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文学表现人性问题

文学表现人性问题,历来争论颇多。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下,“文学是人学”被否认了;阶级性被当成人性的全部内容和唯一表现。于是,文学作品只能反映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只能做一时一地的政治宣传和政策图解;而不能表现活生生的社会现实和各种各样的人物,不能描写各种人物固有的人性。许     

“文学是人学”的提法科学吗?

1928年,高尔基首创了“人学”一词。“文学是人学”一语则是苏联人的研究著作中的提法,我国人转引时,误把它作为高尔基的原话。于是,“文学是人学”也就被视为一种“经典”了。“人学”作为“文学”的定义是否科学呢?我国学术界至今仍存在着分歧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作为定义,“文学是人学”是欠科学的。因为,研究人的学问学科繁多,不但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人,自然科学中的某些学科,如医学、生理卫生学、人类学以及人种志学,还有心理学、精神病学等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学不属于任何科学,只是文艺的一部分。高尔基从首创“人学”     

文学美育：“非功利”之“功利性”？——兼论浪漫派文学观

文学美育是文学教育功能的一个维度,与文学德育、文学智育功能有差异又有联系。文学美育的根本效应是陶冶人之情感,丰盈人之感性世界,提升生命存在之自由度。不同于文学德育的理性和“功利性”特质,文学美育有其“非功利”特质。西方浪漫派倡导“为艺术而艺术”和文学“非功利性”,突出了文学对人的感性世界的张扬与呵护,也为我们今天认识文学之美育功能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经典佐证。文学美育让读者在情感的浸染中使其心性或感性世界趋于丰盈和温润,提升人的情操,从而达成对人性的呵护与滋养,可以说这是一种“非功利”之“功利性”。我们对文学教育功能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德育和智育等一般“功利性”层次,而应在强调文学之德育和智育功能的同时重视并发掘文学之美育功能,进而拓展、凸显和提升文学“作为”的空间与效度。     

《文学概论》教科书中“人性”概念辨析

目前,全国文科高校使用的《文学概论》教材大部分都有关于“人性”概念的解释,我认为不少教材对“人性”的概念的把握上不是那么准确,很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因此,本文挑选几本曾作为或现在仍作为多数高等院校的教材,如蔡仪主编的《文学概论》、以群主编的《文学的基本原理》、十四院校编写的《文学理论基础》、郭正元编著的《文学理论基础教程》等,试以它们为例就“人性”概念进行辨析,并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以领教于编著者。     

“世界文学”的成因与现代意义

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思想的论题，是欧洲商业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历史产物。“世界文学”概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各民族文学的世界性交流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种近代意义上的世界文学概念的诞生。别林斯基把世界文学思想形成的原因归之于历史发展的既定过程──历史发展必然要沿着统一、分离、再在更高阶段上统一的道路前进。人类的“普通人性”是“世界文学”产生的基础；世界正在走向综合，“世界文学”是其发展的一个必然产物。     

清末国粹思潮与“文学”的流播

清末席卷中国思想界的国粹思潮,顺应存国存种及改良群治的现实需要,对学术分科与“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显著。从邓实等人倡言复兴古学以存种性,到南社的发起成立,朝野各方保存国粹的意趣理念各有差异,以分科的眼光看待国学成为普遍趋势,“文学”被视为国粹的核心成分,甚至国学的代名词。由于语义来源及学术旨趣的差异,国粹论者的“文学”含义差别较大,在中国知识体系中属于不同性质范畴的六艺、诸子、文辞等,被分别纳入其中,是中国学术接引分科之学,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途径。清末国粹思潮对“文学”概念流播的作用,体现近代中国学术重塑与社会变革的深层关系。     

命运共同体的文学表述——两岸华文文学视野中的“民国文学”

“民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有利于为两岸现代文学与华文文学研究寻找到新的连接点,作为文学遗产的“民国”应该跳出政治定义的窠臼,发掘其更为深远的精神价值,共同关注1912至1949的民国文学则是理性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需要,也是发掘“台湾文学”民族文化基因的当然,民国文学为两岸华人记录了共同的历史命运,是我们相互观照、彼此对话的精神基础。     

