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操弄下的朝鲜半岛近代中、日形象建构——以朝鲜半岛首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为中心

19世纪末,朝鲜开化派知识分子在探索近代化转型的过程中,认识到创办报纸的重要性,并开始向日本学习办报经验。利用朝鲜创办近代报纸的迫切希望,福泽谕吉派出其学生井上角五郎等人“帮助”朝鲜办报,从而得以深度参与朝鲜首份近代报纸《汉城旬报》的各项工作。井上角五郎为贯彻福泽谕吉“排中入朝”思想,利用职务之便在《汉城旬报》报道的筛选、编辑、撰写过程中,有意歪曲中国形象、美化日本形象,为诱导近代初期朝鲜疏远中国、走近日本制造了社会舆论。     

朝鲜实学的“近代指向”及其现代研究的转换

朝鲜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新兴市民意识的觉醒，再加上影响日大的“西学东渐”和明清实学的影响，是朝鲜实学“近代指向”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文化渊源，正因为朝鲜实学具有代表社会先进生产力和社会前进方向的启蒙意识，所以成为朝鲜古代文化通向近代开化思想的中介和桥梁，成为促进朝鲜走向近代化的思想动力。而面对当代社会的转型与挑战，韩国实学除了继续完成“近代指向”的历史使命外，还必须担当“近代克服”这一新的历史使命，并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开创出实学研究的新局面，建构反映时代精神的现代“新实学”。     

浅谈朝鲜实学思想与开化思想的继承性

朝鲜实学思想与开化思想有着阶级上的本质区别，但两者又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实学思想对开化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启蒙作用，开化派面对内忧外患，通过有实学思想的人物的传教及实学著作的广泛流传，继承了实学思想中的民主平等思想、爱国独立思想、变法维新思想、富国强兵思想等进步因素。     

近代新旧约全书在闽的方言翻译与传播

本文旨在发掘和整理近代外国传教士在闽的《圣经》方言译本及其传播活动。全文分为四个部分:一是《新旧约全书》在闽方言的翻译文献;二是《旧约全书》及其篇目在闽的方言翻译文献;三是《新约全书》及其篇目在闽的方言翻译文献。四、近代新旧约全书在闽的传播。     

变译理论忠实性的“别样”演绎

翻译的最大价值在于内化外来文化，作为体现翻译价值的变译理论的提出，为译界带来新的研究范式的同时，也冲击了长期以来占据翻译研究主流地位的“忠实论”。在此就变译理论与忠实性的辩证关系，浅析变译理论如何解构突破传统的“忠实论”，以及在翻译实践中如何就原文与译文间寻找相互容纳的切合点，在信息、效果、美学层面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质的临界点。     

关于严译《原富》一书的几个问题——与胡培兆同志商榷

本文对胡培兆《当辨〈原富〉与〈国富论〉》一文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根据原著书名 ,说“严复翻译《国富论》”并不错 ,《原富》就是“论富”或“论国民财富” ,胡之“辨正”实不确 ;《原富》翻译于 1897至 190 1年 ,出版于 190 1-190 2年 ,胡之 190 2年说亦不确 ;《国富论》的三种译本应是严译本 ,郭、王译本和杨敬年译本 ,三译本各有所长 ,特别是严译本的首斧之功和巨大作用不能抹杀 ,胡文抑严扬郭、王而不知有杨译 ,是失之偏颇的。     

屈原作品在朝鲜半岛的接受与屈原精神域外文化凝聚力的探讨

屈原作品进入朝鲜半岛后经历了两个接受的黄金时期,即李氏朝鲜时期,文人对其内容与形式的仿效、阐释或评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教育科研机构对楚辞的教学、翻译与研究。屈原忠贞、爱国精神倍受朝鲜文人推崇。屈原作品的汉宋辑注本决定了朝鲜半岛读者接受屈原精神的忠君爱国基调;而“壬辰倭乱”激发了朝鲜文人与屈原的爱国“共鸣”。中韩端午缘昭示了屈原精神的超时空永恒价值特性及屈原精神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凝聚力。     

从《葬花吟》杨宪益夫妇译本看异化的翻译策略

杨宪益夫妇在翻译《葬花吟》时采取了异化的翻译策略。从典故和文化负载词的传译上分析杨译异化策略的表现,并通过运用“三美”论评析译作肯定异化策略的合理性,最后分析译者的目的性以及影响翻译策略选择的因素,从而说明异化的翻译策略在保存和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更为有效。     

梁启超后十年的文学研究

梁启超青壮年时代是一位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主将,他倡导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剧改良”对近代文坛有极大的影响,并推进了中国文学的近代化。其中有些论著如《译印政治小说序》、《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和《饮冰室诗话》,不仅对推动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发展有不容忽视的作用,而且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倘以1920年为界,将梁启超的文学活动分成前后两期(这里是为叙述方便所作的假设,并非梁启超一生文学活动的分期):前期的文论多侧重对文学外部规律的探索,政治色彩比较浓重;1920年后,他在文学方面的论著则多属     

“三美对等”视角下的古诗翻译——以许渊冲的古诗英译为例

许渊冲提出的译诗“三美论”被广泛地认为是指导诗歌翻译的较佳原则,而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也对诗歌翻译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许渊冲的“三美论”实际上与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在理论本质上是相通的,也就是说,诗歌翻译要达到“三美”,需力求原诗与译诗在意、音、形三方面的审美效应对等.由此,本文试将“三美论”和“功能对等”理论相结合,衍生出“三美对等”这一视角,并以许渊冲的一些经典古诗英译作品为例,阐释这一视角在古诗英译实践中所体现的意义与价值.     

