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治理视域下的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一项研究框架

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受到“现代化”、“民族—国家”以及“主体性”等思维的制约,导致研究出现诸多困境,需引入诸如全球治理之类的新视角。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之间存在着三重关系:当代边疆治理可以成为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的重要场所;全球治理可以为当代边疆治理提供新思路;全球治理与当代边疆治理间也存在着张力。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可以从“多元中心治理”、“国家认同重构”、“边界内涵变迁”三种研究路径切入,从而实现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研究的重构与转型。     

边镇治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

陆地边疆治理无疑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推进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既有研究围绕边疆治理能力何以现代化这一问题着墨颇丰,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文章将其归纳为三重路径：制度供给路径认为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得益于宏观政策设计;组织建设路径强调党、政府和军警组织的建设是推动陆地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力量;社会动员路径则着眼于“本土”民众力量的积极作用。上述三重路径颇具启发意义,但仍有商榷的空间。新时代以来,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路径表现为以基层治理带动边疆治理,边疆的乡镇是提升边疆治理效能的重要主体。在此基础上,未来边疆治理能力的提升需要在坚持和深化基层党建的基础上,激发乡镇活力,以资源下沉与赋权增能优化边疆基层整体治理效能,不断探索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基层治理体系。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中国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转换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深受传统权力本位逻辑影响的中国乡村治理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交互作用下陷入转型困境。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逻辑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逐步进入现代转型,并取得了突出治理绩效。由于时空境遇的新变化和新特征,新时代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有效应对传统因素和现代理论的双重考验,以开放视野和辩证思维分析乡村治理现代转型的核心问题,及时回应时代变迁和群众关切,切实将中国乡村治理的理性逻辑落定于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坐标系中。     

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系统逻辑

进入新时代新征程,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的形成,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需要从经济维度系统研究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政策逻辑。在历史逻辑方面,逻辑起点是推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逻辑脉络是经济现代化下生产力由数量向质量的更高维度演进来推动经济、社会和治理现代化的三维协同,在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以整体发展观和人本逻辑遵循重构现代化的新格局。在理论逻辑方面,逻辑框架涵盖“客观必然性—目标导向—发展型式”三个基础维度,即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导向、以创新驱动高质量生产力的形成、以工业化为主线的四化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经济与政府治理的制度均衡。在实践逻辑方面,要以整体发展观开拓发展思想的新境界、以社会主义现代性替代现代化传统型,同时构建数字经济赋能生产力质量提升机制、经济结构升级赋能新发展格局机制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能力有效提升机制。在价值逻辑方面,要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足点,坚持社会主义价值原则,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价值判断,同时推动以共同体价值为基本遵循的共同现代化。在制度逻辑方面,推...     

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表现为对政府行政审批权力的改革和下放,实质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构政府市场关系,因此,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必然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力抓手。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市场关系优化与重构需要面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要求,针对改革过程中存在的政府权责困境、组织监管困境和行政管理信息化困境,从思想观念转变、组织队伍建设、制度标准建设和协同治理结构优化方面解决现实问题,不断推动国家行政审批制度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国家治理的模式转换与逻辑演变——以环境卫生整治为例

运动式治理、项目化治理和合作式治理都是为克服常规化治理资源匮乏问题而设计的。本文以新中国不同时期的环境卫生治理为案例,分析国家治理逻辑的发展变迁。文章从科层化—社会化和控制—激励两个维度将国家治理模式分为四种基本类型,指出三种模式的依次转换源于资源动员机制。尽管三种模式的逻辑各异,但都需要实现合法性和有效性的统一。改革开放以来,项目化治理已经替代运动式治理,成为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但是项目化治理面临多种困境,由项目化治理向合作式治理转变,是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突破路径。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论中国当代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底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现代化是将社会主义制度植入边疆并将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它走了一条与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成功道路，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边疆治理模式。1949年，中国共产党将人民理念根植于边疆治理之中，由此人民治理方式应运而生。人民治理可以视为边疆民族地区治理现代化的底色，高度概括了当代中国边疆治理现代化的基本经验。中国当代的边疆治理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充分凸显人民治理这一底色的基础上不断吸纳改进各种优秀治理办法的结果，是多层次、立体式的边疆治理策略体系。     

数字下乡“最后一公里”困境及其路径优化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重点和必由之路,数字下乡成为国家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国家主导和行政化推动的数字下乡,遵循科层本位和技术中心主义的运作逻辑,偏离了乡村社会整合与数治秩序再造的目标,在增强国家对乡村社会行政控制的同时,面临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适配性问题,造成数字下乡而乡村不动的“最后一公里”困境。数字乡村建设不仅是数字技术在空间上进入乡村社会,更需要在机制层面嵌入乡村社会治理体系,数字技术赋能国家、农民与社会有效连接,激活乡村自主性力量,达成行政控制与社会自主的均衡,促进乡村社会数字化整合和数字治理秩序重构。新时代数字乡村建设要立足农民主体地位,发挥乡村社会自主性力量,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基础的有机适配,构建以人为核心的乡村数字治理秩序。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国家治理逻辑进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维度和重要内容。立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与世界现代化新态势,依循“因时而进、因事而化、因势而为”的逻辑进路,在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深度耦合中治理问题和挑战得以妥善解决和应对,中国式现代化也得以推进拓展并形成科学严密、特色鲜明的系统特征。具体表现为,党和人民在历史和现实的有机统一中,标定中国国家治理发展新方向,明确治理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新要求,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根基;在目标引导与问题导向的辩证统一中,破解全领域治理难题,提升国家治理整体效能,增强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在本土化与国际化的一体发展中,全面打造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优越性,凸显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贡献人类文明进步的中国智慧。中国式现代化彰显出自身的科学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展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图景,为后发国家摆脱现代化困境提供了新的启示借鉴。     

