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卷化的权力及其微观分析

对民国时期华北小农经济的发展以单位劳动日边际报酬递减为代价换取单位土地面积劳动力收入的增加,黄宗智首先将其概括为一种内卷化现象。其后杜赞齐从国家权力扩张的角度将近代中国的“国家政权建设”对华北农村传统文化网络的毁坏,视其为“国家政权内卷化”。本文首先以福柯对统治权与权力两个概念的区分来进一步解释“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既有内涵;其次从社会的微观机制出发对“权力的文化网络”与内卷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解释和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分析出内卷化的成因主要在于个人偏离了自由主义经济学行为目标的结论。     

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情境、结构与逻辑：基层社会治理内卷化之困的系统分析

在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我国基层空间中的社会治理结构、功能与逻辑发生重要变迁。基于对国家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的投入与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审视,“内卷化”成为分析或表征基层社会治理之困的新的理论范式或概念工具。但是,既有研究存在泛化使用内卷化,以及理性预期范式下忽视“不确定性”所具有的知识意涵等局限性。实际上,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内卷化之困在于：治理能力发展不足背景下的治理话语繁荣。这一“非预期性”后果,实则是基层社会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双重性”现象——治理情境的“双重形塑”、治理结构的“双层构成”和治理逻辑的“双线运作”的必然结果。其蕴含的“确定性”知识为：向上吸附下的社区组织与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断裂,压力体制下地方政府与社区组织结成的“情境—行动连接体”。     

论公共权力与公共责任的构建

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 ,权力无法脱离责任而单独存在。作为公共权力的载体 ,公共部门亦必须承担与公共权力相应的公共责任 ,以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公共责任的构建要求掌握公共权力的公共部门必须建立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和信念 (主观责任 ) ,积极地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义务 (客观责任 ) ,否则 ,将承受消极的后果 (消极责任 )。“公属”和“私掌”之间的矛盾 ,决定了公共权力既有“行善”又有“作恶”的可能 ,公共权力在运行过程中极有可能偏离其公共性 ,转而去追求行使主体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 ,必须对公共权力进行限制与约束 ,这样才能确保公共责任的实现     

情境性分析视角下县委书记权力运行优化研究

县委书记作为县域治理的“一把手”,其权力高度集中的背后蕴含着一系列潜在风险。这就需要将具有动态特征的情境性分析思路纳入对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考察中,力求在准确把握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整体图景的基础上,寻求有效防控县委书记权力运行潜在风险的优化路径。风险蕴含着时间跨度的预判,而情境则是影响这种预判的核心要素。因此,有效防控县委书记权力运行中的潜在风险,需要健全完善多元协同机制,不断优化县委书记权力运行的县域情境。     

新生代农民工“内卷化”现象及其城市融入问题

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主体.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成长的文化背景不同,他们更渴望融入城市社会,但受相关制度和一些传统观念的影响,城市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排斥现象依然存在.这种社会偏见和社会排斥现象的存在极易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从而影响其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内卷化”倾向主要体现在社会交往、社会流动和社会认同三个方面,而“去内卷化”的路径应从确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理念、改革相关制度及提升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城市适应力等方面加以探求.     

城市基层治理创新中的“认知内卷化”——以上海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

“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的外在表现有“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支配这种外在表现的中介因素实质是“认知内卷化”。“认知内卷化”强调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的社会图式而不断强化某一思维,从而导致这一思维所附带的问题不断受到强化,但解决问题的方式却没有实质突破。本文以上海市XH区物业管理深化改革为例,采用观察法和文献分析法对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进行分析,发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主体在自动化认知期的社会图式是“基层社会治理内容很复杂,而社会力量又很薄弱,因此,政府部门应该给予帮扶”。在随后的控制性认知期,基层政府部门通过调研和走访所输入的信息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社会图式。最后在表征印证期,“利益内卷化”和“组织内卷化”印证了“认知内卷化”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内卷化”中的中介作用。     

