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ntion and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s Doctrine of “Uni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文章着重讨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所包含的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道德行动中,意向与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通过逐一分析王阳明的相关论述:好恶属行,念动是知亦是行,意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我们发现,在意向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的理解已经涉及作为行动的意向、作为善良意志的意向这些层面.前者有将有意识的行动与用以行动的意向融合的倾向,后者则注意到意向与意欲或意愿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在使用“意”这个名词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不同面向,在其论述中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王阳明的思路是:假设人都有行善的善良意愿,从而使得行善就变成听从或顺应自己内心召唤的简单之事,对于当代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的相关讨论不无启发,也许行动的最终源泉既不是理性计算,也不是感性冲动,而在于行动者固有的美德.     

科幻电影作为哲学“思想实验”——脑机接口与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追问

无论是理论视域的介入还是实践层面的考察,有关主体身份的伦理观照是始终伴随的必然命题。面对“人之为人目的”的伦理主体隐忧,脑机接口技术的出场则导向为一种“人之主体是否渐次剥离”的伦理警惕。尽管脑机接口技术现实性的应用伴随着“超人类主义”向“后人类主义”过渡的人类增强或医疗目的的功能性特质,然而其对主体身份伦理问题的探赜却停留在当下性的问询之中。与此同时,科幻电影则以富有未来性关怀的想象力建构了超越性、整体性、前瞻性的伦理困境场。尤其是通过科幻未来影像故事的假定性生成将脑机接口技术对人之主体身份的影响渐次呈现,进一步彰显了脑机互联如何生发人类异化的悲戚可能。同时,在脑机接口和人性弥散与消退的哲学思考中,阐释了人之知情同意权被捆绑后的技术宰治身体与数字永生生命等主体身份的伦理困厄。     

严复对“意”的诠译

“意”概念是中国哲学中非常重要的词语之一。区别于古典时代,严复以诠译方式对“意”概念的哲学内涵做了新阐发。其中涉及三方面内容：一是在意我关系上强调“意”为心之主,并借此以“积意成我”的思想对“万物皆备于我”进行新阐发;二是针对意之运行过程,严复分别考察了觉、感、情、思、志之间的关系,描述了一个复杂多元的意识活动过程;三是对意志与行为关系问题进行分析,指明人之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合。志为行动之开展提供意义与方法,而事意味着行动得以开展的客观要素,完整的行动过程是志与事之统一。严复对“意”的诠译激活了中国传统中“意”的概念,同时为中西哲学之融通提供了新的可能。     

重评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长期以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似乎因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观点而遭到否定和抛弃。这在理论上是极其片面的,实践上也是无所补益的。本文试对“知行合一”说作个重评,以就教于哲学界同仁。     

王守仁“知行合一”说新探

王守仁是我国明代著名的哲学家。在他的著作中,有关知行关系问题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他的这一学说曾在我国哲学史上独树一帜,影响深远,占有很突出的地位。如何分析和评价“知行合一”说,的确是我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王守仁的哲学思想,从总体上看,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无须疑问,但能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知行合一”说呢?我认为是不能的。在哲学史研究中,绝对的肯定和绝对的否定都是错误的。在王守仁的“知行合一”说中,到底哪些是其精华,哪些是其糟粕,它在人类认识发展史上起过什么样的作用,等等,这些问题是值得我们进一步认真探讨的。我想就此谈点粗略的见解。一知行关系问题,是我国古代哲学中认识论方面的一个重要问题,它所要解决的乃是人们的认识、知识和人们的行动之间的关系问题。自春秋时期的伪《尚书·说命》第一次把知行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了“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命题之后,对我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知行关系问题成为哲学战线上激烈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相继形成了一些较为系统的学说,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两宋时期程颐、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和明代王守仁     

试论习近平“底线思维”的哲学方法论意蕴

“底线思维”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全面深化改革这一新的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一种新的中国思维范式和文化范式。相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观点与方法而言,“底线思维”是具体方法,它对正确认识、正确处理和解决当前全面深化改革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等,实现向“成绩”方面、向“好”的方面的转化,有具体应用的方法论意蕴。     

