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文化心理剖析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之文化心理剖析刘燕军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制造的一起惨绝人寰、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是日本侵略者无数暴行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其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受害人数之多、杀人手段之残酷，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本文试图从文化心理...     

日本信牌事件与康熙的对日交涉策略

文章考察康熙皇帝于1716年至1717年对日本信牌事件的处理过程,由此揭示此次事件在清朝内部的政治意义;同时通过分析明清两代中日关系的异同,解读清朝统治者的对日观以及对日交涉的策略模式。     

唐朝到日本的移民及在文化方面的影响

唐朝迁徙到日本的移民,国内外史学界尚未见到系统的研究。有些外国学者甚至认为,日本古代的中国移民,大多是在八、九世纪日本景仰唐朝文化时,为抬高自己的身分地位而改籍冒充汉人的三韩移民。因此,考述日本的唐朝移民的事迹,并与三韩移民作比较,进而考察日本政府在吸收唐朝文化的立场态度,不仅可补以往研究之不足,而且对中日交流史和日本古代的大陆移民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抗战胜利后中国遣返日本侨俘研究

抗战胜利后,为尽快遣返滞留中国大陆和台湾的370万名日本侨俘,国民政府本着国际人道主义之精神,在美国政府的帮助和协调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积极主动地从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和台澎地区遣返日本侨俘。新中国成立后,绝大部分日本侨俘已经回国,剩余之4万名日本侨民也被陆续送还回国,只有极少数人获得中国国籍。这一体现中国人民不计前嫌、宽宏大量、与人为善的民族品格之历史事件,尚未引起中国学界的足够重视。研究缺乏宏观的综合性研究成果,甚至华南地区的日本侨俘遣返尚未被纳入学界视野。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不断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拓宽研究覆盖面,广泛挖掘遣返日本侨俘之史料,细化遣返日本侨俘的相关内容,推动这一研究继续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论央视对2011年日本核泄漏事件报道的媒介事件特征及直播脚本

本文运用丹尼尔·戴扬与伊莱修·卡茨的传播学名著《媒介事件:历史的现场直播》中的相关理论来阐释央视新闻频道对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及由此引发的核泄漏事件的直播报道所体现的媒介事件特征,并在此基础上从征服、竞赛、加冕三个层面上解析央视报道日本核泄漏事件的直播脚本。     

留日时期的戴季陶——其日本观形成与留学经历的关系

在众多近代中国留日知识分子中,戴季陶具有独特的日本观,这与其自少年时代的特殊经历及留日经历有关.考察戴季陶与日本之邂逅,日语能力之培养,在日本大学的学习、退学等问题,通过相关史料,特别是参考日本大学的史料,探讨、分析诸种因素对戴季陶日本观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藉此,可以思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留日经验与日本观形成之间的关系.     

从七十走向八十年代的日本文学——在日本高速经济成长和社会斗争低潮时期不景气和转化中的文学

三岛事件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日本风靡一时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领着他组织的“盾会”四名成员,侵入东京市谷陆上自卫队驻地,宣读檄文,鼓吹政变,之后切腹自杀。这一事件不仅轰动了日本,也引起世界的广泛注意。三岛在战后以唯美主义小说成为风行作家,他成名之作的《作伪的告白》(一九四九年)、     

明朝对日本贸易政策的演变

明朝对日本实行的贸易政策,围绕着被动依赖日本方面抑制倭寇活动或主动加强海禁、打击倭寇骚扰等问题,随时进行着调整.刚开始对日本实行羁縻政策,准许他们入明朝贡,企图通过外交活动来抑制倭寇的侵扰,但由于双方对朝贡贸易的理解不一样,遂引发了宁波的拼杀事件--"争贡之役".明朝以此罢市舶,严海禁,断绝与日本的朝贡贸易关系,并一直维持到明朝末年.     

