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的网络媒介使用及个人信息保护——以检例第141号为切入点

党和政府对媒体的管理,表征为对顶层制度设计、人财物配置、传播内容规制、媒体经管机制等多维化层面的立体统筹与监管。当前,强化和优化对未成年人涉网权益的保护,既是推进“党管媒体”方式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更是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的必由之环。《个人信息保护法》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制定和修订,为未成年人个人信息保护提供了全链条的机制框架,但检例第141号案例中未成年人涉网被害的现实,仍反映出当前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媒介时权益保护方面存在的问题。保护未成年人的媒介使用权利和个人信息权利,应从以下五个维度展开：其一,在顶层设计上,健全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和司法治理,从法律适用、裁判执行等方面建立起综合司法保护机制;其二,在政策规制上,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强化行政力量行业监管,发挥行政合力,落实普法责任制;其三,在制度优化上,司法部门与行政监管部门完善行刑衔接制度及其实践;其四,监护人和学校提高网络素养及安全意识,提高对未成年人媒介使用的干预水平;其五,互联网平台与网络媒体等相关企业不断推进行业自律和社会责任履践机制等。要对网络媒体等网络平台治理综合施策,堵塞漏洞,以达到“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权利保障效果。     

新时代检察机关诉源治理改革论纲

检察机关的双重职能属性,使其在推进国家和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具有重要职责,应当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遵循,维护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诉源治理现代化。检察机关推进诉源治理现代化面临过程性监督质效亟需提升、民事检察和解程序制度保障空白、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狭窄、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采纳率较低等挑战。应当秉持以点带面、检察谦抑、司法能动理念,从协同治理、社会互构、多元解纷、利益衡量等理论出发,构建检察机关推进诉源治理现代化的理论体系,通过加强过程性检察监督、完善民事检察和解程序、积极稳妥拓展公益诉讼范围、提升社会治理检察建议采纳率等路径,促进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现中国之治的检察担当。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地方政府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模式构建与政策建议

协同治理与社会冲突管理具有显著的契合性特征,但由于地方政府部门的“条块分割”导致“碎片化管理”,缺乏协同治理理念、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绩效评价考核机制,使传统社会冲突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冲突的复杂性、动态性特征。要突破传统社会冲突管理的困境,需要创新社会冲突管理模式,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参与的社会冲突协同治理体系,主要包括：一是树立协同治理理念,完善地方政府权责体系;二是建设“整体型政府”,有效整合公共资源;三是通过制度创新健全多元主体参与机制;四是健全科学的绩效考核评价体系。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监护问题的规范路径

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容易陷入生存、发展和安全困境,需要政府和社会予以关心帮助。这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监护提出了特殊要求。在司法实践中,由于多方面因素影响,仍然存在着一些父母监护缺失、监护不当,委托照护“准入难”、督促监督与家庭教育指导“落地难”等问题。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未成年人在流行病学特征、抗病毒治疗、对抗外部歧视等方面具有特殊困境。完善其监护教育、监护保护可为患其他重大疾病未成年人的相关制度建设提供参照。针对患重大疾病未成年人,建议在家庭监护、社会监护、国家监护等各个层面全面贯彻实质监护理念,有针对性地修正、变更、撤销监护权的具体事由,建构专门化、系统化、差别化的档案制度和监护评估体系,立足社区治理补充监护教育、监护保护的短板,在立法上适当拓展委托照护人的范围。     

论社会管理视域下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预防措施

我国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呈易发、多发、高发态势,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及时对其实施救助保护和教育,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面与突破口。为此,应积极健全多种形式的救助保护未成年人的维权机制;进一步加强保障工作,成立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帮扶教育工作组织;坚持用真情、真心救助保护和教育来唤醒“失足未成年人”的良知;推行轻微刑事案件非羁押诉讼制度,为未成年人今后获得更好的发展奠定基础;坚持法治宣传教育进辖区、街道社区、乡镇村组和学校;坚持关口前移,积极构建预防未成年人再次违法犯罪的防控体系。依法推进工读教育与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相衔接,为保障学龄阶段未成年人顺利回归学校、家庭和社会铺平道路。进一步健全《刑法》,依法规范和强化未成年人父母或者监护人的抚养管教行为,确保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具备最基本的法定条件与环境。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论社会治理体系"返魅"的路径

工业社会的治理体系是从属于工具理性的,它的形式化、抽象化决定了它必须祛除实质理性的“巫魅”。20世纪后期以来,随着人类走向后工业社会,整个社会及其治理体系在经历了后现代主义的解构之后,进入了一个价值“返魅”的进程中了。社会治理体系的价值“返魅”不能停留在诸如价值、实质理性等模糊的判断中,而是需要有着明确的内容的,道德就是后工业社会治理体系所需要的价值系统中的基本内核。所以,人类当前的任务就在于探索道德制度建设的可能性。     

