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遵华制”语境下的《大明律》--论朝鲜太宗时期《大明律》的适用

朝鲜太宗时期,“一遵华制”已成为王朝的主导性话语。在此语境下,“华化”政策加速推动,制度的“华化”是其中的关键,在法制领域便是推动《大明律》的深入适用。然而,朝鲜官员们对《大明律》这一外国法律体系非常陌生,难于理解与掌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鲜人重启了翻译《大明律》的工作,同时还以发布权威解释等方法厘清律意,并对《大明律》本身存在的问题加以修正。与此同时,太宗还先后在官僚群体与普通民众中开展了推广与普及《大明律》的运动。然而,《大明律》作为一种外国法体系,与半岛的“土俗”存在张力,受到了民众的抵制。为此,太宗君臣不得不对《大明律》中一些与本国土俗、国情不合的条款做出变通,使之具有适用性。“华化”进程就是在这种矛盾冲突的情况下,不断开拓自己的道路。     

从《大明律》的制定看朱元璋的法制思想

《大明律》是我国封建法律制度史上一部有代表性的法典。从《法经》到《大清律》历代成文法典的权衡比较来看,留存比较完备而又有代表意义的,主要有《唐律》、《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宋刑统》主要是照抄《唐律》,《大清律》是照抄《大明律》,实际上只有《唐律》和《大明律》是真正独立的“典范”。人们一般都肯定《唐律》是我国封建法     

《大明律》在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史上一部影响最大的法律。它的主要内容包括以安民和绳顽为立法宗旨,主张惩治与教化并举,强调以礼为本,由重而轻。从其内容来看,它对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起到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作用,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发展的里程碑。它在重视普法教育和严惩贪官污吏等方面,对我们构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有着较好的借鉴意义。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论韩国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

韩国朝鲜朝文人注解《洪范》,重大法之施行与演绎,显示出了别样的解经特色.他们利用箕子之道来捍卫儒学道统、彰显义理精神,又通过《洪范》经文来阐明理、气、心、性之关系.如此这般,都只为政教而服务,是《洪范》学应用于世的表现.①除此,朝鲜朝学者还将《洪范》九畴分门别类加以细化,用阴阳演范,以象数说经,使《洪范》大法流于旁门小道,非解经之正轨也.可见,朝鲜朝时期的《洪范》学,有创获之举,亦有偏失之处.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朝鲜时代科试律赋考述

朝鲜时代的科举考辞赋,其体式有古赋、律赋、六言体.相对而言,律赋在科举考试中所占比重最小,留存作品也很少,因此,律赋成为科举文体的事实及其施行过程很少被人研究.其实,朝鲜时代自明宗朝开始就兼考古律赋,朝鲜末期的别试亦时而考律赋.朝鲜时期的科试律赋既继承了唐宋程式赋的特点,又具有其自身特点.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春香传》是一枝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娇艳之花

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在漫长的睦邻友好的历史长河中,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极为密切.据《三国史记》记载,在唐文宗时新罗就曾经派遣上百人到唐朝留学.这些人学成后归国,无疑对中朝文化的相互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春香传》这部朝鲜古典名著、朝鲜民间文学的杰作就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略论明代法律形式的变革——以《大明令》为中心

《大明令》与《大明律》是明代的重要的立法,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明代初期的律令体系。随着明代社会发展,以《大明令》为代表的“令”的地位不断下降,就其效力而言,在法律适用中也有特殊要求。明中叶以来,“例”与“会典”的出现与编纂对传统的律令体系形成了较大冲击,传统法律形式中的律令体系逐渐让位于“律例——会典”体系;其从“政令”到“法例”的变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法制由“行政化”向“司法化”的演进。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西游记》与明律

明代小说《西游记》描述人神与妖魔相斗，往往征引“律条”指斥对方。对照《大明律》等文献，可知小说所援引者有的同明律完全相合，有的虽未直引律文但于律有据，有的则系依照律文直接或间接类推，有的是定罪有据、量刑偏重，也有的是似是而非、戏说律文。对此类文艺作品仔细考，当有益于扩充法史资料的发掘范围     

朝鲜诗家对《列朝诗集》的接受与批评

因为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存故国之思",又选录了一部分朝鲜诗歌,且其中的主要诗学思想也得到朝鲜诗家的认同,所以当其传到朝鲜半岛后,受到了广泛而深入的接受与批评。朝鲜诗家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和辩证的目光接受了《列朝诗集》的文本,并给予了肯定的评价,同时也指出了《列朝诗集》选录、考证方面的瑕疵,并进行了修正,还对其中的诗学思想及诗论给予了肯定或指责。这种接受与批评既是中国经典作品在朝鲜半岛传播并产生较大影响的重要案例,也是两国诗歌、诗学交流的有力见证。     