海德格尔对自由问题的四种论述

对自由的考察贯穿于海德格尔哲学运思的始终.在海德格尔那里,自由起初被揭示为此在向世界的超越,并显明自身为源始的根据.随着存在之思的转向,自由问题相应地由存在之真理来入思,并最终被显示为本有居有中澄明的自由之境.海德格尔的追问呈现出在本质上关联于存在的自由的本然事态,作为本有之居有运作的源始自由乃是与存在、真理相等深的"原事件",形而上学的自发性自由概念即奠基于此.     

小泉时代日本的新国家主义

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历经冰冻时期、破冰时期、融冰时期、暖春时期,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然而,世纪之初的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新国家主义思想始终是日本保守政府的主要执政理念。进入21世纪之前,日本战后国家主义经历了三次高潮,小泉时代可以称之为第四次高潮,首相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悲情演剧大肆登场,大国化进程也得到进一步推进。从考察政府入手,阐述小泉时代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整体态势,目的是希望在比较小泉时代与前期国家主义的关联中,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南京事件70年后的日本与世界

2007年,正值南京事件70周年,世界各国纷纷策划以南京事件为题的纪录片或电影.然而,已作为历史事实被认定的南京事件并没有成为日本国民的共同认识,也没有成为"国民记忆",南京事件否定派的言论在日本甚嚣尘上.这一问题表明:由于企图歪曲、抹杀、忘却日本战争犯罪史的历史修正主义势力占据了自民党政府(一部分为民主党)的中枢,导致日本的民主处于危机之中,日本国民对于战争的认识也处于危机之中.现在,日本和战时一样,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对这种现状抱有危机意识的日本律师、学者、教师、市民等组织起来,举办各种国际学术研讨会,希望以此为契机调动日本社会和国际社会的积极因素,打破日本对于战争和历史认识的闭塞状态,挽救民主危机.     

首任驻日公使何如璋新论

何如璋在出任驻日本公便期间 ,以文会友 ,广泛结交日本朝野人士 ,给日本文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他在琉球事件交涉中据理力争 ,毫不屈服 ,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和尊严 ;他关注朝鲜情形 ,筹划开国之策 ,曾对朝鲜朝野上下产生了广泛而又积极的影响。但由于日本外交档案中新史料的发现 ,表明他在中法战争前夕曾向日本提供过情报 ,因而使我们对这位最早“走向世界”的晚清外交家的是非功过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日本割占台湾的几个问题

日本割占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是近代远东国际关系中影响巨大的事件,牵涉面很广。中日两国是此事件直接当事者,西方列强也插手其中,局面错综复杂。日本割占台湾是其长期既定的方针,而非临时决定。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日本割台的举动持旁观的态度,或坐观其成,或不情愿而最终放弃介入,没有一个是真正同情和支持中国的。中国朝野在割台问题上曾寄希望于外援交涉,但依然不能改变台湾及澎湖列岛被割占之命运。     

从“柳条沟”到“芦沟桥”——浅论经济危机与日本全面侵华

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最严重后果是东、西方形成两个战争策源地。而东方战争策源地形成的标志,就是1931年日本以“柳条沟事件”为开端武装侵略中国的东北。这一点已为人所共认,似无再加讨论之必要。然而至今很少有人把“芦沟桥事件”也和经济危机相联系起来,似乎到1937年,三十年代初期那场经济大危机已成过去,不再有所关联了。日本和西方某些史学家至今仍然断言,“芦沟桥事件”完全不同于“柳条沟”,它只是一次偶然的事故,却不幸被酿成一场全面的战争。①笔者认为,芦沟桥事件完全是柳条沟事件的发展和继续,是日本国内持续的经济、政治危机的产物,也是东     

日本行为的根源:基于帝国动因之探析

自2010年中日撞船事件发生以来,中日关系便龃龉不断,而伴随近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所展示的强硬姿态,中日关系不断降温.日本的种种行为与举动都暗示着其军事帝国亡魂的复苏,日本行为的帝国动因值得警惕,如若军国亡魂之能量真被无限放大,日本重拾帝国迷思而决心迈向“大日本第二帝国”,首当其冲受到挑战的便是中国.即便这一设想有些耸人听闻,但也应未雨绸缪.     

