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篇互文角度看原作与译作间的关系

本文试图用引文与正文间的互文参照关系做隐喻,来映射原文与译文的互文关系,从而进一步说明,原文各语言层面上的表达可视为激活译者的相关译语语篇储备的互文符号。宏观策略上,译者可根据翻译目的等相关翻译情境来决定如何使用原文;微观操作上,译者应不囿于语言表层的一一对应,而要增强语篇储备意识,并在翻译创作中积极地调动相关语篇储备。     

拉丁语词esse的语境化处理——西塞罗《图斯库兰讨论集》第1卷第6-7章解读

哲学文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决定了译者选用或创造什么样的译名.翻译哲学文本必须对原文的语词作语境化的处理.本文以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的<图斯库兰讨论集>中的部分章节为例来证明上述观点.唯有根据具体的语境理解哲学范畴的具体含义,方能选择正确的译名,从而达到对文本的正确理解和表达.     

非言语交际与功能对等翻译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非言语符号作为非言语交流方式,在人类交际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如何积极有效地处理非言语符号英汉互译的跨文化因素以及其功能对等问题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课题。本论文将从功能对等角度全面地探讨解决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非言语翻译问题,探讨译者如何合理地处理原文中的非言语符号信息,如何在译文中用言语描述出在原文文化中非言语符号所拥有的信息功能和所负载的文化涵义。     

论《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译者主体性差异

萧乾、文洁若的《尤利西斯》中译本和金陡的《尤利西斯》中译本是同时代产生的,也是目前国内最有影响的两个中译本,但这两个中译本在遣词造句、文体风格：和修辞手法等方面的翻译处理上,都呈现出了巨大差异和不同特点,充分反映了三位文学翻译家在具体的文学翻译实践中为接近原文、再现原著精神风貌的译者主体性意识。《尤利西斯》两中译本的显著差异表明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对原作者的态度、译者的翻译策略和译者的具体语言操纵等方面的主体性差异是决定两个中译本风格迥异的根本原因。     

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对《大卫·科波菲尔》两个中译本的对比研究

本文以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基础,通过对比不同时代David Copperfield的两个中译本,分析译者选用的翻译策略,探讨了译入语社会文化意识与小说翻译策略生成的关系.研究表明: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文化意识对文学翻译策略具有一定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小说译本是译者这一翻译主体在不同的文化意识规范制约下对原文的一种改写.     

纳博科夫翻译观中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阐释

纳博科夫认为翻译的唯一目标是语言之间信息的准确转换,并强调译文必须与原文在内容、语言形式、句子结构等方面保持高度一致。纳氏在其英俄、俄英译著中,尤其是《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英译作品中践行了逐字逐句直译的翻译准则。翻译行为的绝对忠实对译者而言是极其不易的,这既是翻译的限制性,也是翻译行为的根本问题。基于纳博科夫英俄文学翻译作品的文本材料,分析其翻译行为在词汇、音韵以及语法等方面的限制性。翻译行为的限制性与创造性这对二元对立因素,本不存在绝对的好与坏,但纳博科夫认为翻译行为不应带有译者的个人风格,亦不应是译者的创造性行为。纳博科夫肯定翻译限制性以及否定翻译创造性即是贯穿其翻译观的重要观点,纳氏的流亡背景以及"俄罗斯情节"则是其翻译观形成的根本原因。     

翻译中的攻略与补偿

正如GeorgeSteiner在他的《AfterBabel》所说,解释活动、诱发行为和适当的意思转换包括四个步骤:主动期望、进攻、合并和补偿。当译者进行翻译时,他们通常会对原文进行攻击和侵犯,打破原文和译文、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之间的平衡。但是翻译会给原文带来新的活力并对它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呢?如何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实现平衡呢?在本文中,作者将通过实例来回答这些问题。     

生物技术英语的特点及翻译策略

生物技术英语属于科技英语范畴,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语言叙述客观,表达准确。词法上,缩略词、专业词和多义词较多;句法上,常见有定义句、被动句和复杂句。上述诸项易造成翻译障碍,译者须结合专业知识,运用多种翻译策略,准确传递原文信息。     

生态翻译理论视阈下古诗英译解析——以《望月怀远》三个英译本为例

根据生态翻译理论的观点,译者在古诗英译中应从语言维、文化维、交际维三个层面对翻译生态做出适应性的选择和选择性的适应。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在语言层面上进行选择转换,还要使原文的文化内涵和交际意图得以实现。在此以《望月怀远》三个英译本为例,从生态翻译理论的＂三维＂转换角度出发,探讨该诗歌英译本的得与失,寻求最佳翻译。     

英汉互译中情态意义的建构

"情态"是跨语言普遍存在的语义范畴。英汉两种语言表达情态的语言资源和行文规范各不相同,在进行情态意义互译时,译者应适当调整情态的语言表达,运用灵活的翻译策略重构原文的情态意义,动态地实现情态表达的人际功能。     