“文学社会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

本文第一部分先从文学社会学研究的语境人手,试图在“文学性”与“社会性”这两种对立研究取向的颉颃中呈现该研究的困难前提。主体部分（第二、三、四部分）梳理文学社会学的“系谱”及其来龙去脉,从这一研究方向的“历史发展”看其“主要方法”,检视“文学社会学”在不同时期和人物那里的认识程度和方法论上的思考。在历史考察的基础上,亦鉴于文学社会学迄今在定义以及一些相关问题上还缺乏共识,第五部分既是对文学社会学定位问题的探讨,也是本文的总结性思考。     

“现代汉语文学”的预设立场

文学史的概念和分期方法,既是文学史家对既往的掌握,也是某种文学主张（以文学运动及其发动者、推动者诸种形式表现）对所要争取的文学前景的预设,或者是对已有的某种文学路线的具体实施。我们将晚清以来的中国文学命名为“现代汉语文学”,自然是基于我们认同的文学史理念的。直接地说,我们试图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另一种文学研究体系,包括创生相关概念和改变分期方法,从而为当下文学现实寻找到安妥的理论依托。日人吉川幸次郎认为,文学无疑是以语言为原始材料的艺术;中国文学是以汉语为原始材料的文学,因而,中国文学的研究,…     

“文学”溯源

“文学’一词,因常用而习焉不察了。文学二字并用,最先见于《论语》:“文学子游、子夏。”宋邢昺《论语疏》解为文章博学之意,与今文学含义不同。古时是用“文”、“文章”、“文艺”来表述“文学”含义的。如:刘勰《文心雕龙》的“文”;杜甫“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的“文章”;《新唐书》中把李白、李贺、李商隐等文学家的传记称之为“文艺传”等都指的是“文学”。魏文帝曾丕曾作《典论论文》,是当时典型的文学论著。陆机的《文赋》则是叙述文学创作心理的。韩愈还曾把通过语言阐明古道的“古文之学”称为“文学”。鲁迅先生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曾指出近世“文学”一词是从日本“输入”的。录下:     

“世界华文文学”学科性的三个概念

无论怎么界定,世界华文文学都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普遍认同性的学科概念,其差异所在只是人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价值作出怎样的理解.由纷争到共识,也标志其正在从一个学术概念转为一种学科概念.然而,要真正成为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概念,还要从学科性与学术性的角度进一步确认和辨析三个基本问题:第一,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大文化”概念.世界华文文学既是一个大中华概念,也是一个地域性概念.世界华文文学还应该是一个世界文化概念,世界意识、人类意识是其不可或缺的基本意识.第二,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潜政治”概念.文学总要承担具体的政治功能.中国文学与政治的结缘是自古而然的,这一思想传统在近百年来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这是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的一种宿命,也是中国文学真实的历史存在.因此使用这种政治文学一体化的分析方法,来评价中国作家和文学是具有特别的有效性的.世界华文文学承受着格外的历史重负,本土经验、中华意识与世界价值是其整个内涵.但是,世界华文文学作为一个有着强烈家国意识的文学领域,不能简单地承担过于重大的政治主题,家国意识不能等同于国家意识.政治意识应该是潜在的,不是显在的.政治意识越鲜明得到普遍认同的可能性就越小.由政治概念转化为一个潜政治乃至文化概念,评价世界的尺度最终才能成为世界的尺度.第三,世界华文文学是一个“真学术”概念.世界华文文学包含了太多的社会的和文化的、民族的和个人的、历史的和当下的信息,具有极大的学术空间.移民历史、文化融合、个人传奇、跨国婚恋等民族与个人的故事都在其中展示.这些都构成了这一学科建立和发展的基本条件.我们首先要打破学科偏见,其次要有学科自强意识,再次要扩大研究视野,最后要寻求研究方法的新突破.     

