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变异——孟姜女传说流变考略

孟姜女传说从春秋时祀梁妻不受郊吊的故事原型到今天耳熟能详的孟姜女哭长城,其流变过程主要经历了不受郊吊到悲歌哀哭,悲歌哀哭到哭夫崩城,哭夫崩城到千里送寒衣的不同阶段。并且在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中完成了从简单交待事实到演化出一个完整民间传说的转变。这种转变则揭示出了不同时代文化中心的迁移决定了传说自身迁流的地域流变规律,历代时势风俗变迁决定了传说内容不断添加和日益丰富的流变规律,许多新传说都是为了解释已有传说的情节而生成的流变规律。     

民间文学史中的“误解”与“话语较量”——以孟姜女传说故事为例

孟姜女传说在两千余年的发展演变与民间传播中经历了数次被"误解"的过程,并在多次"话语较量"中不断地流传和变异,才奠定了目前的面貌格局."误解"是民间文学发展的导火索,"话语较量"则是原动力.民间文学在二者的合力中得到不断发展,最终是主导话语决定了其内容情节、发展面貌,情感酝酿和民众心理主宰了其最终走向与态势.     

明清时期长江流域的开垦及其生态影响——以安徽芦洲开垦为例

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农耕历史悠久,是我国重要的农业区之一。经过千百年的开垦,尤其是明清时期,长江流域已成为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区域,但过度的开垦也带来严重的生态问题。安徽沿江地区芦洲分布集中,明清时期,这一区域的芦洲不仅得到全面开垦,而且开垦规模较大。芦洲的开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并扩大了耕地面积,取得了明显的社会经济效益。但由于过度围垦,从而造成了江面变窄,江道面貌改变以及水生动植物资源遭到破坏,洪灾率次增加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

任何一个活态传说,在其实际生长的时空框架内的每一次变异,并非只是无意识的自然变化,很多时候有其现实的动机。在特定的文化圈之内,传说变异的动力系统对应着丰富的人群层次,这些层次交织错落,形成了某种结构性的动力机制,而其主导力量,即是当地松散的、非实体的、但又明确存在着的"民俗精英"群,这一群体可以随着时代、区域关系等范畴的变化而变化,它对于本地内部传说变异的作用可大可小,但从宏观上看,它引领着地方传说的变异方向。区域性、时代性与阶层性的解剖视角,以及"民俗精英"对于传说的主导作用,构成了传说动力学的主导模型。     

明清时期乡村的社会治安和社会秩序整治——以日用类书为中心

明清时期(明中叶以后)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新旧社会因素交替交织在一起,学术界过去称之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今有人称之中国市场经济萌芽期,也有学者称之为早期工业化或现代化因子萌发期,简言之是一个转型社会。保存在日用类书中的乡规民约是研究明清时期社会形态的珍贵资料,必须将它梳理、考释、有选择的引用。     

明清时期江南地方书院的发展及其影响研究——以嘉兴为例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书院鼎兴,嘉兴地处苏杭腹地,地方上的书院活动兴盛,虽不是最具代表性,但其发展过程是江南书院历史走向的一种缩影。嘉兴地方上书院的萌发、发展和成熟都不是江南书院中最早的,这与南宋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辐射密切相关,其集中萌发于宋代,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时期嘉兴地方书院仍是江南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经起落,其发展和历史走向经历了“抑制—扶持”的反复过程,究其成因可归结于“专制统治与人才培养”之间阶段性矛盾的一种调和机制,它是时代境遇下“专制与取才”矛盾调和物,其对地方上人文环境发展、对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忠”观念先秦演变考