陈独秀"国家偶像破坏论"新释

“国家偶像破坏论”虽然只是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中的一个言说 ,但它却显示出陈独秀 (也包括近代中国的激进主义者 )对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态度。从具体语境看 ,陈之所以有此论断 ,乃是由于他从关注观念层面的变革转而关注现实政治后 ,现实因素与他所接受的卢梭等“主权在民”民主自由理论共振的结果。陈独秀虽以“理智爱国”著称 ,但他的一些具体言论却超越了近代中国人对民族国家体认上的心理边界 ,从而成为人们争议的对象。     

评实践的“泛化”论

近日拜读陈诚在2009年第3期《学习与探索》中发表的一篇名为《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如何中国化,兼评“新实践美学论”》的文章,笔者对其中陈先生批评“新实践美学论”的观点颇多异议。     

论《格萨尔》文学翻译之科学性把握

不讲科学性的《格萨尔》翻译,就不是再现原作,而是歪曲、背叛原作。所谓“科学本”（资料本）,如果翻译不好——若不能准确表达史诗的语义、逻辑和风格,就不能体现《格萨尔》多功能的研究价值,是无法体现所谓其“科学性”的。《格萨尔》翻译的科学性,应最大限度地表达原文的思想、内容和风格。其“科学性”首先体现在“信”上。准确理解和译好字词是译文“信”的基础。     

浅析15世纪汉朝佛经翻译

以《楞严经 (卷十 )》为主要分析材料 ,《金刚经》为补充材料 ,从当时佛经翻译中出现的汉字词和固有词 ,直译和意译 ,翻译技巧的使用状况和朝鲜语语序排列的特点 ,分析 1 5世纪朝鲜人的翻译思想、翻译原则和翻译技巧。     

建国三十年朝鲜和韩国文学译介研究

通过对1950-1978年的朝鲜(韩国)文学翻译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个阶段中国的一切文学翻译活动都是围绕“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这一时代主题展开的,而且冷战意识形态赋予了文学翻译以深厚的政治色彩,作品的艺术性退居衡量文学价值标准的次席,政治思想性成为第一标准.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文学对韩国文学基本上持批判和否定的态度.     

近代以来英译本对《道德经》的哲理化解读

近代以来《道德经》在西方广为传播,是以被西方译者的多元化译解为代价的.西人对《道德经》的解读可分为基督类、哲理类、语文类和演义类等四大类.其中哲理类译本是指具有哲学知识储备的译者,通过对《道德经》中核心概念、原典哲理、辩证思维以及哲学智慧的揭示,试图向读者展现一个《道德经》的哲学世界:卡鲁斯对老子之“道”作“原因”论解读,巴姆作“自然智慧”论的解读,安乐哲和郝大维则作出“开路”论的解读.这些代表性的哲理类译者,从不同角度尝试对《道德经》哲学思想的认知与翻译,既反映出他们的文化根源,更揭示出他们自己的哲学观点,最终导致他们的译解呈现以西哲代中哲、以西方思维模式代替东方思维模式的现象,使《道德经》原典内涵被大量漏译,甚至误译曲解,成为跨文化传播史上一幅特别引人瞩目的图景.究其根源,除了近代以来西方基于领先世界的科技和工业文明所形成的话语霸权,还须看到中华文化因近代多难所致的话语弱势     

《洪武正韵》在朝鲜朝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中的地位及影响

朝鲜朝(1392—1910)引进和翻译中国韵书,积极推行以《洪武正韵》为汉语官话“正音”标准的中文教育。朝鲜朝从官方层面将《洪武正韵》列入蒙童学习书目及科举考试科目,翻译《洪武正韵》,刊行《洪武正韵译训》,构建汉语官话“正音”韵书编撰的标准范式。《洪武正韵》曾对朝鲜半岛的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产生过深刻影响,推动了朝鲜本土化汉语“正音”韵书的刊行,是汉语国际教育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芳贺矢一《国民性十论》与周氏兄弟

芳贺矢一是近代日本“国文学”研究的重要开拓者,其代表作之一《国民性十论》,是在日本近代以来漫长丰富的国民性讨论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本书,于明治四十年由当时的日本出版业重镇——东京富山房出版发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国民性十论》立足于国民教育立场,面向普通日本人讲述本国国民性之来龙去脉,是从文化史的观点出发,以丰富的文献为根据而展开的综合国民性论.具有明显的从积极的肯定的方面对日本国民性加以“塑造性”叙述的倾向,就内容涉及面之广和文献引用数量之多而言,堪称前所未有的国民性论和一次关于日本人自我塑造的成功尝试.《国民性十论》是周作人关于日本文学史、文化史、民俗史乃至国民性的重要入门书之一,他对日本文学研究、论述和翻译多有该书留下的指南痕迹.鲁迅对《国民性十论》的参考,主要体现在由芳贺矢一对日本国民性的阐释而关注中国国民性,尤其对中国历史上“吃人”事实的注意,促成了《狂人日记》“吃人”主题意象的生成.研究此书与周氏兄弟的关系,不仅有助于解读周氏兄弟的知识结构及《狂人日记》的生成机制,亦有助于将近现代文学的研究视野从狭隘的“一国史观”拓展到整个近代跨国界的处在不断流动、转换、生成状态的广阔的“知层”.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     

翻译实践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本文探寻了中国近代至现代的译介在文化现代性追求中所发挥的功能。文章认为,近代以来的思想界借助译介与特殊的修辞方式言说了文化的现代性追求。“五四”学人对现代文学及文化的独特想象是通过“翻译”来表述的,翻译为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实践的基本例证,同时为白话文构建了修辞话语;现代白话对译介而来的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提供了实用的载体。胡适等人凭借其理论话语、经典制造、翻译西方文学来生产白话文学的合法性术语,并由此建立起现代文学谱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