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认知偏差与风险语境中的媒体

风险认知既取决于物理性一面,也取决于精神性的一面,后者往往作用力更大。风险认知能否客观、真实,受制于认知主体所具备的认知条件和认知能力。在信息"过载"和风险情境下,人的信息感知机理愈加复杂,不确定性加大,风险的认知难度也更大,容易产生认知偏差。复杂性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在几何级扩张的复杂性面前,人类的智性和理性捉襟见肘。作为社会系统的传播、沟通、整合机制,媒体是人类社会风险控制和复杂性管控的有效架构,以其专业化努力给复杂世界带来明确的描述和确定性。但是,在网络社会和风险语境中,媒体系统面临双重"复杂性",难以胜任风险认知和复杂性管理的重任。     

新时代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战略诉求、现实挑战与推进思路

新时代中国周边公共外交承担着增进周边国家公众对中国认知、理解和信任的重要任务,肩负着消除周边国家公众对华认知赤字、信任赤字和认同赤字的重要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公共外交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但中国周边公共外交顶层设计与能力建设的局限、周边国家政治社会环境的多变与民粹主义的抬头、亚洲地区治理的滞后与内部分化倾向的强化、大国地缘政治博弈和价值观博弈的加剧、西方媒体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歪曲抹黑也制约着新时代中国周边公共外交的效果。基于此,推进新时代中国周边公共外交需要构建政治支撑与资源保障体系、深化人文交流合作与地区人文治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与周边话语体系建设、强化公众间交流交往与沟通互动、建立舆论危机预警与控制机制。     

基于认知视角的马航失联事件危机响应研究

有别于以往危机响应以传统管理理论为依托,本文从认知视角对公众的危机认知作用机理进行了探讨,并结合危机情境沟通理论对危机响应的一般模式进行了重塑。以此为基础,通过对马航失联事件的案例探讨验证了公众认知在危机响应中的重要地位,并指出马航在危机响应中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     

我国公共危机教育的现状及其对策

对公众的安全教育不够重视,公众安全知识不普及,公共危机意识较薄弱;公共危机教育体系不完善;公共危机教育内容陈旧,无法适应现实的需要;缺乏应对公共危机的技能培训。充分重视危机意识教育,提高公众的危机意识;加强危机应对的知识和技能教育;完善公共危机教育体系,构建和谐、科学、完整的公共危机教育体系。     

基于突发事件受众个体视角的危机决策研究

我国目前正处于突发事件的多发期,突发事件的频频发生对身临其境的受众个体心理与行为决策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危机决策与常规决策有着不同的特征,危机情境中的受众心理与认知偏差对行为决策起着重要的作用,危机决策的优化有着多条途径,但都必须基于对危机决策赖以成立的前提因素的正确认识.     

浅淡领导者与企业的危机意识

企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危机相随,企业的成功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不断克服危机、排除危机的过程,企业的失败往往就是企业领导者缺乏危机意识,无法战胜危机的结果。企业领导者的观念意识和综合素质、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文化、战略规划、创新意识是决定危机意识强弱的关键因素。企业面临的危机大致有政治、法制、经济、社会、政策、产业、行业竞争危机等,企业领导者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危机虽然无法预见、无处不在,但成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危机价值辩证

作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客体反主体性效应 ,危机对人而言既是一种危险与威胁 ,同时又蕴涵着机遇和机会。与这种二重性特征相一致 ,危机的效应与价值也具有两面性 :一方面 ,危机的存在迫使人们确立危机意识 ,自觉改进主体行为 ,从而增添反向动力 ;另一方面 ,危机的生成会设置精神障碍 ,强化前进的阻力 ,由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辩证地认识危机的价值 ,是现实地克服危机的思想前提。     

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创新的思考

风险社会理论重塑着人类的风险意识与危机应对观念,如果说危机意识有助于我们防患于未然,但风险的潜在性与不可避免性,风险与危机的不可控性与紧急性,让我们在突发的危机到来时,不能不直面风险与危机。我国现行危机管理机制刚刚起步,公共危机的突发性、紧急性与危害性,决定了在危机爆发之后,公共危机管理中应急协调机制的健全是应急处理阶段的关键环节与核心所在。而现行危机管理应急机制的健全既包括应急管理机构设置,也应包含应急机制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政府“应急协调”专业化能力的增强是有效发挥应急机制功能的重要途径。     

