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伍子胥》的诗化叙事特色

冯至兼有诗才、史才和文才,这使得《伍子胥》既是小说,也是诗,更是哲学。《伍子胥》是冯至小说创作的代表作,诗化叙事是其典型的艺术特色。小说的人物话语与视角设定、空间设置与意境营造等叙述元素及其相互关系,既体现了《伍子胥》诗化叙事的显在特征,也是解析其诗化叙事艺术效果生成机制的重要途径。《伍子胥》在冯至创作的叙事性作品中独具一格,既不同于其早期的叙事诗,也不同于同期创作的《杜甫传》,这既表现在形式体制、创作目的等方面,更表现在话语形态和生命体验等层面。在中国现代小说史诗化叙事潮流中,《伍子胥》在抒情笔调、历史书写、人文内涵等方面保持着独特的艺术个性和哲学思考。     

文坛交互与自我重塑:对沈从文20世纪30—80年代自订选集的综合考察

20世纪30—80年代沈从文有多种自订小说选集出版,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36年的《从文小说习作选》、1957年的《沈从文小说选集》和1983年的《沈从文选集》。通过考察它们的选篇变化和文本异动可以发现,沈从文选校作品的活动往往是在与文坛对话中进行的,而最终的选定、改定的文本也彰显了不同历史语境下作者重塑写作史、表达文艺理想的愿望。就《从文小说习作选》而言,沈从文改写了自己一度追求“实利”的写作动机,表现出对“乡下人”道德理想的追求;而《沈从文小说选集》则强化了革命话语对小说选篇和文本修改的干预,增加了大量表现底层民众苦难和革命斗争的内容,体现了作者对新中国历史话语的认同;《沈从文选集》的编选既反映了作者在新时期获得重评的渴望,也受到文坛上诸如“丁沈失和”等人事龃龉的影响。     

《伍子胥》：“奥德赛”式的现代精神历险

冯至的历史小说《伍子胥》写伍子胥因父兄之仇出奔吴国的故事,着重他在出奔途中的精神历程和心灵成长轨迹。冯至改写后的小说在文本结构上与荷马史诗《奥德赛》有很强的可比性。运用比较和文本细读的方法,从故事的片段结构、片段的意义、诗意的叙事、暗示手法等方面探讨了冯至小说《伍子胥》在写作风格上的诗化倾向,在写作过程中注重人物心理体验,在哲理层面上灌注作家对生命承担和抉择的思索。这些文本特征和诗人在创作该小说时的时代背景、诗人的个人人生体验是紧密相连的。     

从抽象的“山水”到怀旧的深掘:冯至思想转变的一种解读

冯至在1939~1946年的昆明七年中,创作了一生中评价最高的作品《十四行集》《山水》《伍子胥》。他在对“山水”的发现中寻找之于战时知识分子身心凝定的力量。而自《伍子胥》始,冯至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现实,尤为体现在1943~1945年其一系列杂文创作中,他采用了怀旧的纵向深掘,以想像历史的方式去介入现实。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冯至几乎没有受到太多阻碍地进入到新的社会秩序中,他这种看起来“顺利”的转变,其实早在四十年代昆明时期就已埋下思想线索,因此,将冯至转变的历史节点放置在四五十年代社会转折期似乎并不适当,转变的时间线似应向前延伸。本文正是立足于冯至昆明时期的创作与思想发展,希图以此来分析和看待冯至的转变。     

论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人称话语的转变

20世纪30年代,冯至在思想和诗歌创作方面经历了脱胎换骨之变,由早期的表现自我、抒写个性,变为对存在主义的现代性追求,这一转变为其在40年代《十四行集》巅峰时期的创作奠定了坚实的思想艺术基础。冯至三十年代诗歌中的人称话语则亲历了这一转化过程,由早期诗中的“我”开始变为“我们”,诗性表达也由早期诗中的抒写自我变为对存在主义的言说,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冯至诗歌人称话语之嬗变

冯至与同时代诗人相比，具有强烈的人称意识。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其诗作的核心人称话语经历了“我”向“我们”再向另一个“我们”的嬗变。早期诗歌中的“我”以个性解放、自由为诉求，以“个我”为本质特征，浓缩着“五四”精神；40年代的“我们”具有存在主义品格，或者说是存在主义意义上的言说主体；五六十年代的“我们”则属于阶级的、人民的“大我”。这种人称话语嬗变是诗人与时代相遇、对话的结果，是其诗思独特性的体现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

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冯至先生周年祭谢冕冯至先生写《昨日之歌》和《北游及其他》两部诗集是在二十年代末。１９２９年以后至１９４１年以前大约十年的时间，先生极少写诗。先生在１９５５年《冯至诗文选集》序言也说，这段时间“写作非常稀少”。直至１９４...     

试论当代官场小说的渊源及流变

官场小说作为一种小说题材类型,具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晚清谴责小说的出现意味着真正意义的官场小说的诞生,20世纪30-40年代国统区的政治讽刺小说和讽刺喜剧有力地推动了官场小说创作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官场小说的创作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局面,产生了“主旋律派”和“官场写实派”两大流派,标志着官场小说创作的又一高峰时期的来临。     

伍子胥二题

楚人伍子胥,是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自春秋末以来一直对他褒贬不一。屈原赋诗咏叹伍子胥:“吴信谗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后忧”。孔子的门生子贡也说:“胥执忠信,死贵於生”。可宋儒魏了翁却指责伍子胥“叛国”,称他为     

