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军官与带率子弟等研究

朝鲜朝燕行使团中的译官、医官、写字官、画员、日官以及带率子弟与使臣亲友中的各类军官等，在使行过程中负责翻译沟通、情报侦缉、医疗救助、抄写模印、气象预测、伺候使臣、护卫团队安全以及八包贸易等具体职责，对使事能否成功起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带率子弟等入中国的最大动力是游览大国，增广闻见，是“燕行录”创作的主力军。由于使臣所带译官等过于滥杂，给使团带来巨大的负担与风险，导致走私贸易猖獗，但因为从朝鲜朝王室到地方官府与官员也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故屡禁难止。正、副使与书状官等对译官等的记录，往往是形象猥琐而能力低下的贪残之辈，这其中有个人偏见与推卸责任之嫌。但正是这些译官，在朝鲜王朝末期成为坚决主张改革的开化派，成为了旧时代的掘墓人和新时代的开创者。     

朝鲜使臣笔下的满族建筑——以《燕行录》为中心

《燕行录》是明清时期朝鲜使臣赴燕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总录。他们以"他者"的角度来审视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与进步,其中大量记述关于满族文化的文字。本文探讨了满族的建筑文化,具体包括满族的居室建筑、满族居室建筑的三大特点即口袋房、万字炕、烟囱立在地面上,满族的室内陈设。从中可以看出朝鲜使臣对满族建筑文化的肯定与学习的态度。     

“诸夏不如夷狄”?——从《燕行录》看李氏朝鲜的“华夷情结”

通过对《燕行录》的考察可见,明清易代后,朝鲜在“中国中心主义”的概念上主观地将“中华”与“满清”分离,在政治上视满清灭明为“夷狄攘中国”而继续认同前明旧制为正统；在文化上固守先王法服,视清国为“蛮貊之邦”而不无鄙夷.这其中既不乏遵奉正统的高傲正义感,又存对明亡的惋惜与对清兴的无奈,甚至还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略带矛盾的历史正义现.透过17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期朝鲜燕行使者在中国的游历观感,不难发现朝鲜精英在文化与政治认同上的矛盾、复杂心理.朝鲜政治归属上的失落加深了其在文化上对胡风满俗的成见,而文化上的鄙夷又导致了他们与满清“蛮貊政治”渐行渐远.     

“孟姜女故事研究”的生成与转向：顾颉刚的思路及困难

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建立了20世纪传说故事研究的范式。1924年《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与1927年的《孟姜女故事研究》，显示了其研究由生成到转向的过程。1927年后，“地域因素”成为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的重点，这一转向背后隐藏着观念的转变，传说之流传方式及文学审美给顾颉刚造成的困难使他的学术宏愿落了空。     

明代朝鲜使臣纪行诗中的蓬莱阁书写研究

蓬莱阁是“中国四大名楼”之一,耸立于山东半岛蓬莱丹崖山上。高丽朝使臣郑梦周路经登州首次登临并吟咏蓬莱阁,拉开了明代朝鲜使臣创作“蓬莱阁诗”的序幕,后世不少朝鲜朝使臣受其影响,他们结合自身特殊感受与生命体验,创作出诸多蓬莱阁纪行诗篇。朝鲜使臣笔下的蓬莱阁不只是一个实体性文学景观,也是一个具有多义性的象征系统,蓬莱阁成为一个用以抒发历史感慨,展现华夷观念,仰慕中华文化、表达思乡之情与结交友谊的历史与精神的地理空间。在“异域之眼”的注视与观察下,朝鲜使臣创作出不同于中国文人视角的“蓬莱阁诗”,极大丰富了蓬莱阁的人文内涵及多维形象,蓬莱阁也因此成为两国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明代中朝使臣往来研究

洪武初年,明朝皇帝朱元璋与高丽国王王颛互遣使臣,开始了两国使臣频繁往来。在明代,朝鲜派往中国使臣1252次,平均每年4.6次;中国派往朝鲜使臣153次,平均每年0.6次。使臣的相互往来,沟通着两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密切联系,有力地推动了两国关系发展,两国关系出现与明朝以前不同的特点:政治上联系愈加密切,形成了政治上的“一体化”;经济上,朝鲜对中国市场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对朝鲜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影响,成为朝鲜的主流文化。     