危机决策中领导认知心理的障碍误区及其优化途径

危机事件的频频发生对领导的危机决策能力提出了挑战.在危机决策中,领导的认知模式、风险承受能力、认知策略和认知水平差异对危机决策起关键作用,从众心理、顾虑心理、侥幸心理和悲观心理等消极认知心理构成了危机决策的主要认知障碍.本文据此提出了优化领导认知心理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浅谈领导者与企业的危机意识

企业自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危机相随，企业的成功就是企业的领导者不断克服危机、排除危机的过程．企业的失败往往就是企业领导者缺乏危机意识，无法战胜危机的结果。企业领导者的观念意识和综合素质、法人治理结构、企业文化、战略规划、创新意识是决定危机意识强弱的关键因素。企业面临的危机大致有政治、法制、经济、社会、政策、产业、行业竞争危机等，企业领导者必须强化危机意识，具备应对危机的能力。危机虽然无法预见、无处不在，但成功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的信息生产与媒体机制——以大数据时代的认识论转换为视角

大数据时代出现了一种认识论转换,即从基于因果性法则的认识论,转向更强调数据与数据之关联性与交互关系的认识论。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公众透过便捷的信息通讯工具,生产与传播了大量信息数据。其中既有有利于救援与防疫的数据流通,也出现了因信息过载而带来的风险与危机;诸多新媒体与自媒体在未受专业把关的情况下所生产的信息,加重了信息风险与恐慌情绪。这些现象是大数据时代的信息生产与传播表现,更是其认识论表现。以此为视角,可以解释公众与新媒体因生产单个信息数据、忽视深层的因果性而导致的信息风险,或谣言是大数据时代的认识论的必然后果;不过,面对重大疫情,基于这种认识论转换,结合现实案例还能开启对信息传播与媒体机制的反思,并为公共卫生沟通提供某些改进方案。     

浅析公共危机意识与教育的政府引导与规范——基于北京居民的调查分析

危机意识的树立对于减轻危机的危害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危机教育应在危机管理的框架下进行。根据对北京居民的调查走访与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北京居民普遍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必要的应对危机的知识,应对危机的能力有待提高。因此,政府应提高危机应对能力,建立全社会的危机应对联动机制。政府应有重点、多层次地开展公共危机教育:注重公共危机的学校教育,重视专业培训和演练,让社区成为危机应对最基层、最可靠、最核心的堡垒,成为有效提升危机意识和应对能力的教育基地;同时,保险可以作为公民用来提高自身风险抵抗能力的方式之一。全过程中政府引导与规范是关键,应形成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为支撑,以社区教育、媒体教育为辅助的完善的危机教育体系。     

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与建构——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

现代风险的特点之一就是"主观建构性"。从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所暴露出的问题来看,食品安全风险兼具客观实在性和主观建构性的综合特征,大多属于一种复合性风险。基于三城市公众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状况调查的分析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存在着主观建构因素和人为放大效应,对多重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既存在着一致性也存在着分化性特征,对食品安全责任归咎存在着加重政府责任而相对弱化个人和企业责任的现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感知特点和建构特性将使食品安全风险规制既面临极大挑战也面临创新机遇。政府应在科学全面地把握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感知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引导公众养成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同时弱化风险的人为建构和放大效应。     

循例而鉴：突发事件危机沟通中的“镜鉴效应”

危机沟通是政府与民众双向互动的过程。既有研究多从“信息输出端”分析沟通过程,对“信息接收端”的研究相对较少。对民众主体性建构过程的分析,是完整理解危机沟通特别是认知偏差的重要视角。本研究引入“结构-过程”分析范式,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大数据分析发现：突发事件的危机沟通中存在典型的“镜鉴效应”,民众因循往例开展事件比较,建构个体认知并进行情绪表达。在既往事件“固化效应、标杆效应和首因效应”的作用下,人们会形成对当下事件的“从严责任判定、从重情境界定、从速处置预期”。“镜鉴效应”的产生是政民互动的焦点偏移、网民情感的固化认知、社会情境的传播放大共同作用的结果。面对新时期的新问题,政府要提升自身公信力和回应性,有效回应民众的差异化诉求,实现基于不同危机场景的“适应性治理”。     

