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国元曲研究——以东京帝国大学的《西厢记》翻译为中心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东京帝国大学建校以来具有师承关系的几位代表性中国学家——冈岛献太郎、笹川临风、森槐南、久保得二、盐谷温以及仓石武四郎、长泽规矩也等人,对《西厢记》展开了持续的翻译与研究。他们的研究具有特定的学术谱系,这种研究在日本的中国戏曲小说研究谱系之中也具备不可或缺的地位。从日本近代以来的中国学研究视阈来看,其在近代日本中国学学术建构中也具备开创性作用。     

鲁迅与现代汉语诗歌——以《我的失恋》为中心

《我的失恋》在《野草》中一直不为人所注意。文章通过对此诗的剖析,认为鲁迅的这篇作品实际上关涉两个重要问题:当时流行的新诗为什么不能算作诗?它们和传统诗歌有着怎样的关联?并以此揭示鲁迅对现代汉语诗歌的认识。     

试论作为文化符号的素描——以《达·芬奇素描手稿》和《天工开物》为中心

素描在绘画艺术中,具有广泛的基础性功能,同时也可作为独立的艺术品存在.但这还不是它的全部意义,通过阅读、观看<达·芬奇的素描手稿>和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可以体验到素描的另一类作用,这是一种通过对山川、地貌、人体器官和各种器械的记录而记载事物和传承文化的功能,它既是对客观世界的描绘和对事物的认知力.     

伍尔夫小说中的生命常态与哲理主题——以《海浪》为中心

在弗吉尼亚·伍尔夫创作的九部长篇小说中,《海浪》无疑是最为艰深的一部,这部高度空灵、抽象化的作品融入了作家对生命、生活、艺术的所有感悟。小说中六个青年男女的生命历程,既代表了芸芸众生,同时又代表了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不同侧面。中心人物伯纳德不仅是集体意识的代表,同时还是作家的人格面具。作品在以大海为代表的宏观自然的观照下,展现了作家对人生经验和生活本质的探索。     

温日知《屿浮阁集》的文学价值——以诗歌中的自然描写为中心

《屿浮阁集》是明代陕西三原文人温日知的诗赋集。集中含赋作四首,余皆为诗歌。总体看来,温日知诗歌情感真挚、语言质朴,与当时公安派的诗歌趣味相契合,尤其于自然描写最擅胜场,大量写景秀句体现出其在炼字、琢句、修辞、意象经营等方面的自觉追求。     

宣颖解《庄》方法研究——以《南华经解》为中心

宣颖的《南华经解》是“清人解《庄》中不可多得者”。在解《庄》时,宣颖主要运用了两大方法：一是以文解《庄》,强调“由文理而及义理”的注解方法,力图从整体上理解和把握《庄子》的基本宗旨;另一种方法是强调以儒为宗,通过融会儒、释、道,揭示《庄子》的思想内涵。     

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人物叙述机制——由周梅森《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引发的思考

周梅森的两部改革题材现实主义长篇小说代表作《人民的名义》《人民的财产》,与此前的改革题材长篇小说不同,“块茎状”、多元中心主义“复式”文本结构模式,带来的是主要人物由一元化趋于多元化,显示的是改革阻逆力量虽一度存在甚或曾经较为强大,却无法阻碍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与企业的正向发展;改革历程虽愈显艰难曲折与复杂,却也从侧面衬托出发展的可贵与不可阻抑,愈加显现维护改革以及拥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面主要人物的正向领导力、执行力。小说关于“反面人物”与“类反面人物”的叙述机制,是这两部小说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与维度。运用福斯特的“扁平人物”观与“圆形人物”观,可以解析两部长篇小说当中的人物尤其是次要人物、小人物的人物叙述机制。这些都为该类题材的小说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能给予当代文学创作以有益的启示。     

坊刻的传播方略——以《西游记》为中心

坊肆以射利为计,故以商业的眼光选本刻印,而且在售卖时利用插图、评点等方式积极促销,有力地推动了刻本小说、戏曲文学的传播,亦推动小说、戏曲研究成为明清之后的显学.     