大学生如何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由日本撞我渔船事件引发的思考

从日本冲撞我渔船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思考,说明了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含义和重要性,并指出国家、群众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措施,并针对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的思想特点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大学生应对突发性公共安全事件的措施和建议。     

新发现的梁启超致犬养毅函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一度曾与孙中山先生商谈两党合作,为此事,曾致书日本立宪国民党领袖犬养毅(同情、援助亚洲民族主义运动的人物)冀其从中斡旋。这件信函未在文献史籍发现,原藏于日本冈山县立博物馆。现由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博士坂出祥伸先生复印,寄赠给“新会县梁启超研究室”。此信对研究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商谈合作事件,很有参考价值。原文如下: 西欧之人常谓敝邦人无爱国之性质,斯言仆几无以辨之业。然仆敢谓敝邦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因未与他国人相遇,故不自知其为国也。然则观之于海外之人,则可以验其     

向日本寻求保护?——1915年汪雨春投书日使保护庙产案研究

1915年7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后不久,拱卫军探访公所密探查获安徽芜湖佛教分部总务科干事汪雨春,以安徽青阳县一宿庵僧人了道为名,投书日本驻华公使,建议日本应借中国政府不保护佛教财产之机,与中国政府交涉保护、归还佛教被地方抢夺之财产,以为日本布教地点,这样中国僧徒自能纷纷归投日本佛教。此外,汪雨春宣称其有约四五万余金之庙产被地方政府强夺,愿将被夺之产充归日本佛教所有。汪雨春应约赴日本使馆面谈并走出使馆后,被探访公所密探缉拿。案情很快探明,内务部指令将汪雨春押交安徽巡按使归案讯办,并秉公办理争议庙产各案,同时密咨各省巡按使、都统,提示各省对于庙产纠纷应当秉公处分,防止外邪侵入。通过系统分析相关原始档案,可以发现汪某投书日使投献庙产可谓晚清庙产兴学以来江浙寺庙投献本愿寺事件之余波,更是对二十一条交涉中有关布教权问题的直接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袁世凯政府庙产管理政策的转变。     

对毕永年《诡谋直纪》疑点的考察——兼论小田切与张之洞之关系及其进呈《诡谋直纪》的动机

本文对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毕永年戊戌政变日记,从字体入手,进行全面考察,说明《诡谋直纪》既不是像小田切万寿之助所称系毕永年本人"记述",也不是由毕永年本人提供草稿,再由日本驻上海领事馆代为誊录,而是由日本人根据与毕永年谈话整理而成。小田切万寿之助向日本外务省呈递《诡谋直纪》的目的,则是为了丑化康、梁等维新派在政变过程中的形象,以图实现迫使康有为早日离开日本的目的。把维新派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策划对付慈禧等人的活动称作"诡谋",可证实此文之作者及代递者的不客观立场。     

“7·23动车事故”的法理叩问——基于法律信仰的视角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教授的这句名言被很多主张法治者奉为圭臬.返观我国,自1997年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方略至今已历十五载,可无论是建设法治国家还是达致法治社会,依然是长路漫漫.近年来许多引发公众关注或质疑的重大公共事件,包括跨省"追捕"、暴力强拆和大规模群体聚集事件等等足资证明.在众多事件中,"7·23"甬温线动车追尾事件(以下简称"动车事件")无疑是2011年最值得关注的法治事件.因为,该事件主要以微博方式呈现的公民参与式民主之态势,标志着我国正在迈向网络维权的新时代.但另一方面,公众对正义之欲求和法治之期许的需要,却未被公权力主体及时地回应.有鉴于此,本文从法律信仰的角度考察作为我国法治主导力量的政府在该事件中的表现,截取片段进行法理层面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