“忠”这一观念产生于春秋初期,它首先是规范君主的政治伦理原则,它要求君主“忠于民”,具体表现就是要“思利民”,这是由当时的国家形态、原始民主传统所决定的。春秋中期以后,“忠”作为政治伦理原则,由要求君主“忠于民”演变为要求臣下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忠于君主,但忠于君主是依附于忠于社稷和公家之事的,而且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另一方面,“忠”演变为一般道德规范,要求君子也就是当时的贵族“考中度衷”,为人谋尽心无隐。“礼坏乐崩”的现实、新的君臣关系以及“士”阶层的迅速崛起决定了这一演变。战国时期,由于郡县制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新型君臣关系的出现,“忠”作为一般道德原则的一面被抛弃;作为政治伦理原则,则成了对臣下的绝对要求,这在实际政治领域和一些思想家如墨子、荀子、韩非子的学说中有着充分的反映。     

明清时期坊刻图书业经营之道探析——以运河区域为考察中心

明清时期运河区域的坊刻业主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经营之道。在刻印图书的选择方面,多以日常实用类图书如童蒙读物、应试之书、俗文学读物等社会需求量大且易赢利的图书作为首选。在坊刻内部运营的管理上,从宏观层面对刻坊精确定位,从微观层面严控图书的生产制作成本,以获取绩效的最大化。在坊刻图书营销网络的构建方面,积极占据本、外地图书市场,让书贩参与图书的售卖,运用书业广告等营销手段,增加图书的销量。这在确保坊刻行业丰厚利润的同时,使坊刻图书价格日趋相对低廉,其在社会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明清时期皖北地区灾害环境与社会变迁——以文武举士的变化为例

明清时期,是淮河流域环境负向变迁时期.受黄河南泛的影响,地处淮河中游的皖北地区自然灾害频仍,该地社会生活与习俗也由此发生相应变化.作为环境变迁的一种社会应对形式和手段,崇尚武功在皖北滋蔓并成为普遍风习.与明清以来皖北地区武功盛郁风习相对应的,则是文事的日渐衰微.本文从科举士入手,通过对皖北明、清两代文举与武举数量及其进士、举人结构的前后变化,对其社会变迁加以考察.研究表明:文举方面,清代皖北进士、举人数额较明代大为减少,高层人才萎缩,教育下滑,学人及其著述减少;武举方面,清初以来,皖北尚武之风颇炽,社会热衷于武举,武举人数因此猛增;学额与举士数额间的比较,则反映了皖北社会明清时期经历了一个从文到武的变化,清代尚武风习颇盛.     

明清史研究中“他者”文献的史料价值——以李朝文献所载清开国史料为例

中国古代历史尤其明清历史研究中仅靠中国文献解读中国问题,无疑显得偏颇,没有"他者"就无法认清"自我"。但是,时至今日的相关研究领域中,对"他者"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视程度是很不够的。清代官书对清开国史事的隐晦与塑造、李朝文献中对清官书隐晦史事的记录、李朝文献中清官书未载的开国史事,这些都是相关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资料来源和观照视角。然而,"他者"史料中李朝文献对研究明清史价值之所在,在之前的研究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重视和提炼。李朝文献中不仅保留大量明清时期中国史书所未载的史事,也提供了"他者"文献与中国文献相互比对的可能,从而为纠正以往完全以中国"自我"文献为中心研究明清史的范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明清时期“五经”卷中式现象的制度考察：原因与结果

明崇祯朝之“五经中式”现象在清初得到延续并呈增长态势。明清之际,“五经”卷的产生,源于知识界对空疏学风的反感,而试卷的设置为士子们提供了全作“五经”文的可能,士子的学识积累和书写速度也足以应付二十三题的回答。面对“五经”卷这种不合科举程式的行为,朝廷出于招揽人才的考虑,往往网开一面,破格录取,最终导致了对已有的科举程式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一事实表明,知识界和政府针对具体弊端所做的努力,其意义虽然比不上原创的制度设计,但却赋予了已有制度自我更新的活力。     

明清灾害与民间信仰的形成——以江南市镇为例

明清以来 ,江南水乡的天灾人祸在人们的信仰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首先 ,对历史上治水有功的杰出人物进行神化 ,或把佛道的观音、龙王等神区域化 ;其次 ,在神化华佗、药王的同时 ,妄用医巫到了变态的程度 ;复次 ,在战后的生活与生产中 ,重塑了保佑地方与自身生命财产安全的人与神。灾害 ,长期而直接地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 ,这种自然与社会的破坏性与不可抗拒性 ,以及生命在灾害面前的脆弱无奈与随机偶然 ,决定性地影响了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人们的意识与信仰     