权力腐败是依法治国的严重障碍

依法治国,是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要使这一方略彻底贯彻实施,必须坚定不移地清除权力腐败这一严重障碍。 一、权力腐败是领导干部走向违法犯罪之源 在我们国家,权力腐败是局部现象。但是,“贪如火,不遏则燎原”,“贪如水,不遏则滔天”。遏制权力腐败,已经到了“水将漫堤,情势危急”的时刻。必须“大力弘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精神,以“雷霆万钧之势”,迅速清除权力腐败,实现依法治国。 什么是权力腐败?权力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担任公共职务的国家公职人员,利用其特殊身份,滥用职权,谋取私利,使公共权力产生异化或嬗变。权力腐败不仅严重阻碍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影响社会稳定,激化社会矛盾,而且还危及党和国家的生存。为此,江泽     

平台运作逻辑的政治伦理风险

平台通过数据垄断、资本加持已经成为新型“非国家权力体”,其背后隐藏的平台资本主义在双边网络效应的支持下无序扩张,容易带来政治伦理风险。互联网平台依靠技术理性、技术价值遮蔽资本本性,通过资本与技术的合谋俘获公共权力,侵害公共利益。互联网平台的资本遮蔽性、负外部性以及“技术黑箱”导致网络空间政治民主偏离,互联网平台存在的“数据鸿沟”“马太效应”“数据孤岛”带来政治正义解体风险。党和政府应发挥主体治理监管作用,通过建构责任治理、规范治理、底线治理的三维框架,化解互联网平台产生的政治伦理风险,实现平台良性发展和规范并重的目标。     

试析公共权力组织的异化现象

所谓公共权力组织的异化,是指作为人类为处理其共同体的全局性和利益矛盾冲突,以维持与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而创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的公共权力组织,在特定社会历史阶段,转化为以人类自身为能动制约或控制对象的客观存在物,从而获得其主体地位的过程或现象,或者说,是公共权力组织功能体系中主体性功能形成并取得主导性地位的过程或现象。简而言之,公共权力组织的异化就是公共权力组织主体化的过程或现象。这是一个涉及到目前正引起国内政治学专家、学者日益关注的问题——政治主体论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的问题。解决好这一问题,不仅关系到我国政治科学的科学化、完善化,更关系到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方向等重大问题,因而也就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在建构与演进之间--一个扩展的制度创新分析框架

依据哈耶克“演进理性主义与建构理性主义”的基本框架,可以大致把制度创新理论分成 两类:演进主义制度变迁理论与建构主义制度变迁理论。这两种类型的制度创新理论都存在一定的研究盲 点,特别是对东方社会的内卷化现象缺少关注。本文则试图在此基础上扩展制度创新的分析框架。     

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吗？——基于对“内卷化”概念比较性的理解

内卷化概念兼有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双重内涵,其预设了一个对比的参照物。将内卷化概念运用于农民工的社会交往研究,或者说,认为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内卷化”了,是有疑问的,因为：第一,将城市市民的社会交往作为参照物,同样具有同质性和有限性的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并不能称之为“内卷化”;第二,这样做掩盖了农民工内部的分化和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第三,对于农民工社会交往的状况是由于移民身份所造成的,还是由于阶层差异、职业差异、民族差异等其他变量所造成的,还需要进一步讨论。     

村治运作中政府的“监督”与干预

在“乡政村治”的治理格局下 ,乡镇政府和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即乡政基层政府是村社区公共权力运作的监督者 ,而不是领导者。但在实际的村治运作中 ,政府却往往干预过多、过深 ,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应的对策。     

论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

当下流行的公共管理改革观念对人们长期形成的“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形成了冲击。与传统的国家、社会二分的政治理论不同,现代政治学和行政学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公私混合领域的中间层面,并力求建构一种把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结合在一起的新型公共管理关系,这其中就包含着复杂的权力和权利关系。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的权力与行政权力存在着不同;权力与权利的概念也存在重要的区别。我们必须通过对行业协会与政府的关系的考察,来确保行业协会改革过程中“权力”获取渠道的畅通和“权利”保障方式的有效。文章通过对“权力”和“权利”概念的分析,以及我国行业协会现状的简单描述,揭示了困扰行业协会行使和享有“权力”与“权利”的症结所在。最后提出了在政府与行业协会的互动关系良性发展的基础上,促进行业协会权力的获取和权利的保障的对策建议。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及其治理