中国乡土小说的发端与演进

关于“乡土”的书写一直是文学创作的一个基本母题。自20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后至20世纪三十年代为乡土小说发端与拓展期,在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启迪下,形成了中国第一个小说流派—乡土小说流派;20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中后期为乡土小说承继与变调期,解放区以及建国后的乡土小说在延安讲话的规范下,逐渐走向“农村题材小说”发展道路;70年代末至新世纪初为乡土小说转型与新变期,这一期间的乡土小说摆脱了政治对文学的枷锁,重返乡土文学的审美追求,并在新世纪前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回望乡土小说走过的近百年历程,无论是现实的、或者是历史的,是浪漫的、或者是现代的,每一部作品都在演绎着不同的乡土故事,每一个乡土故事又承载着作家不同的乡土经验,并从中折射出作家对乡土中国近百年历史和当下现实的思考与追问。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宠儿》中的权力话语观念

诺贝尔奖得主托尼·莫里森的作品以其诗意的语言和深刻的隐喻受到广泛关注。《宠儿》作为她的代表作,时常被作为现代作家解构历史的典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本文从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出发,试分析托尼·莫里森的小说《宠儿》中所体现的权力话语观念,以期更深入地认识其小说的政治和社会意义。     

冲突：文学话语与政治话语

20世纪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建立了新的属于无产阶级文学的话语空间。尽管此时“左”倾话语已经成为一种主流权威话语 ,但在任何社会中 ,话语不可能只是一种声音 ,一种完全和谐一致的声音。“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对于“左”倾话语的批评就昭示了这一来自异端的抗议。左翼文学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是政治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冲突 ,不同于权力政治或实践政治的对抗和冲突 ,然而这一冲突共同支撑了三十年代的文学时空 ,双方在客观上形成张力 ,防范着不被同化 ,也防范着走向极端 ,对文学的多样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     

《马蒂加里》对虚构历史的解构

恩古吉一直是有关非洲身份、文化在政治中的作用、后殖民社会的危机、语言及历史记忆的性质和意义等问题的重要论者。20世纪80年代,他回望新独立后的肯尼亚社会,创作了第二部吉库尤语小说《马蒂加里》。小说通过三组悖论反讽性地刻画了新殖民统治阶级为巩固统治如何通过萨义德所谓的“虚构传统”混淆民众有关社会真实历史的记忆。小说描绘了新殖民政府如何抹黑独立战争,虚构非洲人拥有土地及“茅茅”战士的历史,旨在探索统治当局“虚构历史”背后的真相,解构西方的话语权威,继而为非洲的历史发声。     

遮蔽、退潮与新变 ——20世纪8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的命运

在主流文学史叙述中,20世纪80年代成为了革命历史小说发展脉络中的断裂。20世纪80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表现出两条线索:一方面,传统话语的革命历史小说出现退潮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向内转”的创作潮流下,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也在思想与艺术层面消解了宏大叙事,并呈现出多种新的样态。80年代“纯文学”思潮对“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的遮蔽,正是一种新的文化规约。     

黑暗之外——解读《奥多芙的神秘》中的“崇高”

哥特小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受到文学评论界的青睐,人们抛弃哥特等于恐怖的固有理念,认为哥特小说的体裁、关学特点、性别意识等都具有研究价值。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分析《奥多芙的神秘》中的美学话语“崇高”,从而发现作品中的“崇高”其实是不平等权利结构的体现,进而看出作者借小说向男权社会的话语提出的质疑。     

论李昂90年代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李昂20世纪90年代小说创作借政治、历史等题材书写男权社会中女性自我意识的建构.其后殖民叙事展现当代台湾社会女性的迷惘与虚妄,而其政治小说文本中的女性通过身体政治消解男权话语中心的策略使身体具有了社会和文化维度上的意涵,李昂还通过重塑历史表达女性寻求自我身份认同历程艰难.其创作实践丰富和拓展了女性写作的空间,作品中的现实人文关怀对当代大陆女性作家写作具有启发意义.     

伍子胥何曾掘墓鞭尸

伍子胥在父兄被戮后,智过昭关,投奔吴国,导吴破郢,掘楚平王之墓,鞭尸三百,终泄胸中积恨,是一段载诸史籍、传颂千古的历史佳话。历来据此写成的演义式小说与戏曲传奇几乎不胜枚举。人们饱蘸浓墨,将伍子胥塑造成一个忠肝义胆、忍耻雪恨、鞭挞昏君的大侠,通过这个鲜明的典型形象与故事宣泄出对统治者的强烈反抗精神与愿望。至于历史上是否确有“掘墓鞭尸”这一幕,迄今为止却并没有任何人明确提出过疑义。其实,只要对诸史细加考辨即可发现,这件事原系子虚乌有。据文献所示,“掘墓鞭尸”并不见于时人的记载,而是出于晚世的民间传闻与数子的加工、渲染。如果伍子胥确曾“掘墓鞭尸”,那么,在其当世就堪称一桩前所未有、惊世骇俗的大奇事了,可是为什么《春秋》、《左     

《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及价值取向

伍子胥的事迹最早出现在《左传》中 ,《左传》到《伍子胥变文》 ,是从史书到文学作品的改变 ,伍子胥则由历史人物变成了文学作品中的艺术形象。本文以《左传》为本 ,兼及其他文献 ,探讨《伍子胥变文》的历史真实性。文章认为《伍子胥变文》的内容许多与历史事实相违或为史实所无 ,至多算是七虚三实。作者突破了忠君观念和家族血缘观念的藩篱 ,以正义和道德作为评价人物的唯一标准 ,美善击败丑恶、弱小战胜强暴是作家构思文学情节的尺度 ,作者的价值取向非常明确     

孔子PK章子怡，一场标准错位的争论

今年年初，“伍子胥起源说”的苏州端午节进入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而今年端午，苏州将正式举行伍子胥大型祭祀活动，此次大型公祭又一次把端午节的“伍子胥”与“屈原”之争推进人们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