龚用卿《使朝鲜录》的史料价值

《使朝鲜录》是龚氏记录他作为正使出使朝鲜经过的一部日记 ,是明代较早的一部记载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使臣记录文献。该书比较完整地记载了明代中期中国使臣出使李氏朝鲜的各种礼仪 ,记录了明朝到朝鲜半岛之间陆路交通经过的重要馆驿地点 ,收入了与朝鲜官员、文人的唱和诗作。这些是我们了解研究明代中国与李氏朝鲜交往的第一手资料。本文对龚用卿《使朝鲜录》作简要介绍 ,对其史料价值作初步探讨。     

从“魔化”到“圣化”:朝鲜使臣金昌业眼中的康熙形象

清代中期是中朝关系较为密切的时期,朝鲜频繁派出使臣进行朝贡外交,擅长文学描写的使者也意外地描写了中国皇帝的形象,其中就包括金昌业笔下的康熙皇帝。在朝鲜朝燕行使臣金昌业眼里,清朝皇帝康熙不再是别人眼中那个“面貌丑陋”“举止轻浮”“行为放纵”“进退失据”的荒诞形象,而是一位“神气清明”“朴素节俭”而且“文武兼备”“励精图治”的理想形象,即康熙形象成为了略趋理想化的君主形象。金昌业在作品中以一个异国作家对康熙的理解和想象,置换了一个缺席的社会总体想象,从而显示了他自己所向往的一个虚构的空间,表现出了褒奖或针砭康熙的某些观念。     

江西广昌“孟戏”的文化阐释

孟姜女故事以传说、戏曲、歌谣、诗文等多种形式在我国广为流传,而其流传形式也因地而异、因时而变。江西省广昌县甘竹镇一带即流传着以孟姜女哭长城为题材的民间戏曲,俗称广昌孟戏。这一民间戏曲与当地宗族的祭祀活动及传统仪式习俗融为一体,相互渗透、相互黏合,体现了诞生于北方的孟姜女故事以民间戏曲的形式在这一特定区域内流传和演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通过传说的灵验故事,透过真实的场景和人物,外来的孟戏成为本族正统的族戏,这便是这一文化文本流传至今的原因所在。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对中国“燕行录”研究的历时性考察

中国的“燕行录”研究已经形成一门新的学科,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燕行录”研究主要包括文化价值研究、总体研究、作家作品研究、跨学科研究以及文献学研究五个方面;“燕行录”研究中,中、朝、韩的研究各有侧重,因此,今后需要进行系统的、带有具体问题意识的研究.此外,新的视角和方法的革新也非常迫切.     

“名分外交”的困境——以朝鲜仁祖时期“斥和”与“主和”论争为中心

仁祖上台后,一改光海君“两端外交”路线,重竖“对明义理论”的大旗。“丁卯之役”和“丙子之役”给朝鲜带来了空前灾难,也使朝鲜陷入了“名分外交”的困境。从对“缓祸论”的指责到围绕“斥和误国”的争议,朝鲜内部在“斥和”与“主和”问题上进行了长期争论。斥和派与主和派彼此对立,但其政治目标并无本质分歧。在内忧外患面前,朝鲜高举的“对明义理论”更强烈地内化为“救亡图存”的现实要求。通过这场论争,朝鲜进一步肯定了朱子学“名分论”、“义理论”在朝鲜社会历史观和道德观中的重要地位,这就为朝鲜战后尽快恢复统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同时,这场论争也使朝鲜统治者在反清问题上的态度更为谨慎。     

朝鲜文献与四库学研究

目前存世的朝鲜文献如《燕行录》、《李朝实录》、《朝鲜时代书目丛刊》等,收有不少关于清修《四库全书》的掌故。本文将这些材料搜检出来,从“补《四库全书》馆员的事迹”、“关于《四库全书》的编修”、“关于《四库全书》禁书”、“对《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评论”、“其他”等五个方面进行归纳分析,指出其对四库学研究的重要参考价值。     