税收治理现代化：逻辑建构、现实困境与未来取向

税收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题中之义。价值观念、组织体系、制度规则与技术理性,在改造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也塑造了与之相应的国家形态与治理模式,形塑了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的底层逻辑。税收治理现代化在根本上受制于效能逻辑,税收治理效能依赖于税收治理能力,而税收治理能力来源于价值、制度、组织与技术等结构性要素的相互协调。当前,中国税收治理现代化进程面临价值之偏、组织之弊、制度之困、技术之殇等四大难题,破解这一系列难题成为实现税收现代化的关键。未来,应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性,妥善解决组织战略、组织激励与组织约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完善税收治理规则体系,改进和创新税收治理手段,更好发挥技术的驱动作用,以税收“共治”“善治”“法治”和“数治”推动税收治理现代化。     

推进现代化与转换经济增长方式

从实现“小康”到实现“现代化”不单是量的扩张，更是质的飞跃。它要求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方面都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从经济增长来看，现代化需要一个全新的方式，即优化的产业结构、不断提高的经济效益和产品质量、科技进步作用的不断发挥、人民生活质量的逐步改善。而转换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是从粗放经营为主转换到集约经营为主。具体地讲是：开拓思路，按照现代化的要求组织经济运行、推动经济增长；强化产业政策，逐步构筑适合现代化的产业体系；转换企业机制，为国有企业解困，为非国有企业添劲；培育科技进步机制，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开辟通道；对外开放也要转向提高质量和效益；等等。     

国际环境法主权规制研究：义务本位的规制路径及其实现方式

国际环境法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传统的“绝对主权”与全球环境治理一体性之间的冲突，建立在权利本位基础上的主权让渡理论无力解决国际环境法中国家主权规制不力的问题，也难以促进国际环境法体系适应全球环境问题变化所需的良性变革，让渡主权会破坏主权的完整性，降低主权国家治理环境问题的效率，并且缺少接受让渡的适格主体。应当在维护国家主权权利完整性不受侵犯的基础上，确立国际环境问题治理规则体系的义务本位，并在义务本位的基础上要求国家主权接受相关国际法规则中的义务约束。义务本位的确立应当重视国家责任制度，注重发展一般性义务规范及其国家责任，还应重视一般国际法体系的建设，在法律模式选择上，不盲目追求“强制度”路径，以“弱制度”“强约束”的目标效果指导国际立法实践。     

公共议程设置的适应性转换何以实现?

伴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入发展，多元主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逐渐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议程设置的动态转换机制研究成为焦点。通过“二阶多源流框架”对公共议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生活与治理高度互嵌的基层场景中，公共议程设置目标的实现往往要经由二阶适应性转换。这种转换以一阶议程的推进基础及其经验教训为逻辑起点，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发挥、社会政治资源的开发利用以及经验共识的拓展迁移为前置要素，通过信任、学习与网络发展等关键机制，进而实现深层交汇的成熟“三流”。社区商居冲突治理典型案例的分析可以验证基层公共议程设置适应性转换的实现逻辑，进一步探讨公共议程设置转换的逻辑框架，提炼“中国之治”思路创新和环节优化之策。     

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意蕴、内涵与路径

推进新时代中国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边疆稳定、发展以及强盛边疆方面具有多重意蕴;梳理"边疆治理""中国边疆治理体系""边疆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核心概念,是在理论上建立中国边疆学的学科体系、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内在要求;在实践上,未来边疆治理应着力实现"五力并举、富边强...     

超越西方治理与走向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

治理理论兴起于西方政府与市场“双重失灵”的历史背景,它不仅具有强烈的西方色彩,渗透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而且也面临着新的“治理困境”。从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来看,治理与统治具有本质同一性,只是前者表面掩盖了统治职能而突出了管理职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概念,国家治理植根于中国国情与改革实践,是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它不仅是对转型时期各种社会问题的主动回应,还是对政府、社会、市场关系的深刻反思与重构,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最新发展。对比中、西方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具有优越性,更具改革价值。要超越西方治理,必须牢牢坚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开辟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现代化之路。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治理逻辑与路径选择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集成,在国家治理中发挥了显著的治理优势,蕴含着丰富的治理逻辑。在推进国家治理效能转化进程中,具有复合治理机制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依靠自身的制度优势,通过价值引领、机制供给、要素整合实现在治理程序、治理过程、治理结构方面的效能转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实现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效能转化,应进一步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强化民主治理主体能力、提升民主治理程序制度化水平、探索民主治理技术创新,以增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势,为国家治理效能持续转化供给动力,以此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高质量发展。     

提升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能力是现代民族国家中政府能力的核心要素。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政府社会治理能力建设具有特殊性,具体表现在治理环境复杂性、治理主体民族性、治理任务艰巨性。与此同时,面临着社会治理物质基础薄弱、制度供给和执行力不足、治理理念转换迟缓、治理手段单一、基础社会治理乏力等问题。因此,必须从维护边疆发展稳定、建设富裕民主和谐文明的云南的现实出发,认识云南边疆社会治理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探寻制约云南边疆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中的瓶颈和障碍,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实现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现代化和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的可行性路径,促进云南边疆发展与和谐稳定。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