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核准追诉制度的完善

核准追诉程序启动权在公安机关，核准决定权在最高检。基层检察机关面对核准追诉事实证据条件、追诉必要性条件法律规定较为原则、被害方强烈要求追诉等压力，如何能动履职存在诸多现实困难。应当从能动贯彻“不追诉为原则，追诉为例外”要求、能动引导被害方回归理性诉求、进一步健全完善核准追诉制度相关立法、明确核准追诉条件、明确“逃避侦查”和“立案”的含义、健全公检之间配合协作、监督制约工作流程等方面着手，破解核准追诉目前存在的难题。     

论《SPS协定》中的科学证据原则

科学证据原则是《SPS协定》的核心原则之一。分析科学证据原则的核心条款第2.2条和例外条款第5.7条是认识该原则的关键。在法律条款的适用上,应区分事实属性与法律适用两种情况,遵循先具体条款再原则条款的适用模式。争端解决机构对荷尔蒙案、鲑鱼案和品种测试案的裁决为理解这一原则提供了实践依据。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备而不用条款的范式分析与实现路径——以年龄重构条款为切入点

年龄重构条款反映出“备而不用”条款的典型特征。“备而不用”条款以“不用”为原则、以“审慎适用”为例外，重点在“备”的前提下，兼具立法上的象征性要素和司法的适用限度双重特性外，还具备防止刑法功能主义异化为刑法工具主义的功能，以及合乎正当目的及比例原则的合宪性价值。对年龄重构条款代表的正向条款和袭警罪、危险驾驶罪代表的反向条款分析显示，因限缩解释不足和司法适用过度会产生司法极化现象。故而，“备而不用”条款的总体适用标准，是将司法适用原则、预防性裁量权控制和诉讼程序实施机制三个方面糅合。作为“备而不用”具体条款的改进策略，年龄重构条款应以刑法功能和需罚性理论为基础，实体层面就法教义学角度限缩解释，程序规则构建中从严把握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这一必经程序。     

犯罪追诉时效制度新旧刑法规定的比较与适用

1979年刑法和1997年修订后刑法关于追诉时效制度都规定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追诉时效具体期限的规定;二是关于追诉时效适用上的规定。对于前一个问题即追诉时效的期限问题,新、旧刑法规定是一致的,且具体明确,在实践中没有争议。但是对于第二个问题即追诉时效的适用问题,新旧刑法却在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的规定上有所不同。实践中争议也较多。为了便于实践中准确适用法律,有必要对新旧刑法规定的不同之处加以比较探讨。首先,准确理解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关于不受追诉时效限制的情形、即第88条的规定:“在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     

欺诈例外条款在英美法系信用证实践中的运用比较

2005年1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较好地解决了信用证纠纷的法律适用及纠纷认定标准等问题,也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信用证诈骗所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讨论。在英美法系国家,尽管欺诈例外规则作为信用证的独立性的例外条款得到了普遍认可,但由于其本身与信用证交易基本原则存在矛盾,因此在实践中未能发挥良好的功用。从理论上讲,美国在1995年《统一商法典》第5条中确立的实质性欺诈标准与英国在UnitedCityMerchants一案中确立的受益人欺诈意图标准相比,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而近年来英国法庭在信用证诈骗案件审理中,将银行的地位明确为欺诈例外条款适用的考虑因素之一,也可能给欺诈例外条款的适用扫清一定的障碍。     

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合宪性探析

宪法被奉为“法律的法律”,普通法律应合乎宪法,依据宪法而定,以树立宪法的最高权威,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经之路。但是刑事诉讼法个别条款的规定却违背了宪法的原则及其精神。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而刑事诉讼法第七条却规定公检法机关要互相配合;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而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却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     

论我国刑法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

法条竞合是刑法制定和运用过程中的常见现象,正确地适用法条竞合原则对于定罪量刑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国刑法理论通说中法条竞合的适用原则是以特殊法优于一般法为原则,以重法优于轻法为例外。但从我国法律的条文规定出发进行研究,重法优于轻法应当是我国刑法法条竞合适用原则的基本原则。     

刑事被追诉人涉案财物保障机制探究

结合《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财产权不仅是人权中的六大基本权利之一,也是公民生存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各国宪法都很重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条明确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由此说明我国公安司法机关有保障被追诉人财产权免受非法侵害的义务。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障有较详细的规定,但历来受“重权力,轻权利”“重定罪量刑,轻财产保护”观念的影响,诸多规定界定不清或极不完善。具体包括涉案财物的认定标准不统一、对物强制性措施的随意性较大,部分规定过于原则与保守,可操作性不强,而且处置程序缺乏公开透明,涉案财物的保管主体也不适格等,导致学界与实务部门争议颇多,认为被追诉人的财产性权益处于极不利境地。若不对此加以进一步完善,不仅使人们在案件中难以感受到公平正义,而且会影响到国家刑罚权的实现。为此,有必要进一步对被追诉人的财产权保障问题予以探讨。     