释“传说”——兼探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

在殷墟甲骨文字中 ,保留了一些关于上古结绳记事的信息。对这些信息分析可知 ,在结绳记事的内部运作机制中 ,有专人负责结绳和记忆结绳中所记之内容 ,并将其不断地“传说”给他人 ;在该记忆者年老之后 ,还必须将自己所管理的结绳和结绳中所记录的内容“传说”给自己的继任人。这应是“传说”一词的原始义。这样的“传说”不仅并非“无可征信的传闻” ,而且还应具有“信史”的意义。     

朝鲜朝使臣眼中的满族人形象——以金昌业的《老稼斋燕行日记》为中心

18世纪上半叶,朝鲜朝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华夷观”的传统思维模式,客观地肯定了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受到这种朝鲜朝“社会总体想象”的影响,金昌业等朝鲜朝的燕行使臣就塑造出了“丑陋”、“悍麂”但又勇武过人的满族人形象.他们既描述了满族人怪异的体征,凶狠、顽劣的行为,更是凸现了满族人擅长骑射而生存、立国的文化特征.     

明代后期中朝关系的重要史实见证——李朝档案《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管窥

朝鲜李朝在中国保存下来的档案文书弥足珍贵。李朝《朝鲜迎接天使都监都厅仪轨》,是朝鲜为了迎接和接待明朝使臣,特设临时性专门机构都监都厅所遗的档案文书。这份朝鲜光海君朝两度接待明朝使臣的簿册档案,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起自明万历三十六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8—1609年,朝鲜宣祖四十一年至光海君元年),下部分自明万历四十八年至天启元年(1620—1621年,光海君十二年至十三年),为我们提供了中朝关系史实的第一手资料,大部分内容为《明实录》、《李朝实录》所未载,记录了当时中朝外交的历史真相,反映了明朝与后金关系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中朝关系的变化。     

民间文学史中的“误解”与“话语较量”——以孟姜女传说故事为例

孟姜女传说在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与民间传播中经历了数次被"误解"的过程,并在多次"话语较量"中不断地流传和变异,才奠定了目前的面貌格局."误解"是民间文学发展的导火索,"话语较量"则是原动力.民间文学在二者的合力中得到不断发展,最终是主导话语决定了其内容情节、发展面貌,情感酝酿和民众心理主宰了其最终走向与态势.     

“制倭”与“通贡”：嘉靖倭患时期的“宣谕日本”问题研究

嘉靖“大倭寇”发生后，明朝廷在抗倭同时也讨论了通过宣谕日本政府寻求协同禁倭的计划。但因考虑到“国体”问题，暂时予以搁置。之后胡宗宪等提出以“地方有司”名义宣谕的建议，被明廷采纳并相继派遣蒋洲、陈可愿等出使日本。同时也计划通过朝鲜进行转谕作为补充，但因朝鲜的婉拒及抗倭战争的暂时胜利也暂时予以放弃。随同蒋洲、陈可愿归国的不仅有王直部属，还有日本大友氏使团人员。明朝政府虽然诱捕了王直，但对大友氏使团却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并希望通过大友氏的转谕，能与“日本国王”重新展开“制倭”与“通贡”的交互协作。后来的唐顺之等人还曾有过通过朝鲜再次“招谕”的计划，但终因唐氏的突然离世而作罢。明朝对大友氏的“却贡”并非为了断绝与日本的交往关系，而是对合乎东亚传统“礼治”秩序的中、日关系的一种期待。丰臣秀吉在制定征明计划并发动侵略朝鲜战争时，将所谓“大友氏朝贡被拒”作为借口之一，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政治狡辩。     

唐宋“蕃坊”与“治外法权”

公元 7世纪初伊斯兰教创立 ,随后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建立和向外扩张 ,于是大批穆斯林作为使臣、商人、传教士来到中国 ,出现了许多“住唐”的“蕃客”和“胡商”。唐宋政府在广州等地穆斯林聚居区内建立“蕃坊” ,并在唐宋法律中制定了管理“化外人”的条例。有学者认为唐宋“蕃坊”享有“治外法权”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安寿吉“满洲”时期作品中的“他者”认识

伪满洲国朝鲜作家安寿吉的作品中存在着对于“民族”的思考与认识,其相关作品中的“他者”（即“满洲人”和“日本人”）叙事认识既是构成作家在“满洲”时期的现实认识的基础,也是朝鲜人在“满洲”探索生活方向的重要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