检察公益诉讼“行政化”之反思

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检察公益诉讼制度须立足于程序运作实际检讨既有的逻辑困境。以环境检察公益诉讼为样本,检察公益诉讼在权力行为属性上呈现出偏离检察权的“行政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协同执法的“直接行政化”及诉前检察建议异变为行政指令的“间接行政化”。检察公益诉讼运作的“行政化”根因于检察机关自身的行政式工作理念与办案逻辑,解脱之道亦在于此。检察机关应通过调整公益诉讼检察履职方式,借助支持起诉强化公众参与。同时,为弥补社会团体在公益代表性方面较之于检方主导模式的不足,需要明确法官以公共利益监护者的身份主导环境公益诉讼,与之相应,须引入非讼法理以支撑法官主导的程序构造。     

大庆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的问题与对策

大庆成为全国首批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城市以来,市委、市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大量工作。从转型发展升级和“三个城市”建设需要看,大庆还要着力解决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优化治理体系,提升治理队伍建设水平,强化科技赋能,提高法治保障能力。     

社会信任模式与合作型信任的重构

在增进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过程中,应开发利用信任资源。信任的秩序功能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增强,到后工业社会发展为人类合作的主导模式,合作型信任为合理社会秩序的构建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支持。以后工业化与全球化时代的政府治理模式作为研究立足点,良性善治的社会治理模式需要合作信任作为其文化建设体系与社会整合机制。     

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问题探讨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专门法律监督机关,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有效监督和规范行政行为,防止权力的滥用。从行政失范表现和行政执法监督现状切入论述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必要性,从实践基础、理论基础、立法基础对行政执法检察的可行性进行了研究和分析,从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的立法建设、明确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界限、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程序三方面构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体系。     

论乡村公共权力体系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基层公共权力有着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使乡村公共权力无论在结构体系重组还是在运行机制的创新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新农村建设必须彻底转变乡村社会治理理念,强调多元治理主体,要求政府、市场、社会的良性互动,不断提升乡镇政权及村“两委”的治理能力,积极鼓励和支持为农村公共福祉和公共利益服务的各种组织参与治理,共同构建新的民主合作型的基层公共权力体系,实现和谐共治的乡村治理。     

欧盟治理视角下的社会排斥问题与应对

社会排斥的概念最初是在研究贫困问题的过程中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末尤其是90年代初期,社会排斥问题成为欧盟社会政策的焦点。欧盟社会排斥的治理机制包括“双层结构”的决策机制、政策导向的基金支持、“多层网络治理”体系、“开放式协调机制”。     

新形势下我国粮食安全风险及其战略应对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始终是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这一目标在充满不可逆、不稳定和不确定的新形势下更为紧迫。新形势下,粮食安全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深化,在战略目标上体现为数量可得、质量可靠、品种多样和底线保障四个方面。同时,新形势下确保粮食安全既面临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等传统风险,又面临农业技术应用风险、地缘政治冲突风险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等新型风险,而且风险叠加易形成系统风险。为此,亟待构建以加强粮食生产能力、国际治理能力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为中心的“三位一体”粮食安全战略保障体系,保障我国长久可持续的粮食安全。在具体政策措施上,需要通过提升粮食竞争力、深入实施“两藏”战略、优化粮食支持保护政策体系和构建“节粮减损”机制提升我国粮食生产能力;通过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支持企业“走出去”提升国际治理能力;通过完善仓储、物流和应急等设施以及划分突发事件等级并制定预案提升应急管理能力。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内在机理与系统构建——以南京市域治理为例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是新时代基层党建和社会建设的主线。南京市域治理经验表明,以党的组织体系为中轴的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决定了以党的组织建设再造社会治理体系,以党的功能建设提升社会治理能力的实践特征。其内在机理体现在坚持党的主导地位与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有机结合,坚持构建党建引领社会治理主体多元协同的组织系统,坚持党建创新引领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逻辑。新时代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系统构建的创新路径,必须坚持构建“市—区—街—社”四级联动的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组织体系,建构以提升党建能力引领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机制,并以党建品牌为示范,以制度为保障,实现党的建设效能与社会治理能力双提升。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融入社区治理的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新思路

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但信息不对称问题依然是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难点,“普惠金融+社区治理”是我国农村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思路。“普惠金融+社区治理”以农村信用建设为纽带,形成农村信息搜集的新途径,有利于解决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中的“信用”难点问题,能够间接借助于有效的社区治理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为持续推进“普惠金融+社区治理”的新思路,政府和银行应该加强“互信”机制建设;金融机构要深入农村,与农户实现信息互通;金融服务要嵌入社会民生,同时也需要在理念创新、人才培养和制度完善等方面做好保障,促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     

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未成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构成

一、未成年人社会支持系统问题的提出及相关研究回顾1.国外未成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综述国外有关未成年人社会性发展的研究中,曾有许多研究涉及到社会支持系统的部分特征,从不同角度描述了西方现代社会未成年人社会支持系统的一般特点。其中,多数研究者是从支持者的角度,对比各类社会关系与未成年人在交往频率、共同活动内容等方面的差异;有少量研究将不同社会关系与具体支持功能相结合,考察支持者与支持情景间的对应关系。其主要经过有,多数未成年人认为父母,尤其母亲是主要而普遍的支持者,她向孩子提供着各种类型的支持,而且支持程度往往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