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与动态结构——一个大问题,两个小例子

清代律典虽说是直接详绎《大明律》的产物,但由跨王朝的宏观视野来看,它至少是战国李悝《法经》以降历朝历代修律成果的结晶.经由顺治、康熙、雍正与乾隆四朝持续近百年的不断完善,至乾隆五年,《大清律例》终于告成刊行.至于定例,整个清王朝都在不断修订扩充,成为因时因事发展法律的重要方式.清代中国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可概括为一事一例;它的动态结构,包括情理→律例,这是立法环节;律例→待审案件→情理,此乃司法过程;成案→通行→定例,可谓准立法程序.这一法律体系的基本特点,乃情理与律例永远处在开放的循环过程之中.《红楼梦》所述"探春断事"虽属"家法"的运行,但与《康熙起居注》所载"康熙折狱"对比分析,可清楚地探知清代法律体系的形成机制、动态结构及其特点.     

著名朝鲜史学专家──姜孟山教授

姜孟山教授,１９３９年７月２６日生于吉林省和龙市．１９６４年毕业于延边大学历史系。当年到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工作,１９７２年调到延边教育出版社当编辑,１９７８年调到延边大学工作至今。其间,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５年,在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进修,从事朝鲜封建社会土地制度和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制度比较研究。１９９５年８月至１９９６年２月,在韩国高丽大学研究百济与中国各朝代的关系问题。１９８９年访问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和筑波大学,参加了多次国际学术会。长期以来,他从事朝鲜历史、中朝关系史、东北地方史研究工作。主讲朝…     

从核试验到《共同文件》——美朝政策立场转变探因

朝鲜核试验标志着当前半岛核危机发展到顶点,《共同文件》是六方会谈因应危机而取得的最新成果,意味着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核试验和《共同文件》构成了朝鲜半岛核危机发生和处理的一个过程,其间包括美朝双方的种种外交折冲和博弈。本文以朝鲜核试验为背景,分析了美朝政策立场转变的原因,指出六方会谈不仅是迄今和平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唯一途径,而且将成为日后协调东北亚各国关系、破解地区安全困境的机制性基础。     

封建社会“刑、法、律”分期说质疑

《学术月刊》1979年2期载有钱剑夫同志的《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律家律学律治而无法家法学法治说》一文,把清以前的中国法制史分为“刑、法、律”三个阶段。这种观点相当新颖,文中并提出具体史料进行了论证。初读起来感到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想,又感到存在不少疑问,特提出来商榷。     

《洪武正韵》在朝鲜朝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中的地位及影响

朝鲜朝(1392—1910)引进和翻译中国韵书,积极推行以《洪武正韵》为汉语官话“正音”标准的中文教育。朝鲜朝从官方层面将《洪武正韵》列入蒙童学习书目及科举考试科目,翻译《洪武正韵》,刊行《洪武正韵译训》,构建汉语官话“正音”韵书编撰的标准范式。《洪武正韵》曾对朝鲜半岛的汉语官话“正音”教学产生过深刻影响,推动了朝鲜本土化汉语“正音”韵书的刊行,是汉语国际教育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19世纪末对朝海上贸易中的中日航运力量对比

随着1882年《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的签订,中国和朝鲜两国间封禁200余年的海上贸易得以开辟。及至甲午战前,中朝海上贸易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然而与日本在朝鲜近海的航运力量相比,中国航运业的发展不仅缓慢,而且力量薄弱。航运力量的不足,不仅使中国在与日本争夺朝鲜近海商业制海权的竞争中失利,而且也使华商在与日商的贸易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成为中朝贸易始终落后于日朝贸易的重要原因之一。     

清代蒙古族大臣柏葰出使朝鲜纪行诗研究

纪行诗在清代诗歌创作中占有一定的比重,蒙古族诗人柏葰著的《奉使朝鲜驿程日记附诗》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种。柏葰出使朝鲜沿途所写诗作描写了作者出使朝鲜一路的所见所感,给我们真实地再现了清代中国边疆和朝鲜的风土人情和自然风光,在朝鲜一些名胜,柏葰还抒发自己的怀古之情,并与一些朝鲜大臣互相唱和,这些诗歌为我们今天研究十九世纪中叶朝鲜的情况以及中朝文人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