文化、空间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以严复《天演论》为例

空间是一种文化建构,不同的文化领域利用空间的文化符号性和象征性以表达各自的文化意蕴.严复《天演论》中“优胜劣汰”“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等构建的文化空间想象,引发了晚清志士强烈的空间危机感和救亡图存的使命感,激发了民族国家的危机意识.审视“空间”与“中国现代性”的关联,以此界定被译介的现代性所呈现的文化空间意义,及其赋予空间的生命意蕴和文化内涵,也反映了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简论李佩甫创作思想的嬗变——以《金屋》和《城的灯》为例

本文以《金屋》和《城的灯》为例,着重从城乡两元对立中的情感与价值取向、对罪恶之源的思考与追索、对人类精神救赎之路的探求等三个方面分析了河南作家李佩甫近几年创作思想的发展与演变,并指出这一演变对作家自身和推进中原地区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诗经》评点与《诗经》传播——以晚明时期为中心

《诗经》作为儒家的经典,有关它的研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而明代万历以后更是出现了不少评点作品。这些作品长期被一批学者视为旁门左道,遭尽非议,但实际上它们为《诗》学闯出了一条新路。由于它们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顺应了学子的应试需求,而且其批评样式具有特别的亲和力,所以在明清两代还是有一批有识之士乐此而不疲,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欢迎,为《诗经》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是中华民族珍贵的《诗》学宝藏与文论遗产,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与研究。     

宋初的嫁妆立法——以《宋刑统》为中心

本文以《宋刑统》中与嫁妆相关的法律文本为切入点,对户绝家庭和非户绝家庭里在室女、归宗女、已嫁女的嫁资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对完善我国现今的婚姻财产立法有所裨益。     

论奥斯特小说情节的偶然性——以《纽约三部曲》和《月宫》为例

果律在小说情节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美国当代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笔下,因果律不再受到尊重,偶然发生的事件比比皆是.奥斯特的小说<纽约三部曲>和<月宫>就揭示了奥斯特小说情节的主调即偶然性.通过分别检视这两部小说的开端、发展与结尾三部分,进一步揭示了偶然性是奥斯特小说情节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宋初的嫁妆立法——以《宋刑统》为中心

本文以<宋刑统>中与嫁妆相关的法律文本为切入点,对户绝家庭和非户绝家庭里在室女、归宗女、已嫁女的嫁资之法进行了深入分析,希望对完善我国现今的婚姻财产立法有所裨益.     

葛浩文方言翻译规范研究——以《蛙》为例

本文以莫言《蛙》中的山东方言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葛浩文译本中方言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描述译者遵循的起始翻译规范,解释译者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葛浩文比较注重方言的可接受性,这主要是受译者自身翻译诗学、主流的翻译规范和目标读者的定位等方面的影响。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以《左传》为中心

春秋时期楚人的南土观念,是楚人在春秋时期形成的地理思想观念,是对南方政治疆域空间的体认。随着出土文献的涌现,楚民族的北方起源与向南迁徙的历史得到了印证。《左传》书写中,楚民族的北方记忆铸就了楚人对征服北方的渴望,艰辛的南徙与创业经历促成了楚人对南土的地域意识。楚人效仿周王朝的都城格局,多次迁都以适应楚国在南方的扩土进程,且统一都城"郢"之称谓,使之成为镇抚南土的政治威权空间。《左传》对春秋时期楚人南土观念的地域意识、核心都城以及整体政治疆域空间的三重书写,体现了《左传》文本对于春秋时期诸侯征伐所致的地缘政治结构的理解与构建,亦反映出南北对抗的背景中楚人借鉴中原文化的政治理性精神。     

唐代小说的虚构性质——以裴《传奇》为中心

唐代小说开始出现有意使用虚构手法的现象。其虚构手法可分成两类:第一种是为了将故事情节趣味化的虚构手法,第二种是作者将心中所思所想具象化而使用的虚构手法。唐代小说可区分为三类:一是继承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的作品,二是盛行于中唐时期以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作品,三是汇整于中后唐时期的一系列小说、笔记作品。裴铏《传奇》大体属于第三类,是以展现诗才、史才、议论之才为目的而编写的,它所运用的是单纯的第一类虚构手法。《传奇》采用了不少六朝小说、笔记等作品中的情节,但对其内容表示否定的态度,同时又对唐代第二类传奇小说表示一半肯定、一半否定的态度。     

“湘军”概念的演变——以《湘军志》《湘军记》为中心

本文认为湘军定义的演变,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指代曾国藩以湘乡勇为基础创立的新军,湘军(或湘勇)中的湘是湘乡的简称。第二,经过《湘军志》的书写,湘军定义扩大为出身湘中的将领以曾国藩所创营制,招募湘中官勇成立的新军的总称。第三,经过《湘军记》的书写,湘军成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湖南籍军官率领的军队的统称。     

谷崎润一郎的译介在中国——以《细雪》为例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文学的翻译进入了第二个高峰.尤其是对于唯美派作家谷崎润一郎作品的译介,出现了一些可喜的成果,但同时又反映出一些问题.实际上,翻译介绍外国就是对本国的再发现、再认识、再促进.当下日语翻译乃至外国文学翻译的兴盛,无疑对世界文化的交流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