关于“文学主体性”的哲学辨析

“文学主体性”的命题是刘再复同志在长文《论文学的主体性》中提出来的,当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和讨论。这个命题的内容虽然可以展开铺写为数万字的长文,但就其主要之点来说却又是比较简单的,它就集中在文章开头的一段话中: “主体是在实践中建立起来的概念。人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作为存在是客体,而人在实践中、在行动时则是主体。人具有二重属性:一是受动性,一是能动性。人作     

日本学界“外地日本语文学”论述的批判性考察

“外地文学”一词在近现代日本历史语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日本学者岛田谨二使用这个概念来考察当时在台日人的文学书写,而对台湾本土作家的文学写作采取无视或抹杀的态度。20世纪90年代,日本学界重启“外地”概念,“外地日本语文学”成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外地日本语文学”试图打捞那段被遗忘的过去,为无法纳入国别文学考察范围的创作建立新的框架,打开重写日本文学史的新空间,有一定学术史意义。但目前的“外地日本语文学”研究往往止步于经验的重提,缺乏历史反思,有的甚至在理论立场上退回为日本的殖民历史辩护,这需要我们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     

略论文学的人性与阶级性

一三十年代前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发生过关于文艺阶级性的论争。《新月派》梁实秋首先发难。他在《文学与革命》中宣称:“人性是测量文学的唯一的标准”,“文学一概都是以人性为本”,“文学是没有阶级性的”。梁实秋完全抹杀了人的阶级属性和文艺的阶级性,主要在于反对无产阶级文学,进而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文艺的党性原则,当时以鲁迅、瞿秋白为首的左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人的文学

“人的文学”是贯穿20世纪中国文论的重要概念。今天 ,人们一般都把“人的文学”观念的建立看作中国文学从古代向现代转折的关键 ,视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性”标志。“人的文学”术语的首次使用者是周作人 ,1918年 ,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第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 ,阐释了“人的文学”概念的内涵。但“人的文学”并非周作人一人所主张的 ,而是五四时期文学的核心理念。周作人对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的突出贡献 ,是以“人的文学”概括新文学的新内容 ,标识出新文学不同于旧文学的本质特征。周作人在1918—1919年间相继发表了《人的…     

论新时期小说中「人」的观念的演变

文学发展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是“人”的观念演变的历史。“文学是人学”,文学要表现人、关心人 ,这些观点已得到人们的共识。然而 ,在建国后长达 2 0多年的时间里 ,“人”却一步步从文学中迷失 ,“人”成为政治化的人 ,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 ,成为少情寡欲的“英雄”或“敌人”。对“人”的漠视直接导致了文学的空泛和虚假。新时期文学的觉醒首先是“人”的觉醒 ,作家对“大写的人”的关注 ,社会对“大写的人”的呼吁 ,“人”重新被赋予丰富的人情、人性内涵和高扬的“主体性”,具有丰富内涵的“人”从重重迷雾中现身 ,飞翔于广阔自由的天空。…     

“文学性”问题与文学本质再认识——以两种“文学性”为例

目前文学理论界对于“文学性”问题的考量存在着歧见,其中很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俄国形式主义与解构主义在20世纪一头一尾先后提出“文学性”问题。前者用“文学性”概念廓清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旨在抗拒非文学对于文学的吞并;后者借“文学性”概念打破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旨在倡导文学对于非文学的扩张。这就有了两种“文学性”。虽然二者都主张文学研究的对象在“文学性”而不在文学,但终究绕不过“什么是文学?”这一问题。对此问题的理解固然取决于文学自身的性质,但也取决于对文学的看法、需要、评价。当年俄国形式主义提出“文学性”问题,其文化冲动在于对历史文化派的否定;后来解构主义旧话重提,则与后现代的文化精神完全合拍。解构主义重提“文学性”问题,倡导文学向非文学扩张,只是在认识文学本质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梯级,它为文学研究向更高阶段和梯级的升迁提供了铺垫。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术语的四重二律背反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术语由政治学概念与文学概念拼合而成。其内在特征存在四重二律背反。导致了20世纪30-70年代中国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的冲突、背离与自我消解的历史必然。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史与论说语境

“五代文学”“十国文学”概念的形成受“正统观”影响,对之应进行必要的概念史研究。“正统观”是一种具有极大争议性的国家观、民族观,其中有可以丰富文明史观、文化史观的精神和内容,自不必完全否定。但论正统是否存在,应以道统的存续为根本,以文化的质态为基础,同时既要看到阶段性分裂割据,更要看到发展后的接续整合。故宋初正统“三绝三续”说应该得到重新审视,注意分裂时期政治文化的过渡性质和战争形式的文化碰撞意义;中华文化版图的长期一体存在应该得到认知,注意文学史的客观性与完整性;史学话语与文学话语的区分应当成为学术自觉,注意文学史发展的内生性与相沿规律。如此才能客观看待和深入研究“五代文学”和“十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