明清时期湖北民众武当朝香习俗概观——以武当山现存碑刻为考察中心

武当山进香民俗兴起于宋代,到明代已成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风俗,清以后,武当山地位虽有下降,但民间仍盛行朝武当的习俗。从朝山规模和影响来看,湖北香客最为引人注目,构成了武当山香客的主要来源。湖北民众武当朝香的风俗持续时间长、分布区域广、香客多随香会组织出行;朝山之人以平民百姓为主,也有绅士、吏员的参与;进香的时间一年四季均有,以农闲时较多;各地朝山的频率不一,根据离武当山的远近,或三年一朝,或一年一朝。     

宁夏方志中的风物与传说——以宁夏“两山一河”风物传说为例

宁夏方志综合反映了宁夏的自然、社会、人文、习俗等实际状况,涉及面广,内容丰富,对后人了解本地区的社会历史、风土人情有着独特的作用。风物传说对于历史的记录更灵活,记录在广大劳动人民中。     

明清时期社会管理中官民的“自域”与“共域”

明清时期,基层社会管理相对呈现出有序状态,一方面官方和民间各自积极致力于自我领域(“自域”)内的社会管理,另一方面,二者又都积极谋求在共同参与管理的社会领域(“共域”)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尽管官民之间因为种种原因会出现矛盾和冲突,但因为“自域”和“共域”内都存在克服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机制,如民助官治,或民纠官弊,或官易民俗,导民向善,故在一定时期以及一些地区能够形成官民协调共治的景象。     

试论疑古史学对蒙文通的影响——以蒙文通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为例

蒙文通是疑古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古史专家。他的中国传说时代古史研究既与"疑古派"学分两途,同时二者间又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剖析蒙氏之学并参考"疑古派"以外学人的正面性评价,对于今天正确认识"古史辨派"疑古运动具有一定的表征意义。     

水资源社区自主管理的历史考察——以明清晋陕地区为例

面对严峻的水资源短缺和明清地方政府在水资源管理事务中的强力收缩,晋陕地区水资源呈现出社区自主管理的特点。以乡绅阶层为核心力量的民间水利组织,逐渐承担起水资源管理的任务。他们依靠一系列建立在用水惯例、传统伦理道德和国家水法基础上的水利规约,形成了和谐的用水秩序,保障了社区整体的用水安全,其管理成效具体体现在小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水利纠纷的妥善处理等方面。但是,受监督体制的缺失和狭隘的局部用水观念的影响,作为领导核心力量的乡绅阶层在水管理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腐败、渎职等问题,同时,农民阶层对水管理参与权的缺失,也使得这种自主管理的民主性是有限度的。     

“神”的历史足迹:宗喀巴神化传说的神话原型考

宗喀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因其在宗教上的卓越贡献而被称为"第二佛陀"。虽然宗喀巴从青年时期到圆寂,都是在西藏修行、完成宗教改革和著书立说,但在他出生地的丝路南线河湟段,流传许多对他神格化的民间传说。从神话的历史演进来看,上古时期是神话类型的发明期,历史时期是以上古神话为原型,对虚构人物或者历史人物进行神化的传播与传承期。考证宗喀巴神化传说中"神"走过的历史足迹,初民的原逻辑思维已经远去,多民族用上古神话原型不断介入地方历史,显现自己河湟段主人的身份。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明清时期地方土地数据统计机制研究——以河南诸县为中心的考察

明清时期的区域土地数据通常是由不同种类的土地数据折算得到的财税数据,定额赋税、土地生产力差异和级差地租等是制约县级政区调整纳税数据登记方式的决定性因素。辖区登记方式的调整既体现了原额赋税下,地方政府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互动过程,也体现了同级政区间不同登记制度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