习近平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的深刻内涵、理论贡献和实践路径

“知行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重要命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知行合一”在新时代的重要价值,将传统知行观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赋予“知行合一”以新时代真“知”、真“行”、真“合”、真“一”的新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知行合一”重要论述,继承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理论,创新转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丰富发展了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关于知和行关系的相关论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要继续坚持知行合一,用科学的理论指引知行合一,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互动中推动知行合一,用自我革命保证知行合一,用人民至上标准检验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下“双碳”目标的哲学基础、生态蕴意与实践推进

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增多、生态系统退化等生态环境问题引起了广泛关注。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诱因是人类不合理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的高碳排放。改善气候危机,关键在于革新经济社会发展方式,探求新的生态实践。“双碳”目标基于马克思唯物主义深厚哲学基础之上,能够重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蕴含着生态效用观、生态制度观、生态创新观、生态消费观、生态法治观五大维度的生态实践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实现过程中,要将生态实践智慧内化为政府、企业、公众等实践主体的现实力量,在实践向度上实现“知行合一”。     

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格局及其学术体系构建

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就是思想性的历史,哲学史就是历史性的思想。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最重要的路径之一就是研究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其发展的历史阶段及其逻辑进程、所形成的思想格局以及思想图谱、所呈现的基本内容及其规律等作出全方位的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以来“化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彻底实现了“中国化”,即确立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地位,并整体性地呈现出“一体多样”的思想格局。总体上看,这一思想格局具体经历了三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即从“一体一样”到“一体多样”再到“多样一体”的历史阶段。这一思想格局的形成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实现了“再度青春化”,焕发了青春活力。面向未来,构建“多样一体”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重在凸显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性”和“主体性”,以梳理百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为着眼点,研究“一体”与“多样”的辩证关系,聚焦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历史进程中遭遇到的重大现实问题等,并在上述问题的反思中赋予既有哲学学术体系以新的时代内涵、思想内涵、文明内涵,继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思想智慧。     

列维纳斯与故事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写作中,很少使用例子和故事,这是不是对他异性的一种缩减,从而与他对他异性的倡导背道而驰？因为故事或文学,比起哲学论述更加多义,更加他异,也更能表现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叙事这一视角,提供了一条重新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路径,涉及其思想中“言说”与“所说”的关系,以及言说的“述行”等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对“故事”抱有怀疑;另一方面,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含的“叙事”,以及后期对于这种“叙事”的刻意消解。通过对故事、寓言与现代寓言之间的辨析,可以发现一种列维纳斯哲学与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以及《塔木德》解经之间共通的可能性。对于哲学与叙事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伦理地阅读列维纳斯”这一问题。     

全球化的"哲学"意义

全球化已经深入到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在此大环境下哲学也面临新的课题。基于此,本刊刊发“哲学与全球化”为栏目的5篇文章,这是2006年11月26日~2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日本哲学会主办、浙江树人大学东亚研究所承办的题为“21世纪的哲学课题———从东西问题与视点出发”的中日哲学论坛上的交流论文。这组文章分别从“全球化的‘哲学’意义”、“全球化时代的空间论课题”、“全球化与共生思想”、“全球化与哲学的可能性”、“实践、文化与全球化———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到《共产党宣言》”等不同角度,探讨全球化与哲学的关系。开首篇为鹿島教授关于全球化对哲学的影响以及哲学的自我反省两个方面的论述,认为既要使哲学成为大众的哲学,也要从“哲学”的原本意义出发拓宽其内涵。这组文章观点鲜明,思路清晰,侧重点不同,对哲学教学与理论研究有较好的参考价值。     

理论确证的类比模型解释

理论确证是科学哲学主要讨论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传统的归纳和演绎解释框架中,这一问题并未得到 彻底解决,它的两种解决策略都有难以克服的“确证悖论”。而从新的角度给予理论确证以比较完善的解释是一种 策略,类比模型为这一策略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可行的方案。     