企业声誉在产品伤害危机中的效用分析与管理启示

企业声誉是产品伤害危机中影响危机破坏力的重要因素。本文从产品伤害危机生命周期的视角,分别分析了企业声誉在潜伏期、爆发期、持续期、痊愈期及危机演变过程中发挥的保护效用和破坏效用,提出企业应当重视危机管理能力与企业声誉的匹配性,危机防范比危机应对与修复更重要;企业应在危机演变过程中以公众认知为基础,不断调整和选择恰当的应对策略,充分利用媒体的信息扩散效应,发挥企业声誉的正效用而规避负效用。     

从"广州事件"看信息时代的集群行为

从广州事件来看,信息时代使集群行为有了新的基础和特点,即风险的泛化与不确定性;亲密关系与信任关系的变革;信息冲击下的有限理性;信息的双面性与信息传递的反控制性.因此,对它的防范与调控应该做到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明确大众媒体的权利与责任;有效应对网络信息;加强公民风险与危机意识教育;提高信息个性化时代公众的信息认知能力.     

危机事件中城市形象传播困境与策略优化

如何在危机事件处置中加强舆论引导，并针对在危机事件发生和处置过程中产生的各种问题及其负面评价，优化危机处置流程和传播治理策略，是城市形象传播中的关键一环。城市形象的传播深嵌于危机事件处置的全过程，表现出坏事与批评同步、解释与质疑共存、纠错与问责合力、诉求与公开互济、现实与历史联动的特征。城市危机处置的过程是影响其形象认知的关键，危机事件中的城市形象传播面临着建构力不强、说服力不够、评价力不一、表现力不足和支持力不稳五个方面的困境。在不断提升城市应急管理能力的同时，需要以有效行动为事实基础，以城市精神为价值导引，从着眼大势、着手难事、着重担当、着力服务、着想共情五个相互联系的方面，优化危机事件中城市形象的传播策略。     

“失声的主角”：新冠疫情下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逻辑与风险应对策略

中老年人群因具有高疾病易感性和严重性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重点人群,但理解中老年人群作为主体的防疫行为逻辑及其风险应对策略的研究却是"缺失的"。通过对35位不同背景的中老年人的深度访谈发现,中老年人的风险感知在多重媒介信息深度嵌入生活后得以强化。中老年人的风险判断依赖于一些观念里的重要信号,而防疫行为的采纳是一场与他们以往的一些思维习惯和行为惯性的博弈。代际健康劝服在家庭共同体的背景下充满着权力层面的张力和形式上的妥协。熟人社会的逻辑浸透到风险感知与应对中,中老年人的防疫行为也嵌套在家庭层面的拜年过程中。中老年人在防疫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和应对策略能启示针对中老年人的健康传播干预,为中国特色健康传播理论路径的发展做铺垫,并有助于促进我国健康老龄化目标的实现。     

风险感知:转基因食品的负面性——基于长春市城市居民食品安全意识的调查分析

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是由转基因技术的不确定性而形成的一种新风险,体现了科技的"双刃剑"效应:既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又具有不确定的副作用。基于长春市城市居民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公众倾向于认为转基因食品对个人影响比较大、社会后果较严重、风险显现时间较长、比较可怕、比较担忧、大部分可以认识到、大部分可以控制、较不能接受。可见,公众基本上将转基因食品视为一种对其健康构成损害的食品安全风险,表明公众对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主要是一种负面性认识,并且已经放大了风险的实际后果。此外,从公众选择"不清楚"的比例分布看,有很多公众对转基因食品存在模糊认识。针对公众的负面性认识和模糊认识,一方面要对转基因技术试验与应用推广保持审慎的态度,严格区分和规范管理;另一方面要及时、客观、公正地向公众传达转基因食品安全风险信息,引导公众树立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     

新媒体背景下政府危机传播的新策略

在诸多公共危机事件中,新媒体为公众提供了"发声"的平台,为民间话语和官方话语之间的博弈提供了可能.而借助于新媒体,公众正成为传播格局中正在崛起的新生力量.公众在危机传播中主体地位的确立打破了传统媒体的信息垄断,弱化了政府对社会信息的控制力.政府要积极与公众进行互动对话和权力分享,使民间力量充分、全面地参与到危机传播中,在双重话语空间的冲突与调和中尽可能地掌控话语权的"制高点",从而在危机舆情收集、危机舆论引导和危机决策中与公众进行沟通与协商,最后化解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