关于公平责任的性质及适用

公平责任原则并不是《侵权责任法》规定的归责原则,公平责任仅是适用过错归责原则中的一种特殊情况,是损害赔偿责任或者损失分担的特殊规则。公平责任的适用应有法律规定。《侵权责任法》第31条、第33条、第87条是适用公平责任的具体规定。第32条第2款也可看做是公平责任的具体规定,但不是第24条规定的具体运用。没有法律规定,不能以双方都没有过错为由而适用公平责任。     

一事不再理原则与我国刑事程序改革研究

由于审判的贬黜功能 ,审判不应多次重复。禁止双重危险与一事不再理在两大法系中为克服重复追诉提供了理论支持 ,但它们在理论基础、不同“事”的时间区分点、同一性的判断标准及例外等方面差别甚大。我国目前不具备引入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的条件 ,应在吸收两者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对一事不再理原则作出新的解释。在我国实施一事不再理原则 ,应废除检察院对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事实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可以重新起诉的规定 ;并应对再审程序进行改革     

论WTO基本原则例外条款与我国的市场对策

由于对WTO规则缺乏全面了解 ,理论界连年忽视对WTO基本原则例外条款的探究 ,使人们误以为“入世”必须立即、完全与WTO基本原则全面“接轨” ,从而导致某些领域片面提高了对WTO基本原则的适用水平。本文试图通过对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国民待遇原则、取消数量限制原则等的例外条款的评析 ,澄清这一认识 ,并对“入世”后我国市场对策维护国家利益之规避作出探讨。     

不动产物权变动规则例外研究

不动产物权变动以登记为原则,但是<物权法>第9条有"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的例外规则设计.该例外规则具体包括哪些情形,法律为什么规定这些例外规则,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如何把握这些例外规则的法律适用.论文结合上述问题分析不动产物权变动中不以登记为要件的具体情形,并就原因及具体司法实践中的注意事项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浅析审前羁押

随着经济的发展,一系列社会问题的背后反映的是深刻的法律弊端。尤其在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出现了许多侵犯嫌疑人基本人权的情况,拘传、监视居住异化为变相羁押,羁押已成为原则而非例外的适用。为了保障受刑事追诉者在刑事诉讼中的基本人权,抑制国家权力的行使。本文就审前羁押所产生的影响和弊端及我国在审前羁押上采取的态度,针对现存审前羁押中的缺陷找出根源并探寻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     

论我国刑法上的法律类推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可以认     

论《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默示排除——以法律选择条款为视角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6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可排除公约的适用,但该条款未明确公约的排除方式,因而法律选择条款是否能默示排除公约适用,学界对此分歧明显。公约默示排除存在适用的可能性,但双方当事人默示排除本公约的意图必须是明确和真实的。基于此,双方当事人笼统选择缔约国法律、选择非缔约国法律或选择缔约国具体部门法的法律效果有所不同。法院或仲裁庭应通过公约第8条的解释规则,判断当事人默示排除公约意图是否明确,以期实现法律的可预见性。     

揭开公司面纱规则的法律属性——兼议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

我国公司立法者在公司法总则第二十条第三款中对揭开公司面纱规则成文法化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是公司法的这种规定,脱离了揭开公司面纱规则自身的法律属性,难以达到立法者的预期.从法律条款的表述方式和语义来看,将公司法第二十条第三款的规定解释为侵权法规范的特殊条款,似乎更能表达该条款的真实含义.     

论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主体间性向度

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主体间性是权利产生和保障的基础,被追诉人的权利问题归根结底是主体间性缺失问题.程序主体性理论一直致力于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但单一主体的立场使它陷入理论困境,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要从根本上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就要以程序主体间性理论超越程序主体性理论,塑造主体间性的诉讼文化.这不仅需要汲取中国传统文化滋养,而且要借鉴西方主体间性理论资源,并将这一理念贯彻到制度设计中去.     

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认定及从宽处罚——基于141份行贿案刑事判决书的探讨

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可以获得从宽处罚。从刑事判决书统计分析看,司法实践中对于如何认定《刑法》第390条第2款中的“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及如何对行贿人从宽处罚存在诸多分歧。正确认定“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要注意把握行贿人主动交待的时间、主动性及交待的内容;要正确处理“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与自首的关系;对“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行贿人处罚从宽时要避免与自首、坦白、立功、认罪认罚等重复评价,并明确具体如何从宽处罚。     

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规则研究

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 ,是格式条款司法规制的前提。格式条款之订入合同同样适用要约、承诺规则 ,但其要约应采纳明示原则 ,承诺可采取明示或默示方式 ,同时 ,格式条款不属于异常条款或抵触个别约定的非一般条款。我国《合同法》第39条第 1款规定了合同订立规则和效力规则。     

WTO“有关监狱劳动产品措施”刍议

近几年国际经济贸易中各国经常引用GATT1994第20条的例外条款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本国经济利益,通常情形下国际法上都有相关的内容可以引用,但第20条e款"有关监狱劳动产品的措施"在整个世界贸易法律体系中仅仅笼统的陈述了一条,对于"监狱产品"的定义、措施的适用要件、原则等都没有详细统一的论述,因此实践中各国在引用此款时发生了许多的摩擦和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