文认为 ,后殖民主义的本质是后殖民性 ,所谓后殖民性也就是一种“边缘意识”、“文化边缘意识” ;“边缘体验”的普遍性是后殖民主义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心理基础。后殖民主义的价值原点上承启蒙精神 ,又具有超越性 ;以文化权力为核心的平等、自由是后殖民主义具有普遍性的价值论根源。后殖民主义的方法论视界是“边缘眼光”与“类眼光”的整合 ,对“边缘态类主体”的人文关怀是后殖民主义的相对统一主题。对“文化认同—认异”的反思是后殖民主义的深刻文化寓意 ,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性共生”是后殖民主义的主导人文追求。后殖民主义的未来命运取决于能否更新元方法 ,实现方法化与价值论的统一 ;其在中国的命运取决于能否建构后殖民主义的中国知识     

沃勒斯坦"中心-边缘"论述评

“中心—边缘”论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的核心观点 ,主要包括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的中心—边缘格局和不平等性质两大部分。通过对中心—边缘格局和不平等性的论述 ,沃勒斯坦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确立了一个宏观定位     

理论与实践：后战国合法性观念研究

如果说西方是自然法,中国就是“王道—王法”。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合法性观念是一种内涵模糊、边缘不定、作用有限的思想意识,它既不是一种有体系的理论,也不是一种有价值的观念。所以,合法性观念在中国政活思想史上向来是一种弱势观念,是一种弱性思考;而且在许多时候,它往往被强势的合理性观念所取代和覆盖。     

地方籍·地域性·文化叙事与经典

“地方籍”作家不一定都是“地域性”特别强烈的作家,而且,并不是任何乡土性、民族性强烈者,都能成为中国有代表性的作家,还要看是否具备与世界相通的文学精神。中国现代极富地域性的作家中,出自沿海一带较发达农业地区的少,而从偏僻的乡土所谓“边地”走来的却相当多。这造成一种“五四传统”,即在批判封建性的落后、愚昧当中更接近中国的本相。包括由乡土加深了解中国都市的特色;由地方文化的不平衡性,更好领会现代中国的复杂性;由边地民间文化资源的丰富性,体察到中国文学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总是具有一种不断“寻根”的倾向。我们不妨将地域性作家的“寻根”看作是一种文化态度。但凡具备“大文化叙事”品格的作品,就可能成为“经典”。这种经典文学从“地域”出发,最终是应超越“地域”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回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十年历程，从理论构想到实践生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不仅仅是一个卓越的理念，更是一个伟大的实践方案，兼具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现代化具有同质化倾向、强权性缺陷，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同心圆”模式的现代化路径，走出了西方“中心—边缘”模式的实践困局，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三种范式还是一种范式?——评沃勒斯坦对帝国主义理论范式的批评与重构

传统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有两种范式霍布森—列宁范式和熊彼特范式。前者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后者坚持帝国主义自古有之,与资本主义没有必然关系。沃勒斯坦在批评上述两种范式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范式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恒量,它表现为“非正式帝国”和“殖民主义”的轮替。沃勒斯坦将帝国主义定义为强国对弱国的活动,即中心对边缘的活动。在经济上,帝国主义表现为中心和边缘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关系;在政治上,它表现为中心通过强大的政治力量捍卫既存的国际劳动分工。沃勒斯坦的帝国主义范式实际上是霍布森—列宁范式的一种变体,因为他在承认“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同时接受了布罗代尔的资本主义具有垄断性的观点,从而将帝国主义由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引申为一个方面。     

论依附论学派的中心—边缘思想——从普雷维什到依附论学派的中心—边缘思想演进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拉美经委会的一系列政策失败，致使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受到各方批判，甚至导致了拉美经委会衰落的后果。但是，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却因为“依附论”的兴起而得到了扩散。事实上，依附论是把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作为一个观察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加以应用的，是直接地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世界化所造成的大量边缘国问题的。同时，依附论没有在普雷维什那里驻足，而是把普雷维什用以解释国际关系结构的中心—边缘思想用于对一国内部的考察，认为中心—边缘结构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是由资本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的。因而，依附论认为，对于边缘国来说，要想获得发展，就不仅要认识到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也同时需要认识到其国内的中心—边缘结构，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去寻求解决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对策。     

中心—边缘关系视角下的边境地区跨界民族研究

跨界民族问题是现有跨界民族研究中的核心,而边境空间的变化催生了跨界民族研究的新的变化。空间是人类生活的第一场域,以往边境地区是国家的边缘空间,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心—边缘关系的加剧和跨界民族经济能力的不足是跨界民族问题滋生的关键。随着国家间关系的改善和国家对外经贸发展的需要,边境地区从屏蔽功能向中介功能转换,安全为主导的边境向发展为主导的边境转变,中心—边缘关系的改善使得边境地区成为新的发展中心。在这种新的形势之下,具备跨境交流能力的跨界民族成为边境地区一支不可忽视的特殊力量。因而,从发展的边境地区视角对跨界民族进行研究,需要有三方面的研究转向,即由问题型研究向发展型研究转变;由应对型研究向治理型研究转变;由防范型研究向软实力研究转变。这三个转变对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号召我们把各项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从文艺战线来说,也就是要把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建设上来。既然建设社会主义文艺是我们的中心任务,那么,是否还需要对古代文论进行研究呢?由于“四人帮”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散布了种种谬论,使得有些问题弄得是非不清。“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归结起来就是一个“左”字。他们为了制造文艺空白,推行“阴谋文艺”,便藉口批判     