《乔家大院》中请求言语的意象图式分析

请求言语行为是日常交际中常用的言语行为之一,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面子威胁行为。在不同的场合中,说话人为了达到请求目的和礼貌要求之间关系的协调一致,通常会采取不同的请求策略以保全对方的面子。《乔家大院》是一部讲述“商业奇才”乔致庸创业传奇的长篇小说,其中的人物对话较丰富,请求言语占较高比重,每一句请求言语都是作者精雕细琢的结果。意象图式作为隐喻识解的重要手段,对看似不相关请求模式背后一致的认知机制有一定的解释力。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对《乔家大院》中请求言语行为的意象图式进行分析,找出实施请求策略背后的动因,有助于读者在更深层次上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了解人物性格,更好地解读这部小说。     

翻译作品中信息背离原因探析

翻译必须忠实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译文背离原文的情况时有发生。本文从语言本身、译者的语言功底、译者的文化素养、译者的态度、委托人的要求和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叛逆等方面,论述了翻译作品中信息背离的原因。     

主体间性视阈下的译者元语篇意识构建

在主体间性理论视阈下,译者应如何在语篇翻译中构建元语篇意识这一问题很值得关注,因此,可以通过对主体间性理论和元语篇概念的阐释指出:由于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处于不同的交流层面上,在语篇翻译中,译者应建立元语篇意识,要能够通过原文中的元语篇手段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评价、鉴赏原文作者试图表达的思想和命题内容,并借助这些元语篇手段和方式,与译文读者对话,增强与读者的亲和力,达到主体间的视阈融合.     

感官隐喻的翻译浅探——以《红楼梦》两种英译本为例

作为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中的隐喻,其翻译和表达既需要从语言意义上来理解,更要从文化范畴来探究.《红楼梦》两个著名英译本——杨宪益夫妇与霍克斯（David Hawkes）的英译本中译者对感官隐喻的翻译处理表明：感官隐喻的翻译离不开文化的土壤——其翻译很大程度上基于译者的文化认知体验;这种体验重叠的程度决定了译者翻译策略的取舍.     

译者的定位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基于《阿Q正传》三个英译本的统计分析

文章通过自制小型翻译语料库,对<阿Q正传>中所有文化负载词及在三个英译本中翻译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包括2009年拉弗尔版,1990年莱尔版和1956年杨宪益戴乃迭版,指出在翻译目的指导下,译者对原文的定位、对时代的定位以及对读者的定位影响译者的文体和文化负载词翻译策略.     

同化或顺应:文学翻译中的认知图式过滤

当译者的已有图式足以转换新信息时,其认知图式过滤为同化;当其已有图式不足以转换新信息时,需要通过图式调节补充说明相关知识,建立新图式以完成信息转换,此认知图式过滤为顺应.同化与顺应,都是文学翻译中必经的认知图式转换过程,它取决于信息转换的需要与译者翻译的需要.理清这一关系有利于译者翻译策略的把握与译文质量的控制.     

论译者的情感介入

传统翻译理论以翻译是否忠实原文为评判翻译的准则,对译者的情感介入持否定态度,抹杀了译者情感因素的客观存在。从翻译准备阶段到翻译阶段,译者的情感因素应贯穿始终,倾注译者情感的翻译才是富有灵性的翻译。     

目的论视阈下的《萨迦格言》英译研究

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行为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而且是发生在一定语境下的有目的和有意图的行为,因而任何译作都会受到译者翻译目的的影响。翻译目的论的理论对研究萨班·贡嘎坚赞的《萨迦格言》的两个英译本有适用性,译者不同的翻译目的导致两个译本出现了诸多差异。将译本置于翻译目的论的视阈之下能够使读者更好地理解译本的优劣,不是单纯以译者采取的翻译方法来判断,而应该结合译者的翻译目的,着眼译文在译语情境中的预期功能和译者对文化传播的所做的贡献。     

陶渊明诗歌翻译的美学重构——以“饮酒（五）”为例

陶渊明诗歌是中国文学艺术中的瑰宝,翻译陶渊明诗歌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译者当尽量在译文中再现原文的美学价值。文章以汪榕培和方重对饮酒（五）的英译为例,讨论陶渊明诗歌翻译过程中形式和意境两个层面的关学重构。     

翻译中的语用等效问题研究

语用等效翻译的实质可以从语境和言语行为理论两个方面来论述。语境是言语交际所依赖的环境,话语的真正含义只有在语境中才能得以实现。言语行为分为言之发、示言外之力和收言后之果,其中示言外之力是言语行为的核心,传达言外之意是语用翻译的重要内容。具体运用英汉互译实例分析说明语用等效是指译文与原文的交际价值的对等,而非表达形式及方式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