当前,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正面临着内卷化风险,即具体改革措施虽然日益精细完备,但开始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现象,改革实效已接近天花板,难以进一步提质增效。这主要表现为从秩序维护到提升行政效能的目标替代、遵循试验主义改革的路径依赖以及适用范围扩张无法引起质变的功能锁定。从根源上看,立法空洞化与地方自主性的双重叠加,以及晋升锦标赛激励机制的支配共同塑造并强化了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内卷化风险。破解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改革的内卷化风险,实现其根本性突破,需要从合理确定事项、固化改革成果以及拓展改革目标三方面予以综合治理。     

试论依法行政与"服从命令"的矛盾及其克服路径

在社会转型时期 ,行政权力的现代性与传统性交织 ,容易出现上级命令与法律“打架”的现象 ,致使行动权力领域背离法制轨道 ,置公务员于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研究并解决这一问题 ,对改进和完善我国行政管理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依法行政与“服从命令”矛盾和冲突的根源现代国家治理的特征是依法治国。行政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是基于宪法制定权而产生的一种受委托的权力 ,无论行政权的内容如何广泛和深奥 ,其存在和行使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行政权力以法律授予的范围为界限 ,法无明文规定不能存在 ,也不能行使。另一方面 ,现代…     

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科层组织的内生风险及防控——“秩序—绩效”的矛盾运动与调节

在每个国家的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科层是各行各业正式组织的共有特征,是各行各业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最大公约数”。由于科层组织中存在着权力—目标、秩序—绩效、秩序—绩效数据相互交易的矛盾运动规律,故而其内生性地存在着“组织失败”“组织变色”“组织蜕变”“社会危机”等风险,稍有不慎这些风险与危机就会使得组织崩溃。要预防这些风险,就需要从战略上明确科层存在的第一要义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使用权力的前提与目的都在于实现组织的宗旨与目标,这是组织的“初心”所在。在此过程中要充分尊重科层的客观运行规律,在保证“初心”实现的前提下,允许各层级组织享有使用自身权力的自由,享有合理的“秩序失序”权利;在日常管理活动中,要开发组织稳定指数、组织变色风险指数、组织秩序—绩效协同发展指数,用以诊测科层组织日常性与系统性风险与危机,并针对性地进行风险与危机防控。     

价值个体主义与道德合理性基础的重构

“价值个体主义”直接威胁着道德的合理性基础, 对当代道德理论和道德实践构成了重大挑战。“价值个体主义”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一个重大后果, 它与现代道德论证基础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位移, 使得“个人自由”与“道德共识”之间的矛盾成为现代道德合理性的深层矛盾。以一种辩证的方式扬弃价值个体主义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在这一问题上, 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有着重大原则差异的立场, 其中马克思从人的生存方式转换的角度出发, 坚持“实践性”、“辩证性”与“人文性”等基本原则, 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野, 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公共供求场域中的行政权力：配置方式、运行机制及发展趋势

公共行政是公共能量场中关于价值权威性分配和有序实现的交互活动,其绩效高低受制于行政权力对公共需求与公共供给关系的把握程度.从公共供求关联性、政府职能重心位移以及治理工具选择组合等角度看,行政权力是公共场域中具有独特作用的核心资源,在根本属性、职能取向与利益发展等方面有着复杂的特征呈现.为回应社会的公共需求,行政权力的配置与运行需要在有限与有效的双重维度上展开,即通过法律、授权和社会等方式来配置、规范行政权力,以及建立起价值、信息、协调、激励和约束等运行机制以确保权力高效运行.行政权力配置过程本质上是公共的选择过程,运行过程则是将资源性势能转换成为服务性动能、实现治理绩效的过程,这两个过程的衔接度对于行政的民主化、法治化、效能化与服务化发展态势影响深刻.     

中国现代文学中知识分子的二难处境

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个悲剧人物形象系列 ,他们大多是受“五四”新思潮洗礼过的知识分子 ,但都在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传统伦理道德的两难抉择中选择了后者。这一现象实质上表现的是“五四”以后一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矛盾和文化冲突 ,体现了传统文化在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深厚积淀 ,同时与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和现实处境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