三论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

在中西哲学之“根本差别”的问题背景中,对照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整个中国哲学具有运行其上的基本建制以及其在这一建制之中的独特展开方式。形而上学的基本建制立足于超感性世界和感性世界的分割与对立,立足于此种分割—对立中“真”与“不真”的分别归属;而中国哲学则截然不同,它全体植根于道器不割、体用不二的独特建制——非形而上学的建制——之中。“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与西方哲学形成决定性的对照:它们不是作为政治形而上学(政治哲学)或历史形而上学(历史哲学)出现的,而是意味着哲学与政治、与历史的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而这种直接贯通和相互归属的本质又深深地植根于中国哲学的独特建制之中。可用“大道不离人伦日用”概括中国哲学立足其上的基本建制——道器不割、体用不二,以表明这一哲学在根本上处身于形而上学之外,并且依其本质一向就积极地生存于形而上学之外。     

论社会以及组织结构的"非中心化"

人类社会正在发生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工业社会走向后工业社会。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以及组织结构都出现了"非中心化"的趋势,传统社会及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将为网络结构所取代。后工业化是走向合作社会的运动,而合作社会及其合作制组织在结构上就是网络结构,这一结构是与组织中的信任与合作联系在一起的。在走向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根据社会以及组织的网络结构特征来认识信任与合作的价值。     

先秦道家“道—德”形而上学初论

先秦道家老子和庄子都以“道”为本原。但只有这个“道”本还不行,因为“道”既然是天地万物之存在的本原,它理所当然要体现于天地万物,否则就会干涸窒息。这就涉及“德”的问题。老子讲“朴散则为器”“失道而后德”,庄子讲“道德”,这就是道家的“道—德”形而上学或本体论。认识道家这种“道—德”本体论,对把握和发掘道家的深邃思想有重要意义。     

巫者、歌者与辩者：中国阐释学的早期空间及历史嬗变

现代形态的中国阐释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但与一般性的“以西格中”不同,它在当代的本土化过程直接促成了中国学者的理论原创。近十年来“强制阐释”“公共阐释”等命题的提出就是证明。单就公共阐释所标举的公共性看,它与中国传统国家空间观念的建构高度匹配。以此为视角介入中国阐释史研究可以看出,中国早期以“河洛—中原”为中心的天下观,是中国人理解和阐释世界的基本场域,也构成了中国阐释学史的前识性框架。在这一框架下,从巫者、歌者到辩者的嬗变,大致可以勾勒出中国先秦阐释主题迁移的过程。据此,公共阐释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论原则,展现出鲜明的历史品格;一种基于公共阐释的中国阐释史写作,也在它的源头处清晰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的变化及其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从中心-边缘-沉寂-回归这一复杂变化的历史进程,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归因于其合理性的一面顺应了时代发展要求。当下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越来越受到国人重视,是因为它在融合性与整体性、现代与传统、“硬实力”与“软实力”、和谐与冲突的四种认知关系中,顺应时代而走向回归的。     

综合创新--中国文化之未来

近百余年来,文化争论浪潮滚滚,一浪高过一浪。这是中国文化史中史无前例的,在世界文化史中亦所罕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历次文化争论热潮中,有识之士提出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观。概言之,有“体用”派,包括“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全盘西化”派;有“国粹”派。“全盘西化”和“国粹”派失之偏颇,而“体用”派亦不能超脱“体”的束缚。历史已证明这三大派都不能解决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那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文化观?可喜的是,1935年张岱年先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文化观:“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遗产,同时采用西洋的有价值的精良的贡献,融合为…     

社会合作视角下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自提出后,在国际社会上引起广泛关注和积极回应,但也遇到既有霸权秩序的挑战。在中亚地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在经济合作、政治互信领域里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仍需进一步深耕细作,提升中亚民众对“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认同感。本研究从社会合作视角出发思考进一步深化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路径,并得出结论：在经贸领域合作中,可以侧重于关注就业、职业教育、环境保护等民生需求。在文化交流中,通过探索民众特别是年轻人感兴趣的形式提高合作效率;继续提升教育领域合作的规模和质量;注重加强中国的中亚人才库建设、深化中国与中亚国家间学术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民间机构积极有序开展民间交流;强化应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合作机制。     

对楚辞及屈原文化地位变迁原因的探寻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汉代经历了由“中心”到“边缘”的过程;而楚辞的创始人屈原却逐渐由籍籍无名的文人解读为中华文化的精神象征,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化。实现这一转化的原因可以从不断被边缘化的楚文化、无法还原的楚辞阐释、“文化想象”中的屈原等方面去寻找。     

“五四”这块文学界碑不容忽视——三论中国近代文学史的分期问题

<正> 中国近代文学史,学术界一般指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至1919年的“五四”运动这八十年文学发展的历史。近年来,有些同志鉴于中国近代史起迄年代说的变化,也主张将近代、现代文学史合起来,统称之为中国近代文学史,即把中国近代文学史的下限定为1949年。我以为并不十分妥当。史学界有部分同志主张把中国近代史的时限定为1840——1949年,主要是认为历史分期应以经济形态和社会性质为标志。而中国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经济     

从文化价值取向到国家目标和政府责任——“中—西”关系视野下美好生活诉求的一种思考

近现代以来,现代性变迁作为重大变量牵动着中国社会各个方面的变化,现代意义的“中—西”关系也由此形成。“中—西”关系视野呈现出中国现代化进程,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这一过程的一个重要内容。美好生活诉求在西方思想中有一些阐述,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长久以来是理想憧憬。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愈益快速、广泛而深入地推进,经济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人民的美好生活诉求不再局限于理想憧憬,成为国家的清晰目标和政府的重要责任。随着当代中国的持续变革和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东方与西方、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互会和互义也在更新,为“中—西”关系添加了一系列现实因素和实际变量。这一过程将不断展现出中国式现代化对于促进全球社会进步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不断趋近美好生活诉求这一目标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