“言意之辨”的形式上学意义和中西哲学的分流与会通

从现代哲学的视阈来看,以人的生命活动为基点,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既是哲学的本质性的内在问题,也是哲学作为学科存在和发展的内在根据和动力机制。而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不仅涉及到人与自我、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而且涉及到事实与价值、科学与人文、现象性生活与超越性理想的关系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和回答,正形成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西方哲学和以主体、语言和存在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中国哲学,并决定了各自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和天命,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和规律。西方哲学在上千年的发展中所经历的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学”的转向和“本体论”哲学的“瓦解”与“形而上学”的“终结”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和危机,既是对西方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解构和颠覆,也是对中国哲学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非同一性”理论和方法的肯定与回归。隐藏在“现象学”和“语言学转向”背后的真实蕴涵和哲学精神,则不仅为中国哲学的原创性和现代性提供了最好的论证,而且也为中西方哲学的会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中医学的网络性思维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努力提高对中医哲学重要价值的认识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脑机智能哲学与意识问题

脑机智能是通过脑机接口实现的结合生物脑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智能系统。该系统捕捉人脑的神经活动信号,并由人工智能进行解码,以控制仿生肢体、生成语音或执行其他操作。同时,人工智能根据生物的状态、环境、任务和需求生成对生物身体与大脑的刺激,旨在恢复或增强知觉、行为和情感。然而,当前的脑机智能虽然能够实现一些基本功能,但尚未实现真正可靠的意识体验,也未能帮助主体获得完整的自主感和能动感。在考虑橡胶手错觉、幻肢体验等意识错觉、神经可塑性的科学原理以及延展性的心灵与意识的哲学洞见的基础上,脑机智能能够实现可靠的意识体验和自主感。此外,采用多模态控制信号和反馈,以及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控制和反馈,能够使脑机智能在功能上更加强大,并且能够提供更真实的意识体验和更强烈的自主感和能动感。     

中医学生命模型的特征和意义

任继愈认为,中医哲学的科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自然哲学和科学哲学丰富了中国哲学的内涵;二是通过其基本概念和范畴、特有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为全面把握中国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刘长林探讨了中医哲学的“元”创性问题,认为中医哲学的认识论从主客相融一体出发,所把握的是事物自然整体层面的规律。运用这些规律可以避免西方科学技术的缺失,并有望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张其成将中医学的生命模型概括为“气—阴阳—五行”模型,认为这一关系性思维模式有助于揭示生命的整体性、动态性、开放性、自相似性、自组织性的本质。萧汉明指出,中医学的思维是一种网络型思维,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思维原理,可以解决在宏观调节与总体把握复杂矛盾系统时遭遇到的困扰,进而有助于促进当代哲学的发展。     

反思与自我设定——论费希特早期知识学的基本动机与进路

费希特的哲学始于对康德思想的批判性考察,他早期知识学原理的动机与目的最终表现为从“事实行动”的概念入手提出知识学的首要任务和基本思路。康德与费希特对反思问题的处理大相径庭,费希特正是在康德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哲学的基本看法,提供了研究的切入点。费希特在《全部知识学的基础》中提出的基本原理是一项重大贡献,它为重新理解反思方法并将之运用于自我设定问题的思考提供了新的方向。但对今天的哲学研究来说,这些论证需要通过重构才能更清晰地显示出其特点。     

论中国现代作家的政治伦理情结

朱光潜先生说:“中国人是一个最讲实际、最从世俗考虑问题的民族。他们不大进行抽象的思辨,也不想去费力解决那些和现实生活好象没有什么明显的直接关系的终极问题。对他们来说,哲学就是伦理学,也仅仅是伦理学。”的确,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就是说,中国哲学不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作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来研究,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人伦情感的整体来体验;主张知行合一,不注重提高知识的水平;把求真与求善混合起来,使求真成为趋善的手段。其结果,不注重探索自然规律,只注重践履人际关系、道德伦理,进而实现某种政治理想。中国哲学的伦理化特征,制约和规定着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和发展方向,使人们只注重趋“善”,不注重求“真”;只注重思考人伦关系、道德原则,不注重超验性思辨。这就形成了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文化心理机制。西方人注重思辨理性,致力于对事     

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维度与马克思哲学观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有没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具有独立的哲学维度？这并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澄清马克思所实现的哲学观变革,是理解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维度的关键点。马克思以一种“反哲学”的立场摒弃了以往哲学所具有的“从原则出发”、“包罗万象”、“作为科学的科学”的性质,仅仅赋予哲学以“世界观”的意义,从而实现了哲学观的变革。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新世界观,它为人们提供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法。在“世界观”的意义上,我们今天仍然可以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但要防止向旧哲学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